空难幸存者的恶梦，「登机时，就感觉那架飞机很凉」

创业 2025-01-26 08:22 北京

一群隐形的空中幸存者，

彼此孤立，互不提及，又各自背负。

文｜马拉拉陈彤

编辑｜赵佳佳

来源｜南风窗（ID：SouthReviews）

封面来源｜Unsplash

每天，全球的航班次数为10万到20万次，这意味着有百万级的人口在空中穿梭。乘坐飞机出行早已不再是少数人的出行方式，它变得和大多数人息息相关。2024年是全球航空行业回暖的一年，但这一年并不算太平。

2024年开年的1月2日，日本航空JAL516次航班在东京羽田机场降落时与海上保安厅的一架飞机在跑道上发生碰撞并起火，事故发生的18分钟之内完成了全飞机379人的安全撤离，但海保飞机上5人死亡、1人重伤，这成为开年的第一个大新闻。

年尾12月29日，由泰国曼谷起飞的韩国济州航空7C2216号航班在韩国全罗南道的务安机场降落时坠毁。飞机连挂多次“Mayday”信号，试图以机腹着地自救，但依然无法阻止除2名乘务员获救外，包含乘客和机组人员在内的179人遇难。

1月4日，韩国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务安飞机失事现场进行调查工作/图源：新华社

有些航空事故幸运地没有造成伤亡，但是原由荒谬。达美航空的一架波音757型客机在起飞滑行期间，前起落架一个轮子突然脱落，滚出了跑道。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MAX9型客机在空中飞行时，应急舱门因缺少4个关键螺栓发生脱落……《航空知识》杂志整理了2024年的全球十起重大航空事故，在文章的开头，它写道：“2024年的航空史页，在天际线留下复杂辙印。”

2022年8月，《她的空难和她》中文版出版，作者是1971年秘鲁空难92名乘客中的唯一幸存者，事情过去几十年，她还是决定将经历诉诸文字。去年，我在纪录片《空中浩劫》的某视频评论区发现了几位事故幸存者，其中一位在回应别人对事故发生的误解。我意识到有这样一群隐形的空中幸存者存在，他们彼此孤立，互不提及，又各自背负。

有人经历了“粉碎性骨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再次换取生命，有的遭受轻伤，但这件事情多年后仍然埋伏在记忆里。一位1990年代遭遇迫降的幸存者，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在博客上为新闻里每一次严重航空事故的受害者祈祷，哪怕博客网站的评论、转发功能都已经不再提供服务。普通人无法比他们更关注航空安全、更渴求航空安全。

那一瞬间

2019年的12月27日，家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王雨安要去首都努尔苏丹出差，给客户送东西。早上五时多，她稀里糊涂地穿上衣服就出了门，还和帮忙提东西的丈夫换了座位，她计划坐在飞机中间的位置，赶着能睡一觉。

她选择的是BekAir航空公司的Z92100航班，飞机早上7时5分起飞，是她能买到的当天最早的机票。她想赶着最早的飞机过去，送完东西就立刻再乘坐飞机回家。

上飞机之后，她开始感觉不对劲。虽然执飞Z92100航班的飞机是一架机龄超过23年的福克100客机，但对于经常在哈萨克斯坦出差的王雨安来说，那并没有引起她的特别注意。她坐过看起来更旧的飞机，连座椅的螺丝都松动了，一样是平安起落。

她当时和丈夫说的是，飞机好凉。王雨安说：“那个感觉到现在还记得，特别的冰冷，平时就算是坐飞机，好像还会有点余热。那架飞机完全没有热度，就凉凉的，全是那种铁的冰冷的感觉。”

她走去座位的时候，多留意了一眼前排一位带孩子的哈萨克女性，对方和她差不多大，抱的小孩也跟她孩子差不多大。虽然那时候天都还没亮，但是对方已经抹了口红，做了美甲，小孩子身上的羽绒服穿着也特别好看。

王雨安继续往后走，她自己的位置在安全门的那排。那天飞机刚起飞一会儿就不正常，王雨安听到以前起飞阶段没有听到过的，特别大的发动机的声音，能感觉到飞机一边在上升，一边在摇晃，震得特别厉害。好不容易飞上去几百米，飞机就开始往下掉，“噌噌地掉，一下一下地掉”。

7时22分，刚起飞约20分钟，飞机在下坠过程中撞到混凝土护栏，一头扎进了一栋二层楼房，最后坠落在一个大坑里。整个机舱没有灯，一片漆黑，有人在哭，有人在大喊。人类的身体在那样的瞬间里，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只有求生的本能。

当地时间2019年12月27日，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附近，坠机现场/图源：新华社

“那个飞机停下来了，我前夫刚好坐在安全通道旁边，他就把安全门给打开了，他跳下去，我也赶紧下去，连滚带爬掉到一个大坑里了。”王雨安回忆说。她从那个坑里爬出来之后，一直往前跑，跑到很远的一个地方才停下来。感觉脱险了，她才敢回头看，飞机从驾驶舱到机舱中间的几排已经裂开了。

飞机掉下来不到半小时，王雨安收到了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的电话，询问她的情况和是否需要帮助。再过了一会儿，机场来了接驳车。返回机场后，她和丈夫自己开车回了家，父母见到他们的时候还很奇怪，问她：“你不是出差了吗？”不到一个小时，电视新闻上开始播送此次事故。

当时和她一起逃出来的还有一些人，其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她一个人在那里不停地抽烟。王雨安当时和丈夫一起，还有个人相互陪伴。她看到女孩觉得很心疼，过去安慰女孩，她还是不停抽烟，连哭都哭不出来。

事后，哈萨克斯坦民航委员会表示，这架飞机载有95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事故导致15人死亡、60多人受伤。“后来那个女的就不见了，新闻上也一直没说。”过去了5年，王雨安还是没能忘记。

2019年12月27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附近，警察和救援人员在客机失事现场工作/图源：新华社

创伤性的瞬间，要么异常清晰，要么几乎空白。在采访里，相比于描述那个瞬间感受到了多深的害怕，更符合现实的情况是，王雨安的“感到懵”和刘台的“仿佛失去了记忆”。

2013年，山西太原的刘台刚刚初中毕业。暑假还没开始，父亲就告知说帮他报名了一个“游学团”，计划在7月从太原出发，乘坐飞机到上海，从上海飞到韩国仁川，再从仁川飞到旧金山，进行为期两周的美国知名院校的参观。

虽然有老师陪同，但那是他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国，而且去两个国家。在仁川机场的时候，刘台记得等待了很久，但之后一切都很正常。他坐在飞机靠后的舱位，和同学聊天，一起看当时流行的《爱情公寓》电视剧。飞行是那么顺利，顺利得甚至没有什么颠簸。

直到落地的一瞬间，飞机发生了“弹跳”。“你把一个什么球扔在地上，肯定要弹两下，就类似于那种感觉。”刘台说。也就是一瞬间，机舱里的灯全熄灭了，氧气面罩掉落下来，不知道是烟还是粉尘开始出现，他听到有很多人在尖叫。

刘台说：“我当时想飞机肯定出事了，就做出防冲撞的姿势，把头低下去，用手扶住座椅这样子，在那之后，它可能还在不停地颠，但是后面我也不知道是自己没有记忆了，还是没有知觉了，反正等我再有记忆的时候，已经是飞机完全停住，我起来的时候。”

2024年12月30日，调查人员在韩国务安飞机失事现场工作/图源：新华社

他当时乘坐的韩亚航空OZ214航班，在旧金山机场28号左跑道着陆时发生事故，飞机尾部撞到了机场防波堤上，导致机尾整截脱落，飞机主体机身偏出跑道，机上2名中国学生在此次事故中遇难。

恢复意识后，刘台在昏暗的机舱里循着亮光，从硕大的波音777某个残损洞口中跳下去。他感觉那个洞口离地面有2米的高度，和他一起跳下来的另一个同学当场骨折。哪怕骨折那个同学也和他一直往前跑，根本不敢停下来，直到停在开始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回头看到飞机已经彻底折断。后来，他在很多现场照片里发现，整个飞机几乎断裂成了一个U字形状。

他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那时候是北京时间的凌晨，是母亲接的。刘台说：“我飞机出事了，但是我人没事儿。”电话那边母亲太困了，回了一声：“哦。”就这样简单地，刘台挂掉了电话。

不确定性

旧金山时间下午五六时，也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六七时，刘台的父母打过去电话，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新闻，两个人当时都吓傻了。

没人会把航空事故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因为它概率太小了，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因为它的后果太灾难了，灾难到可能是无一幸存。有些航空事故情况非常严峻，但是人员全部幸存，在航空史上从来不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而是奇迹。

刘士伟是四川航空8633航班的乘客。2018年，住在重庆的他和当时的女朋友约好去纳木错看星星，为了避免去成都转机，他购买了这班直达飞机。

从2013年开始，刘士伟就开始全国、全球各地旅游，最远的旅程中，他和女朋友乘坐飞机去欧洲走了四个国家，又向东去过日本，不论是国内、国外，他都经常乘坐飞机，一直平安飞行。在2018年5月14日，他也完成了平安飞行，但他成为了“川航奇迹”的一部分。

事故发生之前的一切都是正常的。飞机正常爬升，视野逐渐变高，外面的风景从绿色的树木、森林逐渐变成横断山区。飞行进入平稳之后，女友坐在窗边突然拍了拍刘士伟。“你看，雪山。”他们俩一起看了一会儿，机舱里，空姐推着餐车正在发放餐食。

在他那个瞬间记忆的一两分钟之后，时间就以秒来计算。最先听到的是声音，飞机从前方传来巨大的响声，然后灯一下子全熄了，氧气面罩掉落，飞机高速下坠。下坠的速度太快，耳道产生严重的疼痛，疼痛感哪怕后来平安降落也没有即时消失，在刘士伟身上遗留了一两天。

图源：Unsplash

整个过程在他的记忆里是十几秒，这十几秒里，他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想，甚至没有害怕。直到飞机停止高速下坠，开始“跌跌撞撞”地飞了，刘士伟才反应过来安慰女友，在机组人员的广播下，他给她，也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

这时候，机舱异常安静了，反而能感到害怕了。在作为乘客的视角里，刘士伟记得飞机经历了盘旋，“所有的座位看起来都是非常倾斜的，飞机在绕圈圈，颠簸得非常剧烈”。也就是在这个内心窗口期，机组用广播安抚大家。

“他们说有信心有能力带我们回家。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在感觉无助的时候，有人说一句，他说的哪怕不是实话，你也能感受到一丝丝的安慰。”刘士伟说。

从后来详细的调查报告能获知，刘士伟听到声音之前，事故已经发生，飞机在巡航过程中驾驶舱风挡玻璃产生裂缝，随后完全碎裂，副驾驶一度被负压吸出机外，他听到的巨响就是驾驶舱门被气流冲击产生撞击的声音。从玻璃裂缝到平安落地前的每一秒，驾驶人员、机组、空管、塔台，甚至是军方，整个航空系统都在和死神争夺这架飞机上119条生命。

7时46分，刘士伟再次看到了平原，他甚至以为飞机可能要停在田里，但最终还是进入了跑道，成功备降成都双流机场。地面消防、救援等保障部门早已及时到位，所有乘客平安落地。

不论是平安降落的刘士伟，还是及时逃脱的刘台、王雨安，对于从空中幸存，他们都确认了类似的词语，“不确定性”和“后怕”。

刘台自我觉察到，在经历这件事情之后，自己变得更加有效率。但这种改变绝不是灾难的“功劳”，而更近似是灾难的后遗症。

“经过那件事以后，我干什么事都会觉得，都会有意外的，自己不会是那个被意外幸免的人。”刘台说，“它不是那种我经历事故后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然后付之于行动，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人生不断继续，事情得赶紧干的那种感觉。”

王雨安也提到了这种类似的感受。“当时从700米掉下来，你觉得完全没有任何人能救你，连逃的地方都没有，就等死一样。很多东西不是你能控制住的，控制不了的。像飞机这个东西，它相对而言是最保险的，但科比都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你想想，它跟新飞机、旧飞机可能都没有关系……后来我去算命，那个算命的人说我这就是命中一劫。”当时王雨安乘坐的飞机最后掉落到一个大坑里，那个坑在她记忆里目测有4米深，她摔伤了腰椎，现在依然会反复疼痛。

在成为空中幸存者之后，王雨安再一次乘坐飞机，是从阿拉木图前往阿斯坦纳，三四月份的哈萨克斯坦还很寒冷，但是她怕得毛褂子都汗湿掉了。“全身紧张，会缩到一起，没有办法，别人没办法理解你。”她说。刘士伟也是，他后来再一次乘坐飞机是前往冬天的北京，四个小时飞行，羽绒服和打底衫都被汗湿了。

刘台是在大学之后开始回溯当年发生了什么，才感受到那次事故留在身体里的后怕。有一次他去日本最南边的鹿儿岛旅游，原本准备乘坐飞机返回东京。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他突然觉得害怕，临时改变主意，选择乘坐新干线去到大阪，再从大阪返回东京，花了六个半小时去抵消飞机一个半小时航程的恐惧。

身体上遗留的疼痛、对再次乘机产生的退避、窸窸窣窣藏在生活角缝里对于“侥幸”的放弃，这些都还是只有幸存者才有资格去承受的代价。

对抗不确定性

就中国而言，2023年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6万多人，全国自然灾害死亡失踪为691人，在同一年，国际航协认证的全球空难仅 1 起，死亡人数为72人，‌但这无法稀释航空事故给社会造成的恐惧。

刘士伟说：“航空事故一旦发生的话，几乎是不能生还的，它不像我们平时自己开车，注意一点，比如不超速这些，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安全感，至少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中。但在飞机上你是无能为力的，除了等待，什么都做不了，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在经历着什么。自然灾害它也不可控，但是自然灾害发生不发生，人其实是很渺小的，航空事故和它比起来，它有人为的不确定性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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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常常滋生于“未知”和“不确定性”。购买一张机票，成为某次航班的乘客，飞机从这个城市飞往下一个城市，这是作为乘客对于航空最具象化的了解。但平安抵达这件事情，从来不只是某位机长、某个航司、某个机场单一的功劳，航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一架小飞机也能拆下几百万个零件，它天生具有坚硬的“知识壁垒”和会导致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复杂性。一个残忍的事实是，希望事故永远不发生是困难的。

现在在飞行圈颇有影响力的陈建国，在成为咨询公司老板、飞行俱乐部主理人和出版了16本航空手册的作家之前，他是一名十分专业的机长。他飞过服务大众的民航航班，还做过服务于少数人的包机服务，飞过客机也飞过货机，辗转于中国、日本、泰国、沙特等不同的国家。

陈建国这样理解社会对航空事故频发的恐惧：“一方面来说，在航空事故里绝大多数人都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要被动地去接受灾难的发生。汽车或者火车等通行方式，乘客还可以有选择性，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飞机通常乘客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人本身对于这种不可预见的、无法决定的事情，本身就会产生一种恐惧心理，尤其是对自己不确定，而且还未知的领域有天生的恐惧。

12月30日，遇难者家属在韩国务安飞机失事现场附近哀悼/图源：新华社

还有一方面就是，航空事故通常是被大家重点关注的。假设某种型号的汽车全球卖了100万辆，它一天可能会发生几十次事故，如果每一次它发生事故都被关注到，自然而然人也会产生恐惧心理。而现在，全球所有的航空事故几乎都被关注到了。”

在他自己多年的飞行经历里，惊险的次数也不少。最惊险的一次，是在他25岁的时候，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副驾驶。夜间，飞机在4000多米高空以600多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航行，突然有个东西，大概是一只鹰，正撞机头，发出巨大的声响。“打的声音非常大，但是打成啥样我们不知道，这个也是未知的恐惧，但是还好发动机是转的。”陈建国说。后来平安落地后发现，那只鸟把飞机的雷达罩都打穿了。

还有一次陈建国在准备起飞的过程中，发现飞机有一个发动机失效了。但这件事情就不像那次鸟撞那么害怕，因为能看得到，能直观地知道后果是什么。

飞得久了，处理不确定性的经验丰富了，陈建国现在给年轻飞行员做培训的时候会说：“只要我往后拉杆，飞机抬头，向前推杆，飞机低头。我往左转，它飞机跟着左转，往右转它跟着右转。只要我加油门，飞机增速，收油门，飞机减速，就说明飞机还有基本的飞行能力。只要飞机还有基本的飞行能力，那么（不确定性）对于老飞行员来说，就不会是致命的灾难。”

以陈建国的经验看来，2024年虽然不是一个航空史上会因为安全而留下记录的一年，但也并不会成为因为事故频发而留下记录的一年，它只是正常年份中的一年。虽然航空事故出现了多次，但全球航班次数是成倍增加的。事故频发这个印象形成也因为，2024年的事故都发生在会被重点关注的区域。

他知道，飞行的不确定性总是存在的。例如，因为没有人可以预料到在空中会发生什么，所以给飞行员进行的关于事故处理的培训被称为被动处置。被动处置里面有一项内容会教授当发动机失效应该如何处理，但不会教授极端情况下发动机全部失效要如何处理。

“飞机上有个叫容错的概念，把小于10的－9次方（亿分之一）可能性的事件，我们称为不可能事件，比如波音737的两个发动机同时失效。一台发动机失效的概率，大概是10的－5次方到10的－6次方，两个发动机同时失效的可能性大概就在10的－10次方到10的－12次方。全球两个发动机失效的情况有没有发生过？有。但是系统不能以10的－9次方这种极小概率事件来去运行，要这样运行的话，就没法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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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整个航空系统就像“夸父逐日”一样，在不停地给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的航空安全漏洞打“补丁”，全球的航空安全在血泪里进步。微观层面，飞机起飞前不停在广播中播放的、安全须知里记载的，比如系好安全带、关掉电子设备开启飞行模式、禁止吸烟、禁止随身携带超过 100 毫升的液体等等规定，几乎每一条都是来自生命的教训，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排查。个人按照规定乘机，有的时候真的能够救命。

其实民航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标准化的适航规章体系，整个系统在多年的事故里一次次总结经验，沉重地向前走。目前，美国的联邦航空规章（FAR）、欧盟合格审定规范（CS）和中国的中国民用航空规章（CCAR）是世界上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适航规章体系。

2023年8月23日，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停机坪上，东航机务检查飞机的起落架

比如中国就规定，“宽体机、窄体机人机比为81和51”“机务维修人员的工时管理，规定其每天工作8小时，需加班的每月最多不超过36小时”“机组工作人员血液中酒精含量，以重量为计量单位，不能达到或超过0.04%”……尽可能细致地标准化、程序化，是针对不确定性最有力的手段。不仅如此，作为全世界航空安全排在前列的中国，其它的软件、硬件措施也一直在往前推进，昂贵的机场雷达已经从以前只有主要机场被覆盖，拓展到了目前几乎每一个机场都能实现雷达覆盖。

在看不到的地方，每一个国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加强航空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航空事故的发生率相比于以前是一直在降低的。飞机目前仍然是最安全的交通出行方式之一。

那瞬间之后

那瞬间之后，大家有一些共同的经历。

王雨安和刘士伟都和当时一起乘坐飞机的伴侣分开，开车的时候变得异常遵守交通规则。刘台和王雨安都会在路过高楼的时候，担心自己会被突然掉落的东西砸到。刘士伟和刘台在选择出行方式的时候，会尽量避开飞行。大家对不确定性都变得非常敏感，事故把“侥幸”从他们生命里偷走了。

那次事故是刘台人生第一次接触到死亡，被接送到机场内等待的时候，来自浙江的“游学团”鸦雀无声。他还是会提及当时急于逃生，为没有帮朋友把脚从座位下抽出来感到内疚，尽管后来空姐也很快帮助朋友逃生。

他记得那场事故里两个重要的男性，一个是在逃生的时候，飞机的豁口旁边站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大叔，他安慰大家，“It’s OK”，尽管他自己的手臂上也受了伤，在流血。后来幸存者被安置在一起后，刘台在卫生间碰到了一位穿制服的、长相有韩国特征的男人，他一直不停在哭泣。刘台猜到男人可能是机长，刘台对他也说了一句，“It’s OK”。

以上所有的一切，包括遗留的对不确定性有些过度的防备，“我也不知道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只是觉得它是我的一部分”，刘台说。但是事故发生之前和之后，的确是有一些东西不再一样了。

在哈萨克斯坦，对于王雨安来说，2019年遇到航空事故并不是她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的结束，12月27日，成为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之前，她的世界里自己总是优先级的最后一位。是剩女了，没办法，赶紧结婚，结婚了，对丈夫要顺从，工作也比她自己重要。从飞机上掉下来那天，王雨安没有给父母打电话，没有给任何朋友打电话，她写了一封短信给领导，她说：“老师，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死亡。我再也不想出差了。我也不想再为工作那么努力了。”

以前的她，工作上的事情只要她能办她就会去办，实在办不了的她也想办法办。才刚生完孩子十几天，王雨安就乘坐了三小时的航班出差，后来在办公室涨奶到胸疼，晚上整个腋下都被堵得睡不着。

“飞机上我心里想的就是我要死了，我爸妈咋办？就我一个丫头，我自己的女儿才七八个月，我这就甩手掌柜走了怎么办？我要死了，我爸妈可能就疯了，我孩子谁带？想很多事儿。”

2020年上半年，女儿一岁生日的那天，她决定和当时给自己打开安全门的丈夫离婚。随后不久，她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就职的单位倒闭，她意外地通过卖东西，挣到了一笔以前上班不敢想象的钱，在2024年开始专职做电商。

她说自己比以前的王雨安活得松快，“没有压力了，不会觉得我要去讨好某个人，我要去完成什么业绩，我要去证明自己”。但在接连不断的意外发生的当时，她感觉到真切的痛苦和茫然。“电视都没这么拍的，我说电影都没这么拍的。”

不确定性超过能够接受的程度后，王雨安近年很相信玄学，最近她在小红书上算命花88元购买了一个头像哄自己开心。

“你都经历生死了，你还想干啥？很多东西不是你能控制住的，控制不了的，你干吗要那么执着，要死要活地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人生中有些事情就是命中注定，老天爷要让你过这个劫的时候，你就没有选择，你就往前走。”她说。

前不久王雨安带自己女儿出国玩，去了土耳其，第一次让她坐飞机。五年过去，她自己还是会有些害怕，特别是起飞的时候，有时候她会喝个二两酒再登机。她希望女儿能坚强一点，为自己活。

而对于坚强，她这样定义过：“生活中有开心的事，也有不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也是要去接受的。有的时候它就是个feeling，会过去的。”

航空安全和不确定性的顽斗，就像缝补一张渔网，完善这件事情，过程残酷、繁杂又没有尽头。但它永远无法松懈，也不应该松懈，飞机不会因为任何一次事故停下，而每一秒都还会有新的乘客飞向天际。

（文中王雨安、刘台、刘士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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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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