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冀思宇 | 撰文
陈晓雪 | 责编
美籍华裔化学家、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和材料科学和工程教授鲍哲南深刻剖析了当前美国学术界在国际合作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现行国际合作政策中的规则不仅模糊不清，而且频繁变动，这无疑给研究人员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许多科学家感到困惑，因为过去允许的事情突然变得不被接受，甚至违法。”鲍哲南说。她指出，这样的环境让科研人员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应对行政合规要求，但他们难以明确区分哪些合作行为是合法合规的，哪些有可能触及政策的“灰色地带”，从而增加判断的难度和风险。
鲍哲南进一步举例说明，一些科学家因在合作申报过程中遗漏了某些细节或对规则理解不当，而遭受了不公正的指控，甚至被卷入复杂的法律诉讼之中。这不仅浪费了科研人员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更对他们的职业生涯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教授和物理学教授彼得·迈克尔森（Peter F. Michelson）领导了费米太空望远镜的国际合作，包括设计、建造和运营。他将这类问题总结为“合规性疲劳”——由于近年来政策的不断变化和合规性要求的增加，官僚主义负担对科学家的工作环境造成了压力。
鲍哲南表示，国际学术合作的初衷本是汇聚全球智慧，共同提升科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但当前复杂的合规要求和严苛的安全审查却成为这一进程的严重阻碍，不仅违背了国际合作的初衷，更不利于全球科研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国际学术合作问题上，迈克尔森的看法与鲍哲南教授一致。他表示，科学家通常选择与能够互相受益的人合作，合作的目标在于“实现共同的研究目标”。他同时表示，与地缘政治理念不同的国家合作，建立信任和个人联系对于科学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对于美国来说，即使面对中国这样的新崛起的全球大国，也必须找到负责任的方式保持开放的合作关系。
但美国的一些措施，例如“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以保护美国科研生态系统免遭窃取和恶意技术转移带来的威胁之名，针对华裔学者展开不公正的调查，在华裔学生和学者中间引发了广泛的痛苦和恐惧。虽然“中国行动计划”在实施三年多之后终止，但是相似的提案从来没有间断，华裔群体仍深感不安。
“就在最近，我听说过一些例子，比如有在美国出生的学生，他们是华裔后代，但出生在这里，却遭遇FBI上门拜访。他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有同事在校园里走动时，居然有人对他们说：‘滚回你的国家去。’但我们在这里的时间和其他人一样久，而且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是美国公民。”在讲这段话，鲍哲南一度哽咽。
她指出，一些学生和研究人员因其国籍或族裔背景遭受歧视，这种“敌对氛围”在学术界中悄然蔓延，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合作环境的恶化。她呼吁各方应共同努力，消除偏见与歧视，为科研人员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环境。
同为华裔的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特别批评了美国在科学政策上的“单边安全性导向”。他指出，美国近年来对研究安全性的过度关注和政策调整，往往忽视了“促进科学进步”这一根本目标。这种政策倾向对科学发现的开放性构成了阻碍。
黄亚生分享的一项2021年针对华裔科学家的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对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环境表示担忧，许多刚完成获得博士学位的华人年轻学者，甚至不再将美国视为首选的科研发展地。这种“恐惧气氛”不仅影响现有科研人员，也对年轻科学家的培养和未来科学发展的可持续性产生了深远影响。
黄亚生直言，如果科研的本质是突破性的发现与创新，而联邦资助往往是支持这些突破性工作的核心动力，过度强调安全会使科学家畏于申请联邦资助，无异于将削弱美国自身在全球科学界的领导地位。
事实上，这种政策失衡已经带来了直接的学术生产力下降。据相关研究，在“中国行动计划”实施后，美国生命科学领域论文的发布量和引用量整体下降了约10%，其中受影响尤为显著的正是那些最为高产的科学家。
黄亚生总结道，美国在强调国家安全时，不应忽略对科学未来的保护与促进，因为科学的发展不仅对美国人民有益，对全人类的福祉都至关重要。如果过分注重安全性却导致创新被压制，如新药的研发停滞或科研成果未能及时转化，其代价将极为惨重。他呼吁在政策制定中平衡国家安全与科学开放性的核心价值观，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害。
胡佛研究所的杰出研究员格伦·蒂弗特（Glenn Tiffert）则指出，美国需要通过更精确的数据分析和领域特定的风险评估机制，避免简单化的“一刀切”政策对学术自由造成的破坏。他强调，当前政府和科研机构应更加依赖数据驱动的决策，而不是通过肤浅的限制性措施干预学术交流。因为这种基于数据的方法能够帮助美国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维护其开放的科研环境。
毫无疑问，美国在过去数十年间，凭借其开放的科研环境和世界领先的教育体系，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全球顶尖科学家。
但是，黄亚生指出，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以及移民和签证问题的复杂化，使得美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失去了吸引力。
蒂弗特补充道，美国的科技生态正面临资金不足和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他指出，“美国不再是全球科学基础设施的领导者，也未能为学生和博士后提供足够的资助。”他认为，吸引和留住国际顶尖人才需要多方面努力，包括解决签证问题、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资助计划，以及改善学术研究环境。
黄亚生进一步建议，美国政府应重新加强对科学研究的资金支持。他指出，“美国的科技投入在GDP中的占比远低于冷战时期。这种投入不足正在直接削弱美国的创新能力。”他呼吁政策制定者与其关于“国家安全”的高调表态保持一致，通过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和建立更系统化的人才吸引计划，来增强美国的科技竞争力。
迈克尔森指出，大学在帮助学者应对复杂政策环境方面应该起到关键作用，包括学术机构应拒绝任何对研究人员或学生国籍设限的合同，以维护开放和包容的学术文化。他表示，这不仅是大学长期以来的传统，也是全球科学合作的重要基础。
迈克尔森还表示，支持通过《保持STEM人才法案》（Keep STEM Talent Act）等政策，以吸引和留住具有先进学位的国际人才，以加强美国科学研究领域的人才储备。
参考资料：
https://www.hoover.org/events/critical-issues-us-china-science-and-technology-relation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