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2日18时10分，老知青丁惠民因突发心梗过世，享年72岁。
1970年，丁惠民作为69届中学毕业生，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即景洪农场。
丁惠民起初在跃进分场当割胶工，后调入分场小学当勤务。
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技术员，自小就聪明伶俐。在云南的8年中，和所有知青一样，丁惠民历尽了知青生涯的各种酸甜苦辣。
丁惠民看去白净瘦弱，举止斯文，但在熟悉他的知青眼里，他是个颇有才干和腕力的人。
同在农场的知青回忆起丁惠民：“一次在连队，营长要处理一个知青，别人都不敢出声，唯有他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结果营长恼羞成怒，喝令将他捆了起来，吊在房梁上示众。”
1978年，丁惠民当时在景洪农场的一所学校担任总务工作，他连写三封公开信，并赴京请愿，最终实现了全国知青的大返城。
起初，有人犹豫，怕自己势单力薄，不能成功。
丁惠民便劝说道：“光云南农场就有十几万知青，全国有一千万知青，那么多知青团结起来，该是多大的一支力量？我们不是闹事，我们是要让党中央华主席了解知青的现状，了解广大知青迫切要求回城的愿望与心声！”
如今定居在重庆的丁惠民说，当时由于担任总务工作，所以有机会走遍西双版纳的各个农场，对当地的知青生活、生存状况有很深刻的了解。
一次，连长的裤子丢了，怀疑是一个男知青干的，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把这个男知青吊在了篮球架的篮筐上，然后全连集合，每人拿个棍子打三下，不论男女。
最后，这个知青被活活打死。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他们都知道，这封信的作者名叫丁惠民。
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丁惠民表示，希望领导不要忽视这些问题。
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历史的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准。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
第二封联名信已有上万名知青按手印，丁惠民在信中明确提出了知青返城的要求。
1978年11月11日，一名上海女知青由于在橄榄坝农场卫生所生产时难产而死亡，这起医疗事故引发了知青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这名不幸的女知青名叫瞿林仙，是1968年首批赴云南垦区的上海知青，1978年，30岁的瞿林仙和一位上海老乡结婚。
1978年11月13日，早有身孕的她突然预感到自己将要生产了，于是来到了农场的卫生所。
当时的农场由于地处偏远，医药设备都很落后，而卫生院也只有几个仅仅接受过简单医疗培训的赤脚医生。最终，因主治医师准备手术的途中返家饮酒，一醉不醒，瞿仙林难产而死。
瞿仙林之死因醉酒失职的医生，因条件简陋的医疗环境，更因为一代人的失落。
瞿林仙的死讯马上传遍了附近的连队，不管认不认识瞿林仙，得到消息的知青们都纷纷赶来吊唁，他们在现场痛哭起来。
一是为瞿林仙悲恸，二是在为自己所身处的悲惨境地而流泪。
知青们抬着瞿林仙母子的尸体，往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进发，随着队伍的前行，沿途农场的知青们也纷纷加入，使得抬尸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11月18日上午，数千名知青涌入景洪，当地政府派遣军警和民兵严阵以待。当时参与者的描述道：“知青们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但每个人的表情都是凝重的。”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整整开了40天。
全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传出消息，对于上山下乡的政策有所调整，今后农场职工不再列入国家的照顾范围，知青不再享受知青的待遇，而是成为了农场青年职工。这一消息的传出，知青们愤慨了。
1978年12月16日，第一批赴京请愿团出发了。
可是在途中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请愿团装着知青们募集而来的4600元经费的手提袋被人调了包。
事不宜迟，第二批赴京请愿团于12月18日出发了。
这一次，丁惠民决定自己亲自率团去北京。
1978年12月27日，丁惠民率领的请愿团终于到了北京。当这群手里拿着“我们要见华主席，我们要见邓副主席”“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横幅的年轻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立刻引起了群众的注意。
围观市民中也有不少知青的家长，当听到丁惠民等人诉说自己在西双版纳的境况时，很多人都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与此同时，由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国家农垦局局长赵凡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奔赴云南调研。
赵凡带领的中央调查组，正在云南各地调查。在动定农场，数百名知青集体向调查组下跪。
赵凡的表态让在场的知青们都备受感动：“我的孩子现在就在山西下乡，所以我也是一位知青的家长，我知道，在你们的背后站着无数忧心的父母，我会负责任地把知青的情况向中央反映。”
几十年过去了，丁惠民依然深深感谢这位老领导。
直至2007年，丁惠民还到北京看望了已经90多岁高龄的赵凡，并送去了一块写着“知青感谢您”的匾额。
1979年1月23日，刚刚从北京回到云南的丁惠民终于听到了好消息。
两天前，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发表讲话，表示不愿意留的知青统统可以走。
随后，云南省的22号文件出台，明确规定了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方法，打开了知青大返城的大门。
那一天，景洪所有的商店、餐馆都挤满了来庆祝的知青，所有的知青都处在极度快乐之中。
由于办理回迁手续的知青人数太多，有些农场干脆将公章用一根铁丝绑在了办公室的窗口上，知青们人人都可以自行去盖章。
到1979年6月，西双版纳5万多知青全走光了。
云南知青返城的消息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各地知青纷纷返城。十年知青运动就此终结。
而丁惠民却直到那一年的年底才离开，他的理由是，因为曾经给知青们一个承诺，一旦成功，他会最后一个走。
在父母的催促下，丁惠民也办理了返城手续，他并没有回上海，而是前往湖北，到了父母的工厂顶职。
后来，丁惠民与重庆知青结婚。1985 年，几经波折，丁惠民终于得以从武汉调动来到重庆，与妻子团圆。他的工作是油漆工，全家住在老城区的旧房子里。
生活中的一大亮色是：可以和他的老友、北上请愿时的“三驾马车”之一刘先国，经常见面了。
刘先国回城后顶替父亲，进了重庆客车厂的基建科，后来做到甲方代表，每天出入于建筑工地。
而丁惠民的机敏聪慧难以掩饰，他很快被借调到检察院。
然而，一板一眼、形式主义……一切都让他心生厌倦。他不愿忍受丝毫的无意义的“规矩”，最终，丁惠民主动放弃了这条世人眼中通向坦途的路。
众人对这个“怪人”议论纷纷，他半点不委屈自己，工厂也索性不回了。
后来的二十年，丁惠民也曾做过生意，这个当年的知青领袖，能够在90年代就能靠声誉、能力借到近百万的本钱。
靠着对云南一带的熟悉，他从缅甸贩进木材，拉到上海去卖，却不料刚拉进对方仓库，对方却因债务纠纷而被法院冻结资产。
若干年后，丁惠民才苦笑着悟出自己的“缺陷”：“我不适合做生意，我这种性格，连合同都不签的。”
晚年，他时常梦到在云南时的生活，然而，遗憾和悔恨多过怀念，他说：“40万亩，如果我们不去砍，保留下来，现在是多么好的原始森林啊！”
2008 年冬，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往事》栏目，将丁惠民请进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现了当年北上请愿的历史。
镜头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黄色的T恤衫，夺人眼球的是他胸前印着的“知青”两个大字。
他频频来到上海，出面帮知青解决工龄问题、社保问题、户口问题，等等。他回到云南，在那里立起一块大牌子：“知青有事，请找丁惠民。”下面留着手机号。
三十多年后，他第二次写了公开信，要求政府重视知青的晚景和待遇问题。
丁惠民办了西双版纳知青网，联系出版画册和书籍，知青有户口一类的问题，他希望登记填表、集中于他处，再通过他去上访、谋求解决。
他积极筹划中国知青旅游文化节，希望借此机会重聚知青，扩大影响。他甚至抵押了房子，换来的钱几乎尽数投入于此。
甚至妻子做家政的工钱，他也随手接济知青。
朋友劝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却说，“只有实践能检验真理”。
他还说：“我丁惠民早就不属于我自己，或者属于我这个家庭，我永远属于知青。”
丁惠民说：他要为知青争取权益，哪怕是一点点经济补偿、一点点政治待遇。他想呼吁国家层面对知青问题的重新表述。
老战友们的命运和心迹，在同心协力北上请愿三十年后，画出相离的曲线。
1998 年，胡建国住房动迁后不久，当年的“三驾马车”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别重逢的喜悦，其余的竟然是话不投机的尴尬。
丁惠民将他的生命重心，再次调回“知青”这个刻度上。
他想找回当年的“三驾马车”，看到的是避谈往事、应酬繁忙的刘先国。
后来，刘先国曾经这样劝诫丁惠民：“即便在知青中间，跟那么多的海归、高知相比，我们已经落伍了。尽管你是当年的知青领袖，但你要放眼看看而今——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你要牵头这么做，就无异于陈胜吴广，最终成功的一定是刘邦项羽，而不是你。”
2007 年春节，当年的纠察队长李长寿，面对丁惠民希望筹集捐款的想法时说：“如果是要建知青福利院，我马上把兜掏干净！”
相比丁惠民，他的做法是：在知青战友重病或有困难时，帮助联系买药、运送，尽可能解决具体问题；他不同意向知青募款，来做维权之事。
至此，分歧已不可避免。
后来，李长寿曾对丁惠民说：“你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我们的父辈好？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比我们那时候强？这说明：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
丁惠民没有吭声。
他终于还是长久地留在了那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