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谈做学问
文摘
2024-07-27 18:29
北京
一九二零年，毛泽东二十七岁。在当年六月七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谈了当时他对做学问的看法：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他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呵！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一难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近来国内到处发了丛书热，不管他动机和内容怎样，总于我这种“知识荒”的人多少有些益处。……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我想做一篇“具体，鲜明，热烈，与新运动”的文章，无闲暇构思的机会，恐怕不能做了出来。黎锦熙，湖南湘潭人，语言学家，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他比毛泽东大三岁，是毛泽东的老师和朋友，二人以兄弟相称，毛泽东有时也称黎为先生。建国后，黎锦熙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这句讲的是读书的方法，意思是：对于难理解、不好记的词语，要专门攻克，不留“钉子”；对相关的基础知识、常识，要集中补足，不留“断点”，然后再把书的逻辑主线加以贯通，这样理解就精深了。斯宾塞尔，今译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国拘》为《群学肄言》一书的第九篇。斯宾塞所著的《社会学研究法》，严复摘译名为《群学肄言》。国拘，意思是受一国狭隘范围所限；学拘，意思是受学科、学派等知识范围所限，类似于今天所说的“信息茧房”。“现代三大哲学家”，当时是指柏格森、罗素、杜威。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直觉主义创立者，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任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教授。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20年曾来中国讲学，当时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曾销售罗素《政治理想》一书。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代表人物，1919年至1920年曾在中国讲学。“、和佛学”一句，《毛泽东早期文稿》原文如此，不知是《毛泽东早期文稿》的编误，还是毛泽东手写稿的笔误，对此《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没有说明。按理，应该没有“、”号，或者没有“和”字。选自《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431-432页。原文标题为《致黎锦熙信（一九二0年六月七日）》。如需引用，请引用《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