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 | 王淦昌:让“争气弹”早日上天

文摘   2024-10-16 09:50   青海  

编者按

60年前的今天,巨大的蘑菇云从罗布泊腾空而起,“东方巨响”震惊世界。


值此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之际,为深切缅怀王淦昌、邓稼先、程开甲等九三学社“两弹一星”元勋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质,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九三学社之声”特编选王淦昌、程开甲两位原子弹研制亲历者和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三篇回忆文章,以激励广大九三学社科技工作者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主战场上建功立业,为助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


王淦昌

王淦昌(1907—1998),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核武器研究实验工作的开拓者。在从事核武器研制期间,指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代号为“596”。这是为了让大家牢牢记住1959年6月,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的日子。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切从零开始,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经过1961年、1962年近两年来的探索,我们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领着一批年轻人进行的原子弹理论设计有了突破。
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只有放在桌子上的手摇计算机。他们在做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的时候,发现一个重要参数有误差,就一次接一次地重新计算、分析,算了9次,手稿有厚厚的一大叠。
在郭永怀和设计部主任龙文光指导下,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开始了对原子弹装置结构、工艺的设计。
通过大量实验,我们对原子弹爆炸的一些关键技术开始有所突破和掌握。“17号工地”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做大型实验的要求了。
1962年9月,二机部党组给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二年计划”。
毛泽东主席看了,很高兴,批示道:“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国务院成立了15人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中有7位副总理、7位部长级干部,周恩来总理任主任。为了加快原子弹的研制,党中央专门委员会又调了一批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到我们核武器研究所来工作。
从1963年3月开始,我们所除了理论研究人员留在北京外,其他实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的工作人员都先后进入大西北的核武器试验基地。我回家跟妻子儿女告别,告诉他们我要到西安去工作,那时候基地是保密的,不能告诉外人。
基地在青海湖东边的海晏县。那里平均海拔在3200米以上,属于高寒地区,冬天很冷,风沙很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走路快了要喘气。在那里工作要忍受头晕、心悸、不想吃饭等高原反应,要克服水土不服等困难。
我常常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搞科学研究的人,特别是从事我们这个事业的科学工作者,不能怕艰苦,不能过多考虑个人生活,饭吃饱了就行,我们甚至可以过原始人的生活。”他们在背后也常议论:“王老师是科学家,年纪又最大,一点也不怕苦。”
记得在“17号工地”做爆轰实验的时候,为了作纪念,我拔了几根白头发塞在石缝中。不错,我是老了,可是,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研制工作,想着让“争气弹”早日上天。
大批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基地,一时住房紧张。李觉、吴际霖等领导带头,机关工作人员都搬进了帐篷,把楼房让出来给技术人员住。技术人员很受感动,干劲更大了。
爆轰实验在几个离住地很远的实验基地进行,我经常去。
一到试验现场,我就检查各种实验装置:雷管的质量好不好,安装是不是全部到位,还有部件加工的质量……一项一项地落实。我反复告诫大家:“雷管一定要保证质量,必须安装到位,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如果有一个质量不好,或者插不到位,波形就不好,最后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有一次,一位同志带着新研制的雷管到实验室去,在路上雷管突然爆炸了。我根据情况判断是静电积累引起的。我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验证和实验,最后证实的确是静电积累引起了爆炸。发现问题,必须立即查明原因,因为以后工作中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还需要使用很多这样的雷管。在工号现场,我和大家一起吃饭,边吃边讨论问题,有时聊聊天。我看着他们大口地吃夹着沙子的饭菜,心里十分感慨。这是一些多好的孩子啊,我从心底里喜欢这些年轻人。
19 6 3年上半年,在实验基地打了许多小炮,做了很多次冷试验(就是没有装核材料的炸药爆轰实验),取得了对爆轰实验比较完整的认识。11月20日,我们又进行了一次缩小尺寸的整体模型爆轰试验。这是一次对理论设计和一系列实验结果进行综合性论证的关键试验。
11月的基地已经很冷了,连着开了几天会,会后我又赶着到研究室、车间和试验现场去看看,不放心啊。由于劳累,我感冒了,发烧、咳嗽,血压也升高了。可是,这次试验很重要,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好。我仍旧坚持到实验基地去,进工号现场,检查各种实验装置的准备情况。
正式试验那天,我早早就到现场,再次检查验收各项工作。我要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做到周恩来总理要求的“万无一失”“一次成功”。检查完了,试验就要开始,参试人员都必须退出到现场几百米之外,可是我觉得还有点不放心,又带着几个技术人员进入工号,最后再看一看。
这次试验进行得很顺利,一看测试结果,真是好极了!仪器记录的信号全有,输出的幅度很理想,内爆波和引爆器都达到了理论设计的要求。我太高兴了,竟像年轻人一样情不自禁地双脚跳起来。这一炮解决了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技术问题,为原子弹的设计打下了可靠基础。
1964年2月,九所(核武器研究所)改为第九研究院,我被任命为副院长,仍主管生产和技术工作。这时候,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设计到生产实验,各个环节基本上都已有了经验,进入全面攻关阶段。我作为分管生产实验的副院长,感到担子很重,当时真是吃不下、坐不住、睡不着,心里总惦记着很多事情。
过春节了,511车间的同志们为一个部件的铸造任务,还在坚持奋战。我就常到现场去,即使插不上手,为他们加加油也好。102车间在进行组合件的制造与装配,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键技术工作,一定要做到保质、保量、保安全。我放心不下,亲自到现场,严格把关。我一再叮嘱他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4月,周恩来总理亲自召开第8次专门委员会会议,决定“596”采取塔爆方式,于9月10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并且要求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任务非常紧迫。原子弹研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理论方案确定之后,生产实验的各个方面,必须做到周恩来总理要求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6月6日,要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全尺寸大型试验,所以从月初就进入了临战阶段。有时天不亮我就把警卫叫起床,开车到车间、工号,严格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组织论证,或者改进,并且要随即拿出结果来。到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好拖。
6月6日这次试验,除了不装核燃料外,其他都和原子弹试验时的一样,这是在原子弹爆炸之前的一次综合性演习。试验之前,我让工作人员进行操作练兵。我提出,这次试验,测试工作要做到“一次成功,多方收效”;测试人员必须准确、熟练地操作仪器设备,“尽最大的努力,拿到最多的测试结果,该拿到的,能够拿到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拿到”。这样,可以给国家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
试验结果达到了预先的设想,“测量信号理想,试验圆满成功”。我听到这个消息太高兴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日子不远了。我想起在广东从化温泉疗养的时候,遇见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他手攥成拳头问我:“你们这玩意儿什么时候造出来?”
我说:“快啦!”
陈老总又问:“ 明年行不行?”我回答:“再过1年差不多啦!”
他听了说:“噢,希望你们赶快造出来!不然我这个外交部长不好当啊!”
朱德委员长、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特地宴请我和我妻子。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们科技人员、对原子能事业的深切关怀和期望,使我感动,这件事我至今难以忘记。
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夜深了,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总想着207车间。那里正在装配炸药部件,这是非常关键的技术工作。我起床叫警卫,开车到车间。看到工人师傅们在紧张地劳动,不叫苦、不叫累,我深受感动。我站在机床旁边,看着他们操作,心里感到踏实多了。他们都关心我,一再对我说:“王院长,没问题,我们会把工作做好的。”“王院长,你回去休息吧。”我说:“我来看看,向你们学习。”他们看动员不走我,就弄来一张行军床,让我休息。这样一直到凌晨3点多,主要的装配件装配好了,我才回宿舍休息。
总装车间在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装配时,车间周围有武装战士严格把守,无关人员不能进入。有一天,听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和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要来,群情振奋。
李工程师心头一热,在大厅门口的一块黑板上写了“欣闻首长来车间,群情振奋喜开颜”两句欢迎词。张爱萍看了,笑着对刘西尧说:“有意思,咱们一人加一句,不就是一首诗嘛。”刘西尧稍想一下说“一丝不苟加油干”,张爱萍接着说“一声春雷震环宇”。随即,张爱萍拿起粉笔,把这四句话连起来写在黑板上空白的地方。这件事很快在基地传开,对大家鼓舞很大,特别是总装车间的同志,他们连续奋战了3天3夜。
9月下旬,参加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有关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解放军都陆续到了试验现场。聂荣臻元帅亲自领导,基地司令和物理学家陈能宽具体组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座高120米的铁塔矗立在戈壁深处,那是准备放置原子弹的。围绕着铁塔,呈放射状地排列着各种效应物:飞机、坦克、大炮、民用建筑、坚固的工事,以及狗、猴子、老鼠等等,此外,还有各种测试仪器。为了保证吊运原子弹登塔绝对安全,塔上工作小组每天都要坐吊篮上塔下塔,摸索原子弹登塔时怎样才能万无一失。为了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上塔工作,他们还练习徒手爬铁塔。李觉、吴际霖和我等,也不止一次坐吊篮到塔上进行检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担任试验现场总指挥,刘西尧副部长任副总指挥,刘杰部长在北京负责前后方与中央的联络。根据试验现场的气象情况,党中央把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起爆时间定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起爆时间在技术上叫做“零时”。
15日深夜,操作人员非常小心地把核部件装进弹体里。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李觉院长一直守在现场。总装的工序全部完成之后,原子弹稳稳地吊放到转运车上,送到铁塔下面,然后进行交接。我们对原子弹一项一项认真地进行检查验收。我一边验收,一边提醒大家:“再想一想,有没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各项负责人都签了字,一切合乎要求,卷扬机启动了,缓缓地把原子弹送到塔顶,技术人员在塔上进行安装、测试,最后插上雷管,所有参加试验的人员都撤离现场,等待“零时”到来。
主控站在离铁塔23公里远的地方。李觉院长亲自掌管着控制室的钥匙,这是为了保证塔上工作人员撤离前的安全。随着主控站计数器的“零时”报出,一股强烈的闪光之后,从地面上升起一个巨大的火球,随着惊天动地的隆隆巨响,火球向上升腾,形成巨大的蘑菇云。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争气弹”爆炸成功了。观察现场一片欢腾,参试人员欢呼着:“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个个热泪盈眶,激动万分。
一群年轻人过来,围着我欢跳,我激动地说:“真有趣,太令人高兴了!”这时候,我们感到特别幸福。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人民日报》发了“号外”。北京城里沸腾了,全国人民在欢呼!
1964年10月16日,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值得自豪的日子。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成功,在世界上引起震惊。美苏核大国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会这么快造出原子弹。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们表示热烈的赞扬和支持。中国有了原子弹,使亚洲和世界和平能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本文摘自王淦昌著:《王淦昌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本刊转载时有删节,章节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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