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声音】新民晚报 | 包蕾萍等：社会转型期，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

在经济和社会都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生活中，“妇女发展”也被赋予更多层次的意义。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所说：“中国的妇女发展应当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包括职业发展、社会参与、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心理适应、政治参与等方方面面，“妇女的个人发展置于时代发展的宏观视野下，要实现‘小我’与‘大我’的同频共振”。

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家庭发展研讨会有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妇女发展”议题的论坛现场，由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心理学系副主任高隽担任主持，各领域专家与研究员展开了热烈探讨。

据统计，2023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3.7%，远高于世界47.3%的平均水平，但与男性差距扩大到14.4个百分点；男女平均薪酬差距为12%。2020年，30~39、40~49岁人口男女就业率（从业人口/总人口）差异分别为20.4和18.2个百分点。同时有数据显示，2023年，男性应届毕业生收获Offer与签约占比分别较女性高出13.4和11.8个百分点，签约率为女生的两倍有余。就业性别差距仍然非常明显。

在上海等城市，自身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收入水平往往决定着女性个体发展的“天花板”，在个人价值实现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步入中产或富裕阶层，实现了个人发展阶段成就的女性，在婚姻、家庭与个人工作发展的抉择中却仍然面临困境。年轻女性在规划自己的人生时，需要考虑何时步入婚姻殿堂以及何时迎接第一个孩子的到来。而对于已婚并已为人母的成熟女性来说，她们需要在妻子、母亲、女儿、儿媳、雇员乃至领导等多重身份中谋求平衡，而这并不容易。

参与研讨会的两位女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沈洋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通过数年间对几十个都市家庭的走访，梳理了从丁克到二孩（及以上）的不同家庭中，女性所处的境遇，探讨婚姻、生育对女性发展各方面所带来的深度影响。“我们俩是分别在上海两所高校任教的女学者，出于对生育、母职、职业发展、社会角色、性别关系等诸多围绕女性生命特质展开的研究议题的共同兴趣，合作进行多项研究，也在对我们的研究对象——生育女性的观察和交流中，梳理出女性个人生命体验和时代、社会发展变迁的连接。”蒋莱坦言，“性别平等的提升并不总是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城市中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可能会发现，她们在校园里的成功并未能顺利转化为职场上的成就。而在‘二孩时代’开启后，其实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受过良好教育、在职场取得成就的育龄女性。生，还是不生，成为每位育龄女性都不得不以实际行动作出回应的问题，改变了她们的生活、职业、家庭、自我，以及对整个世界的认识。”

在沈洋看来，结婚、生育，组建家庭，应该是让家庭的每位成员都能成长。“在这样的目标下，一位家庭成员的成长不应该以其他成员的枯萎为代价。”在她们的样本中，有具备充足社会资本、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决策型二孩妈妈；有身为新上海人、在老家和上海两种文化模式中寻求平衡的二孩妈妈；有在好教授、好律师、好妈妈三个身份中游刃有余的二孩妈妈；也有和丈夫有着同样的事业起点，却在不同的发展方向上差距渐大的二孩妈妈等。而随着延伸和深入，全职妈妈、单亲妈妈和三孩妈妈也进入了研究视野。

她们合作，将研究过程写成新书《新生育时代》，并将研究成果在研讨会上进行展示。而沈洋恰恰是二孩的践行者，“我做了很多相关研究，访谈了许多母亲，收集了许多生育故事，还是做出了生育二孩的决定。”其中丈夫身体力行给予的“家庭支持”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比如在陪孩子早教时，当老师说‘请妈妈们把孩子举起来’时，他会提醒老师这里还有个爸爸……”值得一提的是，沈洋和丈夫同一年入职，“所以我们两人也会暗自较劲，主要是因为彼此的事业发展关系到我们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由于听了太多女性生育后经历“母职惩罚”的故事，沈洋在怀孕前已经和丈夫协商好未来的家庭和育儿安排，“在生完孩子当年，我们同时评上副教授，随后也同时担任博士生导师”。

“受访者中，不少女性来自独生女家庭，却不仅作出二孩决策，还能巧妙地协调工作和家庭责任，努力在所有外界要求的角色之外依旧保留自我。在这个对生育女性的要求远远超过支持的转型时代，在家庭友好、妇女友好、生育友好文化还任重道远的初级阶段，妈妈群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认识中国社会、探讨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反思两性角色与父母职差别、想象新型代际联结的模样。”蒋莱说。

在《中国妇女报》上，有一位男性专家发表过19篇探讨女性发展的文章。他就是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叶文振。作为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叶文振一直以男性的视角积极倡导新时代女性的发展。他在此前曾表示：“要跟上新时代新征程，观念意识得先跟上。对于男性，更关键的是正确地评估自我，发现男性的性别滞后和性别发展的不完全，从对传统性别文化和制度依恋、依赖中走出来，主动地以公平和尊重的意识去重建和女性的性别关系，形成更加平等、和谐和友好的性别合作，在满足彼此实现情感富足和人生价值的需求过程当中，谋求两性的协调发展。”

而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在研讨现场，他从自身家庭实际出发，以男性家庭成员的角度表达了专业的观点，即在现代家庭中，男性成员要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扮演好男性、丈夫、父亲的角色，给予妻子和女儿更多的支持。

“我们谈妇女发展，其实‘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放弃一个再去追求另一个。”叶文振表示。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关键地位，决定了女性发展离不开家庭发展。在他看来，女性的成长背后，是爱与亲情的并行。家庭幸福、孩子健康成长和婚姻关系稳定，能够赋予女性更多的情感力量和精神激励。“而今落后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是到了必须反省和改变的时候，在这种改变中，平等观念、感恩意识和尊重修为都会成为当代性别相处和家庭运行的基本原则。”叶文振现身说法，自己一直主动参与家庭中普遍意义上的“女性事务”，烧菜等家务都是一把好手，同时在家庭教育中，对女儿的培养也不设限，在其成长过程中为她们提供公平、开放、鼓励的家庭环境，“不拘泥于性别的家庭教育，让我的两个女儿都展现出了在各方面优秀的创造力和发展潜力”。

除了家庭支持，妇女发展更离不开社会和企业的助力。上海社科院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包蕾萍长期专注于开展性别统计相关研究，在研讨中她介绍：“性别统计对推进性别平等至关重要，能够通过多维度的监测体系，反映妇女和男性各方面状况。为了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国家高度重视性别统计工作，在不断完善监测指标体系的同时，还将其纳入了国家制度。”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企业也正在对此开展有益探索。赵本志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所在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是一家全国公募非营利公益组织，从1995年起开展“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通过治穷、治愚、治病“三治”并举的救助方法，激励困境母亲自强不息。研讨会现场，他回顾了近三十年来的帮扶经历后表示：“通过幸福工程，我们发现为了家庭，困境母亲往往承受着更多困苦和劳累，她们作出的牺牲更多，付出的代价更高，但地位却是低下和被动的。而让受助母亲变得自立自强，不仅能改善家庭的整体生活环境，也能为孩子树立非常好的榜样。”

相较于困境母亲，在现代社会，更多职场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同样不容忽视，她们需要面临多重角色挑战，既要扮演母亲、妻子，还要在职场中展现出色的能力和形象。身为跨国企业利洁时大中华区集团事务及可持续发展负责人的陈骏以自己所在的企业为例，分享了企业应当如何建设鼓励女性发展的职场环境。在她看来，如今无论在家庭经济还是国家经济中，女性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赋能女性实现自我，对企业经营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广泛深远的价值与意义。“比如为了消除性别偏见，赋能女性发展，我们公司在中国启动了‘木兰计划’，帮助女性员工提升自信度和领导力，让她们都可以成为现代的木兰。”

童行书院创始人郝景芳作为正在寻求平衡的女性创业者，对此也深有感触：“我有孩子，也在独立做公司，我非常相信，女性在任何方面都和男性一样优秀。因此我希望打造一个女性友好企业，让她们的价值感得到实现。”

在研讨会最后的评议环节，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原院长赵媛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妇女发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从前妇女发展只关心女性个体，到如今将女性发展与家庭发展、社会发展紧密联系，我们对女性发展的关注变得更全面与多元。”展望未来，赵媛也坦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妇女发展依然任重道远，社会和企业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机制，为女性发展带来更多支持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