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 郑培凯
中华文化在香港的传承从来没有断绝，并不因港英殖民统治而成为昨日黄花，而是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早已渗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而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冲突，只是中华传统文化追寻新方向的争论，属文化传统的内部矛盾，不碍长江万古流。
香港族群演进对文化传承的影响
香港进入世界历史的视野，是鸦片战争之后。清廷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让英国在东亚获得殖民主义的桥头堡，亦使香港成为西方拓展世界霸权的重要基地。英国殖民管治香港一百五十余年，一直宣扬英国文化创造了香港，把原本的小渔村发展成雄踞东亚的国际都会。从物质建设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英国人的自我夸耀，显示的是基础建设上工业文明的成果，同时传入了资本主义的契约精神与法治运作，使得香港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经济贸易角色，为英国的繁荣作出极大的贡献。但说到香港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特别是长期历史阶段的认知，问题就复杂得多，并不像西方知识界的一贯宣传，以现代化物质文明的表象为衡量标准而断言香港文化的主脉是英美现代工业文明的延伸。
文化传统的发展固然要依靠物质基础，在短暂时段还会跟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在历史长河中，文化传统的历史因素与生活其中的人群还是扮演着文化传承中举足轻重的终极角色。
从历史地理的长期演变来看，聚居香港的人群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一是受岭南文化长期熏陶的广东人，二是晚清以来（也就是割让香港以后）南来的其他地区华人，三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及受惠于港英统治的外国人（包括西亚与南亚印巴人）。前两类华人占香港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生活风俗与思想意识上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第三类人是港英殖民统治者及追随者，是高高在上的少数政治社会精英及其余绪，提倡西方现代生活习惯与意识形态，以法治作为殖民统治的基本要义。
细分这三类人群，前两类华人所传承的中华文化有不同的面向：广东本地人（特别是原住民）主要传承中华习俗与信仰，也就是当前国际弘扬的庶民非物质文化传承，属于民众的社会生活基本意识与信念。晚清之后南来的华人，则大多数深受西潮的冲击，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摇摆于华洋杂处的文化环境中，对中国文化传统采取暧昧的态度，或如鲁迅的极端批判，或如香港新儒家主张重新整合中西、提升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单二分思维，基本上都属于文化精英对文化传统的探索焦虑。第三类人是港英统治阶级，并包括一些华人买办，以西方殖民的意识形态指导香港社会，为香港带来现代西方的价值系统，但随着港英殖民统治的结束，对香港文化传统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会逐渐淡化。
值得注意的是一百多年来南来的文人学者及受其影响的文化人，一直夹在华洋文化交织的繁复之中，纠缠于文化与艺术思索的困惑与焦虑中。因而，他们在文艺领域，以敏感的艺术心灵，通过生活体验的内化，探索着前人未曾触及的思想感情，为传统文化的绵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使我们看到远方不一样的山岗，以及绵延崎岖盘旋向上的山径，从而走向复兴文脉与传统转化的康庄大道。
香港传承中华文化具有良好的
普通人的基础知识
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地区的早期发展，与南宋至明中原氏族南迁有关。如新界五大氏族（指的是新界原居民中的锦田邓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上水侯氏及粉岭彭氏），都是早先来到香港的汉族氏族，在清朝迁界政策之前，就已移居今天的香港新界。迁界令废止之后，又再度回到原来的聚居地，并与其他南下的氏族扩展定居范围，散布到今天香港的各个地区。由于这些香港原住民有其历史传承的生活习惯与风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根”特别重视而延续至今，甚至配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非物质文化传承理念，积极保护与发展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生活。这也是中华文化在香港传承最重要的庶民基础，是中华传统文化深入广大群众心底的历史证据。其实，我们日常风俗习惯有些也属于文化传承的范畴，如粤剧、食盆（盆菜）、太平清醮、天后诞等等。这些风俗习惯，与世界各地的非遗传统一样，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香港民间的中华传统文化通过家族与宗教信仰在香港现代化破旧立新的过程中持续至今。图为善男信女在香港黄大仙祠祭拜
对传统文化的认受，作为本地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倚靠，展现了非遗传统对日常生活的深远影响，却是港英政府政治经济政策鄙视的领域。英国殖民精英阶层，只着眼英国文化如何传入香港，让香港精英阶层接受并以殖民统治者的价值取向马首是瞻，对本地庶民的文化底蕴则采取漠视态度，只要不触及反抗殖民统治这条红线，任其自生自灭。
由于港英政府的漠视，香港民间的中华传统文化通过家族与宗教信仰在香港现代化破旧立新的过程中持续至今。目前，经过香港非遗咨询委员会的调查，立案的香港非遗项目共有480项。第一批列入国家非遗名录的有10项：粤剧、凉茶、长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龙舟游涌、香港潮人盂兰胜会、大坑舞火龙、古琴艺术、全真道堂科仪音乐、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和黄大仙信俗。其中，粤剧是粤港澳三地联合申报的，已于2009年成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6年非遗委员会又推荐了10项进入香港非遗名录：南音、宗族春秋二祭、香港天后诞、中秋节—薄扶林舞火龙、正一道士传统、食盆、港式奶茶制作技艺、扎作技艺、香港中式长衫和裙褂制作技艺、戏棚搭建技艺。迄今，香港非遗名录已经正式刊宪了20项，而香港天后诞及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也已于202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从中华文化传承来看，香港宗族的风俗习惯在新界地区保留得相当好，维系着各宗族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然而，宗族文化的发展有其历史进程，有些脱离时代束缚个人发展，但有些却经过历史的淘洗，为我们留下了醇厚的道德家风，不见得都是坏事。宗族最讲究血缘关系、亲属关系、人际关系，在中华文化中尤其重要，是我们念兹在兹的人文伦理。香港新界宗族对族人的影响比较深刻，有些族群的人虽离开了香港，但每逢宗族重大祭祀的日子，都会从全球各地赶回来祭拜。还有各种仪式与表演，展示出一整套相关的传统习俗，表达了“敬天法祖”的文化心理。在华人心中，认祖归宗，不放弃自己文化的“根”，是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维系族群纽带，祭祀是很重要的仪式，因此也成了香港非遗的主要项目。
有些风俗习惯也属于文化传承的范畴，这些风俗习惯，与世界各地的非遗传统一样，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图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长洲太平清醮飘色巡游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香港特别是新界的宗族能够和平持续，背后都牵涉到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且对于血缘纽带的联系、社会发展的和谐都有重要意义。其次是与传统宗教有关的非遗项目在香港也比较突出。佛教、道教和各种民间信仰保存得相当丰富，如黄大仙信仰、车公庙信仰，甚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神佛都有信众。
从长远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宗教是一种个人保持心理平衡的选择。香港在信仰方面的繁复多样反映了香港社会的多元包容，除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特别在传统民间信仰方面的繁衍持续，更是内地少见的现象。历史性的传统文化能给人力量，不是抱残守缺，而是让人感到生于斯长于斯的充实，而这种精神力量在香港很多非遗中得到特殊的展现，可以提供文化自信，为香港人奠定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
当前，社会发展比较稳定，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逐渐认识到文化传统的认同与国家的长远发展息息相关后，也就重视非遗保护，并强烈感到保护非遗的人相对较少。香港经济起飞之后，有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统中精致高雅的传承，如书法、昆曲、茶道、香道、园林建筑、传统服饰等，开始有所追求。对潜藏在民间的文化传承，认识与关怀还很不够，而普罗大众对民俗传承缺乏弘扬的能力，使得经济目的成了民间推动非遗的动力，也暗含着文化传承的隐忧。香港很多基层的文化传承，因为是跟宗教、宗族有关，有着深层文化意识的赓续，为香港市民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打下了基础。
香港割让之后，从文化精英在香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情况来看，不论叛逆清廷的改良派新式文人，还是缅怀清室的前朝遗老，他们通过汉字阐释文化前景，在香港延续中国精英文化的传承均作出历史性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韬，他在1862年逃避清廷通缉，在伦敦教会的庇佑下，逃到港英殖民管治早期的香港，参与了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十三经》的工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走出去、“说好中国故事”，开风气之先。
王韬还兼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为香港早期历史呈现了直观可靠的华文记录。王韬买下英国伦敦会印务所的印刷设备，改名为中华印务总局，并在1874年印刷出版世界上第一份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王韬在早期香港报业的影响极大，在《循环日报》上发表近千篇宣传变法改良的政论，呼吁落后的清廷必须效法西方工业建设，影响了康梁后来的变法图存思想。在历史文化的脉络中，王韬不仅持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更为中华文化传统进行了改良转化的启蒙工作，使香港这一英国殖民管治地在近代中国文化传统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之后，一批忠于传统皇权的广东前清遗老，以赖际熙（1865—1937）为主，不满民国革命的冲击，来到港英治下的香港，继续宣扬他们的尊经忠君思想，与他一起移居香港的前清遗老也就在社会上统称“太史派”。太史派在香港扮演了很特殊的文化传承角色，专心弘扬经学传统，并且投身于国学的教育工作，与香港大学早期传播中文教学有关。
1923年，赖际熙与陈伯陶等同仁成立“学海书楼”，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并联系香港富商何东、郭春秧、利希慎、李海东等人，出资购置图书以表支持。香港当时还没有公共图书馆，学海书楼拥有藏书数十万册，以供市民借阅，可算是香港第一间图书馆，在社会上传播中华文化，其功厥伟。1925年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汉学家金文泰就任香港总督，鉴于广东军政府革命思想甚嚣尘上，有波及香港殖民统治生存的威胁，他便在香港宣扬儒家文化的“和”。
金文泰个人对中华传统文化很有兴趣，希望借着儒家的保守和平思想维护殖民统治的稳定，积极推动中文教育。1926年，英国威灵顿代表团（Willingdon Delegation）指出，香港大学的汉文教育可以保留传统的“经史之学”。赖际熙与区大典向港大提议改革中文科，得到港大校监金文泰的支持，获得东南亚华侨捐款，在1927年成立了“中文学院（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由赖际熙这些遗老教授中华传统文化。后来华人领袖周寿臣、罗旭和与冯平山等筹款20万元，并由邓志昂捐资6万余元兴建教学大楼（邓志昂楼），冯平山捐款10万元兴建中文图书馆大楼（冯平山图书馆），在大学内正式开始中华传统文化教学。1933年，香港大学文学院进行改组，将“中文学院”纳入文学院，成为“中文系”，也就是后来许地山主持中华传统文化教学的单位。
金文泰与赖际熙合手推广中华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精英的眼里，是帝国主义与满清遗老在香港进行的文化复辟，是阻碍中华文化向前发展的绊脚石。鲁迅在香港青年会发表《无声的中国》演讲，提倡明白易懂的白话文，鼓动社会与政治革新，后又发表《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通过文学演进的现象批评中国的老派思想与文章。他特别针对港英殖民政府与满清遗老，认为他们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是要蒙骗老百姓，维持殖民统治的合理性，继续压迫与剥削民众。鲁迅离开香港后余怒未消，在《略谈香港》（1927年8月13日发表于《语丝》周刊第144期）这篇杂文中，更是指名道姓，直接讽刺赖际熙、周寿臣与金文泰对国粹“大振兴而特振兴”之举，令他发出“悲夫”的感慨。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在抗战爆发之前逐渐渗透进香港社会，为中华文化的改变带来新机。最有代表性的倡导者，是1935年来到香港的许地山，他到香港大学任中文教授，主持制度改革后的中文系工作，对原来传授四书五经的课程进行改革，灌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如现代婚姻观、中国拉丁化新文字、通识教育观念等等，不但冲击了固有的保守文化建制，也引起赖际熙等太史派元老的不满。
回顾民国初年香港文化与教育理念的冲突，香港大学首当其冲，实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延伸。经过一个世纪的反思，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香港的文化根基从来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新文化派与旧文化派的争论只是争夺中华文化前景的走向：是继续闭关自守，还是创新转化。所谓的“全盘西化”“俄化”“日化”，只是新文化运动崛起之后的过激思潮，经过一百年的扰攘，都成了过眼烟云，而真正追寻的目标也在历史烟云中开始浮现，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创新与转化。在香港，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变化，也不外如此。
抗战爆发之后，大量文化人南下避难，为香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许地山与南来文化人来往密切，不但协助他们在港从事文化、抗日活动，也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内地文化人不断南来，不仅改变了香港的文化生态，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1937年到1950年间，南下香港的知名内地作家超过两百人，郭沫若、茅盾、萧红、戴望舒、夏衍、萧乾等等，都在香港居住过一段期间，为香港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如陈寅恪、张爱玲，也因战事的阻隔无法赴英而滞留香港，成为香港学术界与文学界脍炙人口的美谈。最令人唏嘘的是戴望舒，他1938年来到香港，在日军占领香港之后被囚禁在香港中环的域多利监狱，写下了《狱中题壁》和《我用残存的手掌》，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向往抗日大后方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南来文化人大多都回到内地继续他们的学术与文化事业。内战之后南来的文化人，则大多数留居在港，为香港文化传统的转化与创新作出贡献。在文学创作方面，从早期的刘以鬯、徐訏、易文、南宫搏，到后来的金庸、倪匡、西西、李碧华、董桥、也斯、亦舒、董启章等，都对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的创新有所提升。而在学术思想方面，香港从事教育的学者与新儒学运动，提倡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型可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也从综合中西思潮的角度，让香港的中华传统文化得到崭新的阐释，督促学者与社会精英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探索。
关于抗战与内战之后南来文化人的研究，以及如何承继并创新中华传统文化，已经蔚为大观。因此，以上论述主要是展示中华文化的传承在香港从来没有断绝，并不因港英殖民统治而成为昨日黄花，而是早已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渗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而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冲突，只是中华文化传统追寻新方向的争论，属文化传统的内部矛盾，不碍长江万古流。
（作者是著名学者、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创始主任）
校对：李天源
监制：连振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