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最新表态, 暗含几个世界“狂想”

今天，我们在国际层面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已经人尽皆知了，包括区域冲突（俄乌冲突和以巴冲突）、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在今后很长时间里将继续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担心和关注，更要找到化解它们的有效方法。

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我们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尽管美国并非中国国际问题或者外交关系的全部，但美国毕竟是核心问题。这些年来，美国已经把中国界定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在全世界范围内挑战美国的竞争者（在美国的话语中，实际上类似我们所说的“头号敌人”），并且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努力形成其所说的“全政府模式”“全社会模式”甚至“全球模式”来对付中国。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来误解、误判美国。

很多年里，我们一直在从事“读懂中国”的活动，这很有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读懂美国”。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美国？

今天，人们所认知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媒体美国”，我们从美国的媒体上所听到、看到的“美国”，抑或是在中国的媒体上所听到、看到的“美国”。实际上，就对美国的认知而言，美国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在总体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不难理解，因为对美国媒体来说，“不是负面的新闻就不是新闻”。美国社会是一个由“危机感”驱动的社会。因此，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具有危机感的国家。有人说，这是美国的“霸权感”所致，因为霸权总是认为有其它国家要挑战它。但实际上，这源于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制度安排。在文化上，美国是一个宗教国家，有基督教所具有的“原罪”和“堕落感”。这种感觉曾体现在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所著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现在则体现在美国作家们的著述中。就制度安排来说，美国信奉的是基督教的“性恶论”，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是自私的，因此，需要一个分权制衡的机制。美国人在厌恶“党争”的同时也认为“党争”是必须的。两党都会用负面的新闻来批评和攻击对方。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精英阶层的危机感。他们是统治阶级，最大的利益是永久的统治，他们需要美国人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推动国家的进步。媒体更不用说了，如前面所说，媒体信奉的是“负面”原则。这些因素往往加深了“美国危机”的感觉，而对不了解美国的人来说，更具有欺骗感。

事实上也是如此，外在世界也一直都在唱衰美国。无论是其自由市场还是民主政治，美国一直被视为是世界的“灯塔”。不过，2008年美国制造了全球金融危机，这些年又发生深刻的民主危机，这使得美国这座灯塔轰然倒下了。

我们需要一个“没有媒体的美国”。或者说，我们需要一个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的美国是一个通过考察美国所得到的美国，而非一个“媒体美国”。

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内部的变化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传统教科书知识，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还是社会学，已经很难再作为清晰认识美国的工具了——因为美国制度的核心或者说其制度的基础设施是资本主义。我们如果要认知美国，就要回答今天美国版本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怎样运作、其外部性又是怎样等问题。

简单地说，今天的美国已经进入了我称之为“原始资本主义2.0版”的阶段。“原始资本主义1.0版”指的是马克思当年批评的资本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和资本拥有绝对自由的“疯狂时代”。资本处于绝对自由状态，但劳工没有自由，只有挨饿或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这是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问题。而政府站在资本这一边，帮助资本剥削劳工，因此马克思认为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者。

一边是绝对自由，另一边是绝对的不自由。这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家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所说的“双向运动”，即一边是自由资本主义运动，另一边是（反向）劳工自我保护运动（确切地说是社会主义运动）。这个双向运动构成了近代以来西方最深刻的危机。西方资本主义也因此从原始资本主义转向了规制资本主义。规制资本主义内容广泛，既包括针对劳工的福利社会，也包括规制资本活动范围的制度。就思想来说，二战以后至1970年代盛行于西方的凯恩斯主义可以说是规制资本主义的基础。凯恩斯主义的中心便是内外两个平衡：在内部，是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之间的平衡；在外部，是国际贸易的平衡。

由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和美国前总统里根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打破了这两个均衡，促成了天平迅速向资本倾斜。就美国内部来说，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巨量的财富，但收入和财富差异越来越巨大、社会越来越分化，美国社会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时代的“中产社会”转型成为“富豪社会”。就美国外部来说，美国的国际贸易逆差越来越巨大。

特朗普主义似乎有意扭转这种趋势，内部给资本更多的自由，外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结果，资本的确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美国劳工的情况并没有改善。特朗普代表的是传统的产业，对现代产业并无深刻的认识，其政策对美国的产业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民主党的目标也是要改变这种情况，区别是侧重点的不同和话语的不同。对外，改变了特朗普的“退群”政策，而对华维持了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路线。对内，学界和媒介所说的、拜登在任时也没有对美国人的民生有实质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管谁上任，美国经济还是在根据自身的逻辑在发展和演化。

那么，美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要看今天美国的“原始资本主义2.0版”有哪些表现。如同“原始资本主义1.0版”是资本和政府配合的产物，“原始资本主义2.0版”也是资本和政府配合的产物。

就政府方面来说，最主要表现为基于货币主义的“新凯恩斯主义”。古典凯恩斯主义的侧重点是财政政府，即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政策干预经济，以实现内部的充分就业。在外部，表现为国际经济组织体系——世界银行、国际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财政凯恩斯主义在内部导向福利社会和中产阶级的扩大，在外部则维持贸易平衡（至少在西方世界内部）。但今天的新凯恩斯主义则是建立在货币政策之上的。在内部表现为发钱，即量化宽松政策。新凯恩斯主义的最大影响力在外部，即美国这些通过货币政策（高利率）把世界上最优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吸引到美国，使得各个经济体拼命向美国靠近、靠拢，以图红利。这不仅影响着中国，而且也影响着所有经济体，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可以说，至少就外部来说，新凯恩斯主义已经导致了一场十足的地缘经济转移运动。结果，世界经济变得更加不平衡、不稳定了。

就资本来说，最主要表现为规制资本主义的衰落。规制资本主义是西方强政府的产物。但是，今天因为民粹主义的崛起，西方弱政府（仅就内部政治而言）是一个普遍现象。民粹政治导致党争，党争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危机和针对社会的治理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无法顾及资本，更不用说是规制资本了，资本因此得到了一种完全的自由。无论就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产业来说，尽管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一直在叫嚷着要规制和监管，甚至业界从业者都在要求政府发挥监管作用，但那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监管举措落地。

新凯恩斯主义所吸引的资本和财富，以及政治危机所产生的资本的完全自由，这给美国资本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不难理解，这也是今天美国科技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

那么，美国的“原始资本主义2.0版”对美国内部和世界正在产生什么影响呢？结构地看，这和“原始资本主义1.0版”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对内，收入和财富差异继续拉大，社会继续分化，民粹主义盛行，政治分裂加剧。这也是美国今天的现实：科技在快速科技进步，财富被前所未有地创造，民粹主义方兴未艾，而党争使得很多美国人开始怀疑是否会发生另一次内战。

不过，最大的风险在于外部。近代以来的工业化是多元的，帝国主义也是多元的。帝国主义之间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分权制衡”。但现在则不同，美国独霸世界。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今天世界的竞争只是美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其他国家，无论是其他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都正在快速失去和美国竞争的能力。在决定世界未来的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更表现为“一神教”，其他国家即使想发展，也只能从美国的逻辑那里得到一些延伸。

很多人已经观察到，美国对多边主义甚至区域主义并不感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处于一国独大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出现了“美国”和“非美国”之分。“美国”正在扩大，从“本土美国”向“世界美国”扩大。一旦地缘经济学取代了传统经济学，这种趋势将不可阻挡。美国人的“理想”一直是“要么是我的朋友，要么是我的敌人”，而美国的科技发展正在辅助美国实现这一“理想”。

如果美国独霸人工智能这个趋势不能逆转，那么在可见的未来，世界就只有“美国”与“非美国”之分。对“非美国”人民来说，都是飞机上的旅客（passengers in flight），命运掌握在美国资本的手里，而并非自己的手里。

▍如何应对？

对我们来说，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如下几个问题是不得不思考的。

第一，如何“止戈为武”。既然美国已经把我们界定为“头号敌人”，那么如何遏制美国对我们利益的损害呢？或者自我保护呢？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在关键技术领域追赶美国。我们并不想战争，但阻止他人使用“戈”的方式就是自己需要拥有这种“戈”，甚至更好的“戈”。

第二，如何在全球层面对美国构成一定的制衡？应当意识到，在人工智能领域，最有能力对美国构成制衡的便是中国。相较而言，在所有“非美国”国家中，中国拥有最多的互联网公司，也具有最强的能力。问题在于，美国的焦点在于“矛”，而我们的焦点在于“盾”。如果我们只继续关注“盾”而忽视“矛”，那么在未来将很难抵御美国的“矛”。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需要解决很多内部问题，既有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有政策层面的问题。我们曾经和美国旗鼓相当，但现在差距正在被拉大。

第三，是否需要思考在“国际美国”和“非美国”之间作一种权衡？美国今天把中国界定为“头号敌人”，但说不定哪一天美国会把另外一个国家界定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的“敌人”帽子是根据其利益来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不需要把美国视为“敌人”，更需要动态地来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即使处于“非美国”，我们依然会有空间来平衡美国，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美国资本想“奴役”的不仅仅中国，而是全世界。

[ 延伸阅读 ]

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没有人可以低估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了。诚如近代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而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人们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分析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首先，是国家的社会层面。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北方还是南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还是小国，所有社会都弥漫着高涨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所不同的只是国家的控制能力问题。在一些国家，高涨的民粹和民族主义情绪已经造成了社会运动，无论是有组织的或者是无组织的，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而在另一些社会，政府依然具有操控能力，民间情绪还没有严重危及社会稳定。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不公平。不管在哪里，全球化造成了两种不公平。在内部，其表现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公平——主导和参与全球化的社会群体俘获了绝大部分利益；而没有能力参与全球化的社会群体不仅没有能够获利，反而被边缘化，成为受害者。在国际层面，全球化也造成了国家之间的巨大不平等。经过了数十年的全球化，这个世界不是变得更加平等，而是变得更加不平等。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平等”这一价值观全球化的过程。今天，落后国家民众争取平等的呼声并不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在国际层面，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社会运动都表现为反全球化、反资本和反移民。

在中观层面，社会的两极化反映到政治层面便是政治的两极化。这种两极化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特别明显，尤其在拉美社会，要不是极端左派政权，要不是极端右派政权。更坏的消息则来自发达的西方。最近欧洲议会选举表明极右力量的崛起，尤其是在欧洲的大国当中，包括法国和德国。而在意大利极右派本来就已经掌权。欧洲极右力量的崛起已经使得人们对欧洲政治前景充满忧虑，但人们最担心的还是美国政治巨变的可能性，现在，这批人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在宏观层面，也就是国际层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更加明显了——世界在迅速两极化。自古至今，所有的战争几乎都发生在两个阵营之间。正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研究团队所统计的，16世纪以来，在守成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一共发生了16次权力转移，其中12次发生了战争，即使是没有发生战争的4次，也是以不同的所谓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即要不是自己体面地“退出”就是被“和平”地打败。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战争都是在两个集团之间进行的。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今天的世界似乎正在迅速滑向战争。世界正在被快速地两极化，并且表现在各个主要层面，包括经贸、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这里要强调的是“被”两极化，因为如今的两极化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产生的人为结果，而非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动生成的。

经贸的两极化

首先是经贸的两极化。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如果说全球化是一个资本主导、政府支持的过程，那么经贸的两极化则是一个政府主导、资本服从的过程。人们往往把全球化所导致的各国经贸高度互相依赖视为是阻止甚至避免战争的有效方法。不过，经验地看，全球化或许能够延迟国家间的冲突，但没有能力阻止和避免战争的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最好的案例。一战之前，欧洲各国之间的经贸互相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于人们普遍地认为，即使国家间存在冲突的利益，但很难想象有哪一个笨蛋会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但是，冲突的确发生了，并且演变成世界大战，不仅是一次，而且是两次。更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都是发生在属于同一个文明、文化圈，拥有几乎差不多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欧洲国家之间。

当特朗普刚刚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很少有人会预料到世界经贸会快速下行到今天的局面。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很快演变成拜登的全面两极化政策。拜登的政策包括如下几个：第一，通过经贸政策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卡脖子”，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第二，“脱钩”。“脱钩”尽管源自特朗普，但拜登政府把它大大深化和升级了。尽管美国也随着欧洲把“脱钩”改为“脱险”，但对美国来说，这个变化毫无意义，因为“脱险”只是“软脱钩”，并且在实践中，拜登的做法并不“软”。第三，重组贸易组织。美国几乎抛弃了现存的世界贸易体系，另组以其为中心的贸易体系。无论是“芯片同盟”还是“印太经济框架”都是这个性质的排他性的贸易集团。第四，不惜一切手段地打压中国的贸易伙伴，迫使中国的贸易伙伴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二选一”。例如，美国已经采取了各种政策对墨西哥和越南等中国的贸易伙伴施压。

尽管经贸两极化并不符合资本的利益，并且中国也不会陷入美国的“认知战”陷阱，但几乎所有的经验现象表明“一个世界、两个市场”的局面已经成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已经制度化，而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则“被”形成。长此以往，对处于中美之间、并不想作“二选一”的国家和经济体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对华经济认知战也应当是这个努力的一部分。最近几年，他们抛出了各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和话语，包括“中国经济顶峰论”“中国资产泡沫论”“中国不可投资之地”等等。经济认知战的目的无非就是影响资本在作“二选一”的决策的时候，选择“安全”的美国和西方，而不是“不安全”的中国。

意识形态的两极化

其次是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应当强调的是，即使在超级全球化时代，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对立其实也一直存在。只不过是当时巨量的经济利益掩盖了意识形态分歧，而西方一些政治人物也误以为全球化会促成所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演变成为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对美国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美国的判断是，一旦中国融入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那么美国也能够把中国纳入其所控制的全球体系之下。

但是，全球化的数十年之后，美国和西方发现事物的发展几乎与预期相反。今天，美国和西方在华的经济利益并没有像早年那么显见了。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和进步，相对于西方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增强，美国和西方发现在中国不那么容易赚钱了。同时，美国和西方国家也发现，尽管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了崛起，但中国非但没有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而且更“中国化”了。不仅如此，美国不仅没有能够改变中国，美国反而被中国所改变。

地缘政治的两极化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地缘政治的两极化。实际上，无论是经贸的两极化还是意识形态的两极化，最终的表现必然是地缘政治的两极化。地缘政治也是“被”两极化的，或者说是美国组织的两极化。美国扬言已经放弃了（实际上没有放弃）改变中国内政的企图而改为“营造”中国的周边环境。在这方面，美国已经在中国周边塑造了至少6个小多边，包括美日菲三边联盟、美日韩三边联盟（JAROKUS）、美英澳三边联盟（AUKUS）、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五眼联盟（美英澳加新）、美越印三边联盟，还有一个准美日越三边联盟尚处酝酿阶段。要意识到，美国组织的这些小多边仅仅只是为了台海和南海问题而设置的，更是为了阻碍中国解决台海和南海问题，通过所谓的维护“海上航行自由”来封杀中国，避免中国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今后，美国还会有更多陆地小多边来应对中国。

在国际层面，美国的地缘政治举动表现在几个主要的方面。第一，把中国和俄罗斯绑架在一起，在世界范围内搞认知战，塑造中俄“轴心”的认知。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后，中国既非当事国，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战争，而是呼吁各方用政治和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但美国的“二元对立”把中国置于俄罗斯这边。实际上，当美国意识到中国不可能在这场战争中站在美国这一边的时候，美国和西方国家就开始竭力把中国和俄罗斯绑架在一起。第二，美国动用其政治力量“取消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试图把中国排挤出“全球南方”，和中国竞争全球南方的领导权。最近，人们也不难发现，美国和西方国家开始着手破坏“全球南方”，刚刚过去的、在意大利召开的七国集团邀请了一些“金砖国家”参加，无非是为了把中国、俄罗斯和其他金砖国家分裂开来。而在很大程度上，七国集团也达到了其目标。第三，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加速塑造一个新的概念，即“全球东方”（Global East），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绑架在一起。从西方自古希腊到当代，“东方主义”具有其深厚的知识背景，而“全球东方”只不过是古老的“东方主义”或者“东方专制主义”的现代翻版。  

应当再次强调的是，微观、中观和宏观这三个层面的因素是互相促进和强化的关系。今天，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人们相信西方国家有能力改变微观（社会）层面和中观（国家）层面的局面，这两个层面的局面还在快速恶化（另文讨论）。如果这样，那么根据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克劳塞维茨叙述的内政外交逻辑，宏观层面的局势会加速恶化。也就是说，当西方国家无能解决内部问题的时候，就会把冲突转移到国际层面。至少自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以来，所有的战争都是这样发生的。

实际上，谈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可能已经低估了今天的局势，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多国卷入尤其是大国卷入的局部战争早已经开始了。俄乌战争几乎已经卷入了世界上大多主要大国，即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当然，如上所讨论的，中国是“被”绑架而“卷入”的。中东战争尽管表现为以色列-哈马斯的冲突，但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深度卷入。人们也可以认为，正是因为多国的卷入，才使得这些局部冲突具有了谁也没有预想到的持久性。

自从核武器产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卷入大国的世界大战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两个核国家（或者核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等于互相毁灭。但是，人们大大低估了以其他非核战形式出现的战争的可能性。实际上，核武器不仅从来就没有消除过战争，而且也导致了另外形式的战争。经验地看，核武器在以另一种方式“鼓励”拥核国家使用暴力和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相信其他拥核国家不会使用核武器来实现互相毁灭，拥核国家更容易倾向使用暴力和战争。核武器产生以来，世界从来没有太平过，暴力和战争依然频繁。即使两个拥核国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战争，但代理人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双方阵营在互相进行核威慑的同时进行着一场持久的常规战争。

因此，当人们说世界大战的时候，需要考量的并非是战争是否有可能，而是战争的形式问题。同样，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并不会使得冲突和战争成为不可能，反而是扩展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忽视了不同形式的战争，那么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战争是“永恒”的，因为战争是人性的一种“最终表现”，但战争的形式是变化的，因为人性是可以“文明化”的。

那么，余下的问题便是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会在哪里的问题了，中东、欧洲还是亚太？

中东的以哈冲突仍然进行，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局部战争很难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在这个区域拥有绝对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尽管世界同情弱小的一方，但这种道义上的同情很难转化成为实际上的支持。一些欧洲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为国家，但这并不是问题的解决。阿拉伯世界的不团结也决定了战争的有限性质。在世界范围内，反对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更多的出现在西方世界，而非中东世界。

如上所说，在一定程度上，俄乌战争已经是一场多国卷入的“世界大战”了，现在的问题是战争是否扩大和升级？尽管战争如何结束还是一个未知数，但要演变成美国和欧洲主要大国和俄罗斯直接交战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并不大。两边阵营的核威慑从战争开始不久就开始了。迄今，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不管发生何种情况，双方使用核武器的概率非常小。对美国主导的北约来说，这场战争的“艺术”在于北约对乌克兰的各种形式的支持足够大，但也仅维持在使俄罗斯找不到使用核武器的理由的水平。而对俄罗斯来说，其也可以通过其他常规手段来打一场持续的战争。

战争已经持续多年，各方都显出疲惫感，因此都在寻找“台阶”得到一个有利于己方的结局。最近围绕着俄乌战争的三大事件表明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是西方纪念二战关键战役“诺曼底登陆”80周年，二是七国集团峰会，三是专门针对俄乌战争的瑞士和平峰会。尽管在这三个事件中，北约还是一如既往地施压俄罗斯，并放出了很多“狠话”，并且对俄罗斯出台了进一步的制裁举措，但很显然西方的目标并非扩大和升级冲突和战争。同时，俄罗斯也做出了反应，在继续进行战争的同时也提出了随时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并且也开出了具体的谈判条件。总体上看，不管战争以怎样的方式结束，西方利用俄乌战争“拖垮”俄罗斯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而俄罗斯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如果说俄乌战争开始进入一个“下行”的过程，那么亚太地区的冲突则经历着一个“上行”的过程。实际上，从俄乌战争一开始，美国从来没有把其关切点置于俄乌战争。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把中国界定为美国的竞争者甚至敌人。因此，尽管美国一方面通过北约支撑着俄乌战争，但同时其战略重点依然在亚太。正如前面所叙述的，这些年美国的战略部署主要在亚太地区，在中国周边构筑了大量的“小三边”。

人们不难从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中看到这一大趋势，即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战略重点都在往亚太转移。香格里拉对话会本来是要就本区域的安全问题进行对话，但今年的趋势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已经俨然把此视为世界安全的对话会。这和前面所讨论的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努力把中国和俄罗斯绑架在一起有关。近来，美国和西方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认知战争，把俄罗斯的“不败”归结于所谓的“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的产品”。言下之意就是，正是因为中国的支持，俄罗斯才有能力进行一场持续战争。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局面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认知战是有成效的，成功地把欧洲的战略注意力引向了亚太地区。

对美国来说，亚太地区成为“火药桶”是美国胜出的终极手段。美国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亚太地区和平的维护者，但经验地看，美国分裂亚洲、在亚洲制造冲突和战争的行径已经登峰造极。并且，美国现在的亚太或者印太政策的趋势是“一切为了应付中国”（后续会另文讨论）。美国统治集团似乎陷入了一种对中国不可自拔的极端恐惧心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对华政策早已经呈现为十足的法西斯主义，只不过在美国的精心包装之后，这种法西斯主义政策以非法西斯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对美国来说，只要能击垮中国，使其还是最后的“胜利者”，哪怕整个亚洲被战争毁灭也在所不惜。正如一些美国极端反华力量所公开言明的，在和中国的竞争中，美国只有胜利这一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