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力量：减排声明离不开坚定的政策承诺

文章信息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动态模型，政策制定者首先发布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碳价格计划，但如果企业认为转型风险很高，可以自主决定不履行其计划，不同企业根据他们对未来碳价格的预期做出投资决策。最后的结果表明，高度不确定的政策承诺与雄心勃勃的减排声明叠加时，经济可能会因此陷入信誉丧失、碳密集型投资和风险意识增强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转型失败。此外，行为摩擦和异质性的存在对转型动态和“高碳陷阱”的出现具有强烈的非线性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投资行为由利益驱动，因此，只有在低碳投资策略的期望收益高于碳密集型投资时才会采用低碳投资策略，而相对收益预期又受未来气候环节政策的预期力度和时机的影响。假设政策制定者公开表明的意图是一个预期锚，那只有当个人相信政策宣布之后会有实际的政策行动时才会触发预期的行为变化，也就是说，政策波动和不确定性的经验可能导致个人怀疑政策制定者承诺的可信度。而个人对政策承诺的怀疑也存在异质性，这取决于他们获得的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政治偏好、规划周期长度等等，甚至群体的信念也会左右个人的看法。尽管行为因素在社会技术转型中的相关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研究，但期望动力学对脱碳轨迹的作用还有待详细研究。因此，作者开发了一个模型，设定了两个关键经济主体——负责设定碳价格的政策制定者和使用低碳和高碳资本存量组合生产产出的企业连续体，分析异质性信任和动态信念如何影响低碳转型。

      假设政策制定者的碳价格制定是可变的，当追求低碳转型被认为与社会经济稳定不一致，决策者可能会决定偏离原计划，引入更低的碳价格。同时，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投资决策驱动因素的理解并不完善。在每个时间点，企业存在两种行为决策：

    （1）如何跨技术（低碳或者碳密集）分配投资；

    （2）是否相信政策制定者的公告。企业根据预期相对成本选择在两种可用技术方案之间分配的投资比例，而预期相对成本取决于企业对未来碳价格的预期。假设企业观察碳价格公告后，选择属于“相信者”或“怀疑者”，该选择通过评估决策者过去的行动轨迹做出。一旦观察到其中一个选择更符合政策制定者的行为，那么企业将会将他们的信念转向那个更符合的选择，比如，政府由于对过渡成本的担忧而严重偏离其宣布的碳价格计划，一定比例的企业将会选择成为“怀疑者”。其中，这些决策还会受到行为摩擦的影响，如有限理性、认知限制、不完全信息等等。

       作者采用了离散选择框架，引入企业投资和信念响应性参数，信任异质性和动态预期建模框架借鉴Brock(1997)和Hommes(1998)开创的模型，主要关注异质性预期与货币政策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信任异质性的决策由一个可观察的成本（预测经济系统实际演变方面的表现）和一个不可观察的成分（假设其分布遵循甘贝尔分布）所决定，不可观察的部分包含了有限理性、跨主体的异质性等因素。将其建模框架应用于气候政策战略、企业行为反应和向低碳经济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并建立双重逻辑框架，对政策制定者的可信度进行向后的选择，但对投资的技术组合进行前瞻性的选择。接着，研究构建了向无碳经济转型的社会经济模型。企业主体的信任异质性和动态气候政策预期影响其实物资本投资决策，进而影响低碳转型的整体动态。

       图（a）说明了投资响应性对稳态位置的影响，对于较低的投资响应性该模型表现出独特的稳定均衡，投资响应性超过阈值（0.12）时，将会同时出现一个新的高碳平衡和一个中间的不稳定平衡。如果经济已经充分脱碳（k约80%），那么政策公告可以推动低碳投资，以确保在政策制定者因承诺不力而失去信誉之前实现全面转型。否则，当初始值k低于0.8时，尽管对低碳投资有潜在的初始刺激，但政策制定者的信誉丧失最终会导致脱碳过程的失败。随着投资响应力的增强，稳定国家吸引力盆地的相对规模也会向有利于高碳国家的方向移动。由于0.8左右的初始条件k相当高，因此高水平的碳排放可能会严重阻碍低碳转型的成功。

       图（b）关注的是信念响应度对长期稳态脱碳的影响。结果表明，当信念响应度较低时，稳态是唯一的，且随β的减小而减小，因为较高的信念响应度会导致企业对弱承诺的惩罚更大。当时延超过某一阈值（β≈0.75）时，会出现另外两个稳定状态，其中一个是低碳稳定状态。因此，信念响应性在确定系统稳态性质中的重要性得以确认，较高的时延使图3中的绿线向下移动，蓝线向上移动，从而扩大了低碳和高碳稳态共存的区域。

       图（c）表示随着税收目标的变化，长期稳定状态的演变。当所有的信仰者都充分投入低碳资本，但信仰者的总体份额增长缓慢时，政策强度不足，这与图（c）中的第一个减速相对应。k*的第二次急剧增加是由于持怀疑态度的公司转变为相信的公司，使k*对政策力度更敏感。最后，当宣布的税收目标超过垂直红线所表示的临界值时，出现了两个额外的稳态，一个是稳定的，一个是不稳定的。因此，由此产生的长期低资本份额从根本上取决于这种稳定状态的吸引力。特别是，税收目标越高，高碳稳态的吸引盆地越大，直到0.8左右的偶数值k被吸引到碳密集型平衡。

       图（d）表示在新古典极限和行为摩擦情景中，均衡条件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c的阈值趋于12，这意味着对于非常雄心勃勃的政策目标，政策制定者必须严格倾向于满足这些目标，而不是降低过渡风险，以避免出现不良均衡。因此，为了实现低碳转型，宣布一个足够高的税收目标是必要的，但在政策目标上过于雄心勃勃会增加对这些目标的承诺。换句话说，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必须是可信的，否则可能会出现高碳陷阱，从而可能导致低碳资本份额低于雄心较小的税收目标。

       图3显示了到2060年的关键变量选择的演变。在此情景下，实际征收的碳税以公布的增长率（图a）呈指数增长。随着政策制定者不断实现其政策目标，相信已公布的碳价格轨迹的企业比例逐渐增加（图b）。政策制定者获得可信度的速度既取决于信念响应度，也取决于两个期望规则的相对准确性。由于税收目标是逐渐增长的，因此，持相信态度的人和持怀疑态度的人在预测准确性上的差异最初很小。因此，一开始，企业无法准确地评估决策者的可信度，信仰者比例的增长相对缓慢。后来，当信徒的预期始终是正确的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时，这种转变就会加速。图c表明总清洁投资份额的演变由每种信念类型的信念动态和技术选择共同决定。怀疑论者预计不会增加税收，因此低碳投资份额将持续接近于零，而相信者从模拟一开始就几乎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清洁技术上，从2020年开始，b将趋近于1。由此产生的总投资增加主要是由于信徒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加。它最终在2050年左右达到接近1的值。图d显示了其多年来的演变：随着政策制定者完全致力于气候目标，到2050年，超过80%的资本是低碳的，到2060.35年实现过渡。

图4 怀疑论者的低碳资本份额对税收目标增长率的贴现率和信念响应性的函数

图4探讨了清洁资本份额如何随信念响应和意见两极分化而变化。如第2.1节所述，假设一个固定的b，我们可以使用怀疑论者对公布的税收目标增长率的信任程度，s∈[0,1]，作为意见两极分化的代理。在整个转型过程中，没有意见极化（s= b= 1）导致了最高的低碳资本份额-在2040年超过87%，在2060年接近100%，而不考虑β。当所有企业都相信政策公告时，转型动态完全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所针对的税收计划，信念响应性没有任何影响。对于较低的值，资本的低碳份额单调地增加，并以s表示：由于企业在两个期望规则之间的分配几乎相等，因此这些规则越倾向于相信政策公告，在一定时期内达到的低碳资本份额就越高。

       以上结果表明，未来气候缓解政策预期的方向和异质性如何能够显著影响气候政策本身的动态。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了解这些预期是什么及其分布，并能够根据需要调整它们的方向。公共机构应协助进行调查、实验和实证分析，这些综合起来可以为今后提供更坚实的校准基础。相反，引导预期的能力来自于可信度，而可信度本身就是过去坚持已宣布计划的记录。在气候政策的背景下，许多司法管辖区已经显示出令人担忧的迹象，即无法在足够长的时间内维持其进程。迫切需要就实现长期和可信政策的最适当体制配置展开广泛的社会辩论。

      政策制定者应当关注，他们的政策声明中是否存在野心过小或过高的风险。野心太小显然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创新，将投资决策转向低碳选择，后者仍将不如现有的低碳选择方便。在某些条件下，过多的野心反而可能成为一种制胜策略。如果最初的声明足够可信，宣布一个比政府实际计划实施的更强的碳排放计划，可能会在企业将欺骗内化之前，将经济体系推向低碳平衡。然而，如果这一战略走得太远，它最终将把体系推向一种糟糕的均衡，其特征是政策可信度低，投资碳密集，最终导致转型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