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后期、以及差不多整个1970年代，有一位年轻的李工程师，没有像多数人一样只知道闹革命、混日子，而是白天、黑夜，默默地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那个年代，正事并不多。白天，没多少活可干，但也需要像所有的同事一样，参加政治学习、参加各种大小会议、挥舞着拳头喊口号；偶尔也会有一些小项目小工程，讨论讨论技术方案、画画设计图纸。
李工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家庭出生不好，又是1960年代初期毕业于清华的高材生，稍有不慎，就会陷入绝境。所以他非常低调，低调到大家好像忘记单位还有他这样一位技术员。
他身材瘦小，一年四季穿着最普通的蓝黑、蓝灰衣裤；永远都是低垂着头、靠最边走路；所有的活动都坐在、站在最不起眼的边角；除了偶尔出差（革委会领导有时需要懂技术的人陪同），几乎没有社交、娱乐活动。
这样生活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不引人注目，最好所有人都忘记他。
物资短缺是日常，限量、凭票购买，还不一定买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日子非常艰辛，李工就像多数人一样，努力地活下去。
每当夜深人静、或者节假日喧嚣的高音喇叭声中，李工会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面，从床底拿出一个很旧、但保存完好的牛皮旅行箱。
就是家人都不知道，这个箱子里面有他收藏的40多本英文原著和不多的一些专业英文资料。
夫人、孩子未经许可，不得进来。
差不多10年时间，几乎每天2-3小时，在昏暗的小台灯下，李工把这40多本书和资料，读了一遍又一遍。特别喜欢的书籍，甚至可以整段、整个章节背诵出来。
每当阅读这些书籍和资料的时候，李工就像换了一个人，目光如炬、精神抖擞，脸上洋溢着自信、又略带苦涩的满足。
1970年代初期，一次陪领导到上海出差的机会，李工花了差不多两个月工资，托中学同学（李工是上海人）购买了一台数字式Sony收音机，对领导说是为了收听样板戏，实则是偷听VOA和BBC的英文广播。
除了阅读，每天收听外台的英语广播，也是李工生活中雷打不动的一部分。正是收听广播，让他了解到更广大的世界，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也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
这10多年，李工没有荒废专业，更没有忘掉英语，反而比大学毕业时的英语水平提高了很多。
今天的人，并不知道、也很难理解那个年代的很多事。但稍具常识和逻辑，一脉相承之事，也不难理解。
学英语、偷听英文广播，在当时，可能会是杀头之罪。
在李工瘦弱的身躯里面，有一颗因为眼界和认知支撑的强大内心。就像很多家庭出生不好的人一样，李工能看到许多大家看不到的事情，能感知到一些大家感知不到的未来。
因为出生和收听敌台的原因，李工比大家更早预感到中美关系的缓和、更早知道国家要搞经济建设，也更早看到了自己不一样的将来。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在1980、1990年代，李工的专业技术水平，尤其是他的英语水平，明显高出同事很多很多。
1980年代，国家开始利用世行贷款、协力基金援助、复兴银行贷款等，引进了一大批设备和工程技术，全面开始经济建设。李工多年的准备，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因为工作需要，李工很快就担任了单位的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和主管技术和生产的副总经理。
1990年代后期，没有留恋一天，满60岁那一天，李工带着自己的书搬离了办公室，正式退休。从此，再也没有参与过一分钟工作上的事情。
至今，我也没有明白，德高望重的他，为什么不愿意再返聘发挥余热（其实不应该叫余热，60岁搞技术正当年。返聘，也是很多砖家、领导的常规做法）。
李工是我的老领导，87年我到成都出差和来北京公干后的他乘坐同一架飞机。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波音和空客，执飞的是一架三叉戟，飞行时间很长，我们一路上聊了很多。
那是我和李工初次相识，机缘巧合，因为工作调动，很快我们成了同事，也有了很多直接和间接交道的机会。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是他坚持破格提拔我和另外三位同事为工程师；1992年，也是他坚持安排我第一次出国公干。正是这次出国的经历，让我看到了很多、思考了很多、认识到很多，也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
来到世间的每个人都要过完一生，时间有长有短；有人满意，有人失望；有人选择奋斗，也有人选择躺平。
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什么样的认知，就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选择，将决定自己过什么样的人生。
今天，已经少有人听广播；也有砖家建议取消学校的英语课，改学中医；外语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但谁说得清楚明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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