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人生丨龙令洌：三十三载幽幽兰台情

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兰台生涯中，过的是一种默默无闻、碌碌无为、平淡无奇的生活，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档案人和事，都已煙埋在档案工作浩翰繁杂的枯燥之中，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回味的故事，可有几件事却还是触动了我的心灵，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给我增添慰籍和光亮，忘却行路的孤单与寂寞，在心间升腾起一缕缕暖意……。

与档案工作的不解之缘，从毕业之初就开始了。1991年的8月份，我毕业分配到锦屏县九寨区彦洞乡工作，任乡政府文书兼统计员，成了老百姓经常找盖章的“秘书”。除了保管印章，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管理档案，我专业所学是乡镇企业经营管理，可是整理档案却成了我工作的敲门砖。进入工作岗位的头一件事就是整理档案，通过清理乡里近几年积存档案，熟悉各方面工作情况，很快进入秘书工作角色。接下来县里“建镇并乡撤区”，九寨区委、区公所要求各乡镇全面清理历年积存文件档案，我被抽派到区公所集中清理档案，五个乡镇八九个新老秘书在一间大会议室里，夜以继日，挑灯夜战，重复着既单调又枯燥的工作，埋头一摞摞乱糟糟积存年头比自己年龄大得多的故纸堆里，像在黄金海岸沙里淘宝一样分拣材料，唯恐一件件宝贝从自己手中漏掉，全然不觉会议室里灰尘扑扑，霉味刺鼻，弄得我们灰头土脸，那时候的区公所晚上照明还靠煤油灯，每天吸入煤油烟尘，擤出的鼻涕都是黑糊糊的。

由于各个小乡镇之前不怎么清理档案，各乡镇里积存文件材料太多，这里放一堆，那里藏一摞，随便扔在墙脚，虫蛀鼠啃，雨浸发霉，更有不少不知丢哪了。如彦洞乡历年积存文件材料从50年代至80年代达30多年，林田土地证存根仅存几十份，县清档工作组费老大劲清理集中起来，前后用吉普车搬运了四、五趟。清理这些档案，我从1991年10月份开始搞的，那时不到12月份，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手脚发了冻疮，手指僵硬红肿，翻页编页码和抄写目录时比平时费力很多，可我从不敢停歇片刻，阳历新年元旦那天也是在加班中度过，这期间我没回一次家，一直坚持到1992年元月中旬才终于结束，好不容易整理出档案三、四百册。

1992年3月，县里 “建镇并乡撤区”，原九寨区五个乡镇，建成一镇一乡，原彦洞乡与黄门乡合并成新建彦洞乡，我被调配任新建彦洞乡临时党委秘书，在筹备新乡初建“两代会”首届领导班子选举工作中，除了日常事务与会务外，我主要负责起草党委、人大两个重要工作报告，并将报告通过手工刻钢板蜡纸和油印，后来还增加起草团委工作报告等工作。这对于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无异是一个严峻考验，关键时刻是档案资料帮了我忙，为报告起草提供了 “源头活水”，凭着之前刚结束的档案整理所积累掌握的材料、信息与线索，我夜以继日通宵突击完成了任务，乡“两代会”顺利通过工作报告，选出新乡首届党政、人大主席团领导班子，在首届乡团代会上我被推选为乡团委书记。

因为这个经历，我体会到了档案工作者的辛苦和价值，感受到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喜悦，通过档案整理，提前给我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课。

这之后我变换了几个工作单位，都是围着档案的圈子打转转。先是调县委办当秘书，再到卫生局搞办公室，一天到晚赶写材料，赶完材料，再将材料整成档案，又利用档案整理成材料，单位变了，但唯一不变的是每年及时将文件材料清理立卷归档的老习惯。调卫生局工作，办公室实际就我一人，但我每年及时整理档案，从不积存跨年文件材料，五年间整理档案竟达到220多卷，为推进卫生管理与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局里连续几年荣获上级表彰奖励。

2007年，我调任县档案局（馆）任副局（馆）长，与《中国档案》杂志结下不解之缘，2011年纪念《中国档案》创刋60周年全国征文大赛中，我的应征文《〈中国档案>：我二十年的良师益友》被评为“二等奖”。如今已十七个年头，世事如局，人事物非。感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一种迷茫与陌生，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真希望有人借我“一双慧眼”，将档案大千世界看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

坊间，流传着档案界一个相当有趣的“夜壶理论”，也许大家已有所耳闻。就是把档案工作比作古时生活中的“夜壶”，需要之时那是相当紧迫，一刻不能等，用完后就不知踢到哪角落去，下次要找时急得团团转。从颐人说笑的角度而言，不得不感叹，不得不佩服，始作佣者比喻之恢谐，形容之生动。

我心中也有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现如今的档案工作好像一家不景气的子企业，母公司对它的经营不指望不重视，强勉维持得下去，却每年有点小欠债，虽有还款能力，因为欠的是自家内债，不像外债被逼着还，这笔欠帐就年复一年拖着不还，结果变成个大的“帐窟窿”，一任转加给一任，最后谁也不愿去补那“帐窟窿”。

勿容讳言，档案工作目前还是处于“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地位，现阶段很多地方的档案工作欠帐是比较多的。很多机关单位办公室日常工作比较多，能按要求每年度材料于次年三四月份及时立卷归档的单位比较少，大多是到了面临达标考核，九分九的情况下，安排突击清理一次档案，积存一、二十年材料未整理单位不在少数，甚至还发生过一起擅自销毁档案受处理的恶性案件，档案不及时归档、保管不善丢失、损毁等情况已引起足够重视。譬如，2010年县政府实施道路桥梁和房屋重点工程改造时，大费周折却找不到当年的图纸，导致工程工期受影响，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回过头来看，1992年“建并撤”的档案清理大会战，时间紧难度大任务重，大家脏点累点是值得的，挽救了那么多的档案，算是功德一件。但这种做法总归是权宜之计，唯有每个单位每年都及时立卷归档才是上上之策，没有跨年积压的清档欠帐，这才是档案工作的正轨和理想的境界。

调入档案局工作后，局里把主要精力放在档案业务培训、指导和执法检查及馆内档案的规范整理上，一改往昔包揽整理外单位档案的老做法，从前锦屏县档案局在人们心目中“档案整理公司”的形象得到扭转，特别是把锦屏文书征集抢救作为牛鼻子工程来狠抓，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些年，征集抢救锦屏文书被县档案局（馆）列为工作亮点来推动狠抓，现收进馆藏锦屏文书原件已达6.4万多份。2009年，在贵州省档案局、省档案学会举办的“纪念建国60周年”档案学术论文评比中，我的论文《锦屏文书抢救保护现状、问题与对策》被评为“三等奖”。2010年2月，锦屏文书因其重要的文化价值，成功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变身为“杉乡”靓丽魅力名片。

锦屏文书，在我县半个多世纪的征集历经，可谓路漫漫而修远兮，上下求索者呕心沥血，其过程犹如凤凰涅槃。感于斯，我写了一篇叫《锦屏文书感怀》的短文，被《黔东南日报》“文化旅游”副刊发表，这篇短文还获得2014年国家档案局“走进档案”全国征文大赛“优秀奖”。

后来，我利用工作之余，采写锦屏文书稿子，有缘被《贵州档案》《云南档案》《文化广角》《贵州日报》《中国档案报》《中国文化报》《中国绿色时报》等刊物发表，《锦屏文书: 尘封百余年的文化遗产》、《锦屏林契: 穿越五百年的木商文化遗产》两篇报道，连续在2009年《中国文化报》、2010年《中国绿色时报》头版头条刊登, 多家网站转载。还先后在《贵州文化遗产》《贵州都市报》特别推出推介锦屏文书的专栏两期，受到阅读者的关注。《锦屏文书：穿越五百年》一文在2010年《贵州日报》品牌栏目《视点》用一个专版登载，其读者来信来稿还被《贵州日报》以《视点同期声》栏目予以刊发。锦屏文书，现已成为贵州的一个文化品牌，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锦屏文书从原来的无人关注，到如今万众瞩目，国家每年下拔专项抢救经费。保护项目实施县从锦屏、天柱、黎平等周边五县扩大到如今的九个县。由于利益等因素驱使，锦屏文书国保名录称谓被随意更改，省档案局副局长张异莲在《贵州档案》和《贵州民族报》发表《谈“锦屏文书”称谓问题》，指出称谓混乱不利于文化品牌打造，同时也是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权威的严重挑战，对诚信精神、契约文化的亵渎和践踏。为维护国保名录的严肃性和权威，我撰写《建议不要随意更改“锦屏文书”名录称谓》以读者去信的形式，向《黔东南信息港》《黔东南社会科学》《人大论坛》《当代贵州》《中国档案》《光明日报》等新闻报刊媒体、分管档案副省长何力以及网上省长信箱反映问题，呼吁应引起关注重视。

同时，民间伪造契约、非法交易、流失出境等情况发生，严重破坏了锦屏文书完整性、系统性，引起省州人大的关注与重视，州人大启动制定《保护条例》的相关工作。

组织信任，把起草《黔东南州锦屏文书保护条例（草案）》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我，让我诚惶诚恐不敢有丝毫马虎，终于在2014年6月把文本草拟出来，提交县人大讨论审定后，上报州人大。为排除文化品牌争议的干扰，州人大经过3年多调研论证等工作，终于在2018年11月29日获得省人大常委会议批准颁布，于2019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成为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保护地方文化品牌而制定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具有里程碑意义。

2008年，国家下达中央投资600万，地方投资1200多万元的锦屏文书特藏馆建设项目，起初明确在贵阳建设，后变更在凯里实施，为了项目能够落户锦屏建设，我通过各种渠道向省州相关部门反映和争取，积极向县领导建言献策，最后通过县信息督查专报的方式，我编写的《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存在的困难》在贵州省委办公厅2008年7月14日第18期《省委工作动态》刊用，省委领导阅后专门作了批示，最后特藏馆得以落户锦屏。

锦屏文书特藏馆建设项目实施前，我负责组织拆迁工作，2015年7月即将竣工时，县里紧接着筹建锦屏文书特藏馆陈列展，我承担布展策划、图片搜集、实物征集和文案撰写等具体工作，我提出将“中国诚信精神、世界生态典范”作为展陈主题的建议也得到县领导的认可。通过三个多月紧张施工，陈列展顺利通过验收，并于2015年国庆节举办首届“锦屏文书文化节暨贵州省旅发大会期间如期举行开馆典礼，来参观的群众摩肩接踵，人流如潮。我夜以继日花费心血将锦屏文书宣传文稿整理成《锦屏文书：走向世界的杉乡记忆》15万字集子，交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公开出版，献礼首届锦屏文书文化节和锦屏文书特藏馆开馆庆典，心中倍感欣慰。同时，由我作词，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邹洪屏谱曲的《杉乡林契约》（又名锦屏文书之歌）也在锦屏文书特藏馆开馆典礼期间推出，在黔东南电视台音乐栏目《每周一歌》连续播出一周，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2021年10月，由我负责组织将锦屏文书特藏馆申报省级社科示范基地，顺利通过了评估验收，获得省社科联的“贵州省人文社科示范基地”命名授牌。根据起草《条例》过程的思考，我所撰写的论文《论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法治保障-----以《黔东南州锦屏文书保护条例》为例》，在州法学会举办的“首届新时代法治黔东南论坛”主题征文活动中，获得“二等奖”,并应邀参加2023年贵州省社科联学术年会暨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农文体旅新融合高质量发展研讨会，获评“三等奖”。

在国家省州的重视下，2023年黔东南州锦屏文书抢救保护馆藏达24万多件，锦屏文书的大量发现有力驳斥了西方学者“中国是个‘身份社会’，虽有契约出现，但缺乏契约精神，重人治而轻法治”的谬误认知。锦屏文书研究在国内外成为新热潮，如今锦屏文书被打造成为贵州有影响的民族文化品牌，黔东南州委州政府已成立了申报领导小组，正在积极推进“世界记忆工程”工程申报，锦屏文书作为全球人类记忆代表作正迈向世界大舞台，彰显中华民族“东方契约精神，世界生态典范”的独特魅力。

然而，真正对锦屏文书有感触，还缘于一件出自我家族收藏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锦屏文书，是它让我领悟到了锦屏文书的无穷魅力，祖先穿越百年的生活智慧。

2012年，平秋老家发生了一场意外火灾，当时情况紧迫，我的老屋虽未遭受火患，却因为要灭火开辟隔离带，被拆的稀巴烂，灾后无法居住，所以准备在老祖屋地基上重新建房，熟人帮设计了图纸作了预算，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在原老地基内划线挖基脚的时候，不曾想隔壁一邻居仗着兄弟多，蛮不讲理无理取闹，出来刁难阻工，要求把道路留得宽些，挨他家的房子远点，连他老娘也出来撒泼骂街。街坊四邻都知他家胡搅蛮缠闹惯了，劝我建新房图吉利，莫与他们闹，忍让着点。

小时常听祖母讲，我祖上也阔过一段日子，有山有田有地，颇有祖业的，但是后来到了祖父这辈，因沾染赌博恶习败了家，解放后沦为中农，正好免去了地主富农遭批斗的那份罪。寨中年长者皆知，我曾高祖辈是乐善好施，修阴积德的，曾出钱为附近的更我村领港关山水口处，架了一座石墩木挢，以方便当地行人来往和农田耕种，直到现今我们还在负责木桥的维修，修桥所用木料，附近山上的杉树可任挑任砍，用不着与山主招呼，你说为何？原来老祖辈们早就与山主搭成协议，立有老字约（即现称的“锦屏文书”）给后人，早就把以后修桥所用的木料钱预先支付清了，想得那是多么长远、超前、周到呀！

我转眼一想，老屋会不会祖上也留有字据？！我父亲是退休教师，家里排行老三，有兄弟三人，二叔参军转业武装部因公殉职，原先家族的契约由在家务农的伯父保管，伯父病故后就由堂兄保管，堂兄也是心细之人，后来仔细一找，果然有老屋的买卖契字据，屋地基是宗家将地基出卖与我高祖父的，所立字据的日期上，还盖有官方的一枚四方红印章。

“屋基出卖契”全文如下：

“立卖屋地基字人宗文桥，今因家下要钱使用，无所出处，今间中平地基二干出卖，自己请中上门，问到本寨龙文燮承买为业，当日凭中三面议定，价钱贰仟捌佰肆十捌文，其钱亲手领足入手应用。其屋地基，上抵大蹬，下抵大路，左抵买主，右抵大路为界，四至分名（明），其屋地基贰间及与买主管业，自卖之后不得异言，恐口无凭立有卖字为据。凭中：龙金汉 请笔：宗昌吉 光绪贰拾捌年二月廿二日立。”

有契为凭，纠纷解决了。一年后，新房子在老屋基上建好，按当地风俗择良辰吉时上了梁，举办了新居落成仪式，每每回想此事，才真正懂得锦屏民间流传“宁烧我屋，莫烧我契”俗语的真正含义，才知道老百姓把锦屏文书视为宝贝，几百年得以留存的道理，还有老百姓不轻易以契约示人和舍不得交与国家帮保管的原因了，因为每一份契约背后都记载和传承着一段家族兴衰史，一段祖先留给后人值得珍藏生存智慧和历史记忆。每一份锦屏文书承载着祖先坚如磐石的千金诺言，字字句句如高山滚石，一去无悔，震山憾谷。

与档案同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将人类的记忆、情感与智慧记录保存留予后来人，让文明种子薪火相传，这就是档案人甘于清贫默默奉献的幸福和力量之源，也是所有档案人的中国梦。

如今我已在档案战线工作三十三年。幸哉！壮哉！三十三载与档案同行，我幽幽兰台情，无悔的兰台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