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同时浸润于五四运动新思潮与传统儒家道德观念之中，思想和艺术具有一定的“过渡性”。抗战时期，其艺术思想发生了多重转变，这归因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面对抗战时局对艺术家的召唤，徐悲鸿开始在艺术作品中将“英雄”的救赎愿景寄托于现实的“人民”力量。
抗战以来，徐悲鸿一直是以爱国艺术家的姿态开展创作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同徐悲鸿的人生理想与艺术写照遥相呼应。抗战期间，徐悲鸿的创作反映的皆是其各个时间段对爱国的不同理解。这种理解对应了民族革命与国家建设的时代需求，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徐悲鸿的创作由个人视角转向了民族视角，关注视角从“英雄”转向了“人民”，图像叙事也发生了变化。
徐悲鸿 《九方皋》 139cm×351cm 纸本设色 1931 年 徐悲鸿纪念馆藏
艺术本土化：徐悲鸿的“英雄”品质
徐悲鸿艺术中“英雄”形象的塑造与其油画本土化的探索历程是交织的，他的“英雄”形象多取材于“中国英雄”，诸如田横、项羽、叔梁纥等人。从其古典题材人物画中主体人物的身份来看，士人阶级占据很大一部分，整幅画作多是围绕士人风尚展开叙事的。
事实上，徐悲鸿绘画中的“英雄”植根于中国儒家精神的内核。正如郎绍君所言：“如果从 20 年代末的《田横五百士》到 40 年代初的《愚公移山》，确可以看出他对古典题材的爱好，对儒家精神仁、义等古典英雄主义的崇敬。”
其身上儒家式的担当意识被作为文本转换为图像——侠义精神与爱国主义正是儒家式担当所展现的具体方面。徐悲鸿绘画中所具有的“侠义精神”是徐悲鸿文人气质的显露。
徐悲鸿 《田横五百士》197cm×349cm 布面油画 1928-1929 年 徐悲鸿纪念馆藏
1930 年至 1931 年，徐悲鸿创作了《徯我后》，这是其抗战时期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英雄”题材绘画。《徯我后》取材于《尚书·仲虺之诰》的“徯我后，后来其苏”一句，寓示着人民渴望贤明的领袖来拯救众人于水火。彼时，抗战爆发已逾两年。徐悲鸿在创作中有意将人民群体的形象作为画面主体，将“英雄”作为超出人民力量的隐喻。其 1934 年在《文艺月刊》刊登的《徯我后》一画旁标注：“‘岂识执戈坚自卫，妄思悔祸起天心’乃画中未尽之意。为志于此。”徐悲鸿所言“画中未尽之意”指的是尚未到来的“英雄”力量。同时，旁注既反映了以徐悲鸿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危亡时的彷徨心态，又反映了他们渴望从社会变革中获得拯救的社会理想。
《徯我后》中的“英雄”形象虽然在塑造时受到了西方“英雄”形象的影响，但从画面取材与人物形象等核心要素来看，仍然是典型的中国“英雄”形象。在英雄理想与苦难现实之间，徐悲鸿必须通过艺术来推动变革，“英雄”形象的本土化调和便是其艺术变革的产物。
徐悲鸿 《徯我后》 230cm×318cm 布面油画 1930-1931年 徐悲鸿纪念馆藏
徐悲鸿的现实侧重与“人民”立场
1937 年冬至 1938 年夏，徐悲鸿在重庆创作了三幅现实主义题材的重要作品，分别是《巴人汲水》《贫妇》《洗衣》。《巴人汲水》从侧面表现了当时川渝人民的生存状况。
徐悲鸿 《巴人汲水》 300cm×62cm 纸本设色 1938年 徐悲鸿纪念馆
徐悲鸿 《洗衣》 60cm×52cm 纸本设色 1938 年 徐悲鸿纪念馆藏
无论是题跋立意，还是具体到人物的表现状态，相较于徐悲鸿 1935 年所绘《蜀妇汲水图》中所体现的“旁观”与“欣赏”姿态，其 1938 年所作《巴人汲水》更能表现出对“巴人”的真情实感。《巴人汲水》中，“巴人”向上攀登留下的背部轮廓不仅使“巴人”增强了感染力，而且让观者参与到了画面叙事当中。概言之，通过徐悲鸿 1937 年冬至 1938 年夏于重庆所作的这三幅绘画，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平民生活的关注。
徐悲鸿 《蜀妇汲水图》 66cm×115.5cm 纸本设色 1935 年
1939年至 1941 年，徐悲鸿先后完成了油画版和中国画版的巨制《愚公移山》。《愚公移山》与徐悲鸿一贯所采用的古典题材一脉相承。这类主题性绘画均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寓意上大多都指向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不过，《愚公移山》不同于《徯我后》等古典主义题材作品，“英雄”视角已经转向了“人民”视角。在取材层面，徐悲鸿希望利用中国传统寓言故事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来鼓励全民抗战的决心。徐悲鸿的绘画不仅重塑了“愚公”形象，还认识到了聚大众之力共击敌寇的意义。
徐悲鸿 《愚公移山》画稿 纸本 徐悲鸿纪念馆藏
徐悲鸿抗战时期的艺术创作兼具民族性与历史性，不仅能够展现现实层面的历史记忆，也能反映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以徐悲鸿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所秉承的是传统儒家道德观念，他们受到了新文化思潮的冲击，故而需要从这种冲突之中寻找自己的定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徐悲鸿积极投身抗战热潮，响应救亡图存的时代号召，创作了许多与抗战相关的艺术作品。当时，困扰着徐悲鸿的不仅有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取舍，夹在中间的还有个人基本的生存空间问题。这三者构成了徐悲鸿通向历史舞台中央的必经之路。从徐悲鸿艺术叙事的走向来看，其创作实践的策略在于从“英雄”转向“人民”，最终寻找到一条贯穿艺术与社会的道路。
本文摘自《中国美术》杂志第四期文章
《从“英雄”到“人民”——抗战时期徐悲鸿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艺术转向》
《中国美术》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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