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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教授
我几年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一年，那里有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90多岁了还每天到办公室上班，经常写文章、演讲。他写的很多文章是适合专业之外的人读的。后来我看到他有一本书叫作The Scientist as Rebel，就是《作为反叛者的科学家》，书名很有意思。我想我们应该也有一本书叫作The Historian as Rebel，《作为反叛者的历史学家》。这涉及历史学是干什么的，我们为什么做历史，我们做历史是为了谁。历史学家归根结底不是传承什么文化，也不是要把某种古代的东西保存下来。他的使命本质上是质疑现有的历史论述，去反抗、去抵制种种主流的历史理解。我们身边的情形是，人们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历史，但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滥用和错用——即便历史学家自己也不免于滥用和错用。可以这么说，我们讨论的历史，我们所使用的历史，我们所说的历史，多半都是靠不住的，经不起追究的在我的领域也是如此，我是做魏晋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的，很多大家常常提到的东西都是经不起追问的。比如有一个常见的说法，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开发，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因为从此以后南方人口、经济的占比大大增加，整个历史都改变了。说起原因，中学教科书里有一句简单的话，而且大学里也有很多老师这样讲，说是因为北方战乱，大量北方农民到了南方，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所以南方就得到了大开发。我做学生的时候，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说法，等当了教师自己在课堂上可能也讲过。其实这个说法经不起追问：先进的北方生产技术是指什么呢？是作物品种，是生产工具，是种植技术，还是劳动者的组织方式？当时北方旱作农业比南方稻作农业的技术更先进吗？那么旱作农业的种种技术能够直接移植到稻作农业去吗？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法，这个说法掩盖了许多深刻的历史议题。换个思路，首先要问的是，那时的南方劳动者是从哪里来的？都是北方逃难南下的流民吗？难道不是以土著为主吗？土著是些什么人呢？除了原有的在郡县体制下的国家编户，大量不说汉语、不服属国家管理的山区土著人群，所谓蛮人、山越，是如何进入国家体制的？今日所谓南方人，他们的祖先难道都是北方移民吗？当然不都是，或主要不是。更多的是南方土著人民，不是北方移民，而是被北方来的统治者成功改造过的，从蛮人、越人改造成了国家体制下的新型劳动者，他们转变了文化和政治认同，成了说汉语、服属王朝的华夏臣民，也就是我们今天汉人的祖先的一部分。由此完成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过程，华南变成了华夏、也就是后来汉人的家园。然而这一转变不是那么简单流畅，那么理所当然的，不是一首浪漫曲，不是英雄史诗，其中充满了征服、反抗、血泪和压迫，充满了人类历史上许多近似情形下已为我们所知的那种人群对人群、体制对个体、强力对弱者所制造的痛苦。在我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中，这些痛苦早已被掩盖、被遗忘、被转化，成了一曲充满浪漫气息的、值得后人讴歌的英雄主义江南开发史。历史叙述多半如此。哪怕是看起来确切无疑的那些说法，也经不起追问，经不起深入推敲。
那么历史学家做什么呢？历史学家去重新考察这些东西，作为一个rebel，作为反叛者、起义者、异议者，去质疑那些被广泛接受的说法，重新质疑、一再质疑。在座各位不只有做历史的，还有各个学科的朋友，我想rebel这个定位对大家都适合，各个学科都差不多，要做的都是重新质疑已有的说法，我们都去做已有说法的异议者，都去做主流的抵抗者，不限于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在什么样的时代，所有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都应该是反叛者、抵抗者。正好最近我在想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历史学对历史的责任问题。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黑暗时代的受害者，也是黑暗时代的制造者。历史学家参与了历史的内在发展，或至少是做了很多推波助澜的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熟悉的，就是纳粹德国的历史。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是哪里来的？其中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历史观，不能不说是17、18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学家的制造品，他们宣讲的民族史，特别是日耳曼民族史观，就是德奥历史学家的重要成绩。对日耳曼民族主义的一路上扬，这些历史学家做了大量不只是推波助澜的工作，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主要的责任人。后来纳粹精神的很大一部分营养即来自这里。看看我们今天，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发展状况，大家各有自己的体察。我们做北方民族史的，在网络上无论说点什么都会有人来骂，比如，大家肯定知道这几年大批网络爱国者对姚大力先生的围攻谩骂。其实我理解这些骂人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他们骂是因为你说的历史和他们知道的历史不一样，而他们相信自己知道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你说的历史是错误的。那么他们的历史自信是从哪儿来的？其实也源自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历史学自己发展出来的教条、观念或常识，不是突然出现的，不是这几年才有的，是很久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参与制造的。当我们反感、反对乃至痛恨此刻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时，不要忘记这个时代是慢慢形成的，不是一两天突然冒出来的。纳粹德国不是希特勒凭一己之力突然制造出来的。希特勒式的领导人也是被历史制造的，历史知识恰恰是制造他们的原料之一。历史学和其他一切学科大概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对各自时代的历史负责任的。这个责任我们过去检讨得不够，我们太喜欢把自己当作受害人，把责任推出去。1945年之后，西方学界对纳粹时期的历史学、考古学，有很多批判、反思。其实还应该追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因为20世纪的学者又是继承他们前几代的学者而来的。历史学家做什么，为谁做？所谓探究真理、探究真相，该探究什么，为谁、为什么探究？这些都是应该反思的。没有哪一个学科、哪一个人能宣称自己真正掌握了真理，这是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完全明白的事情。但是做什么、不做什么，做到哪个程度，这确实需要我们反思学术史上、历史上的教训。李礼让我在签到板上写句话，我就写了句“有所不为”。今天我们必须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坚决不做。作为一个rebel，一个反叛者，有所不为是一条原则。从处世的性情上来说，当千万人的生死，被你一页页翻过，你会变得更豁达。
从做事的决策力来说，当你看到绵延千年的兴衰成败、新旧交替，再回头审视自己走过的路，你会更有远见和魄力。
从做人的格局来说，当你冷观1362年的历史棋局，翻阅16个王朝的兴衰起落，你会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功、名、利、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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