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毛红军开创中央苏区时期，1929年有一个重要的“中央二月来信”。
这个“二月来信”，就是时在上海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发出的。其主要内容是朱毛领导的红四军就地分散游击，调毛泽东和朱德到党中央工作。
这封指示信是周恩来1929年2月7日为党中央起草的。
周恩来为什么要起草这样一封指示信呢？
首先，这封信是有大环境的背景。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才能“存活”，不被消灭，如果集中一起，不仅被消灭，还会妨害老百姓利益。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并且提出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为此，党的六大决定：“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斗争的方式。”
其次，这封信也由于小环境的背景。
当时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在赣南的处境确实相当艰危。由于湘贛两省国民党军队以优势兵力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在1月14日离开井冈山，20日在大庾又遭受失利，被强敌尾追，转战贛、粤边界，处在如此危险的环境。
六大结束后，周恩来曾几次派人给红四军送信，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周恩来对红四军的状况缺乏具体了解，十分焦急。
因为大小环境，所以周恩来起草并发出了这个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实行分散游击，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到党中央工作。
其实，这些指示是脱离实际的，《周恩来传》后来说：“这自然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是脱离实际的？红四军转战赣南后，由于处境困难，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又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议。
值得一说的是，周恩来的指示信写出后才两天，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到达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第三天，在大柏地诱歼追敌刘士毅旅大部。这一个大胜仗，扭转了红四军原来的被动局面。从此，敌人不敢尾追红四军不放了。
接着，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又在吉安东固同贛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胜利会合，不久就在这里站住了脚跟。
4月3日，红四军前委才接到周恩来在两个月前发出的指示信。信中充满忧虑的语调，同红四军刚刚欢庆大捷的胜利场景更显得很不协调。5五日，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出了一份报告，说：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并表示不同意朱毛离开队伍。
其实，由于形势的变化，周恩来的认识也在改变。4月4日(也就是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写报告的前一天)，中央常委讨论红四军问题时，周恩来说：“朱毛出来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也就是说，调朱毛到中央工作，要灵活处理。
8日，党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过的致毛泽东，朱德指示信，信中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而是说：“润之，玉阶两同志(即毛泽东、朱德)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调朱毛出来的事，实际上就此作罢。
这就是“二月来信”的来龙去脉。这一事件戏剧性的变化，一则是朱毛杰出的军事才华，改变了下山后的被动局面，一则是周恩来敏锐洞察局面，也对红四军的行动方针适时做出了改变。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凝聚在毛泽东旗帜下》一书记述了此事，该书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曾名列畅销书热卖榜（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