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人民的优秀记者肖鸣锵同志

肖鸣锵（右）捐赠珍贵历史资料。见习记者 李雨恒 摄

老人虚怀若谷、温文尔雅的风范，让人由衷敬佩。得知她的故事后，更让作为新闻后辈的我，不禁想起“万般皆不是，方知我是我”的名言。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带着“重报艺文志·口述”栏目的撰稿任务，我再次走进94岁高龄的肖鸣锵位于渝中区解放西路66号重庆日报家属院的家，希冀用文字记录下这位中共老地下党员、重庆日报高级记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的精彩人生，以及她“以笔述史”的传奇。

走上革命路

参加会师大会签名“会师旗”

梅花枝头鸟闹春，玉兰馥郁满人间。3月4日，走进重庆日报家属院，春意勃发，静谧秀美。

肖鸣锵身着一件喜庆的红色外套，坐在轮椅上，慈眉善目地迎接我们。“听说你们要来，老人家特别高兴，尤其你们又是她曾工作多年的重庆日报的记者，特别亲切。”肖鸣锵的女儿崔健说。

由于年迈，老人的行动只能靠轮椅，听力也有所下降，说话显得比较困难，采访更多依靠崔健当“翻译”，以及她保留下来的大量文字资料和著作。

对于她的精彩故事，我们就从摆在她家电视柜上的一件文物影印件谈起——

现存于四川省档案馆的镇馆之宝“会师旗”。

这是一面“会师旗”，是成都解放后解放军入城部队与四川地下党举行会师大会时用过的红旗，上面有超过205个（部分已模糊不清）签名，包括贺龙、王维舟、李井泉、马识途等人的签名，也有肖鸣锵的，现在保存于四川省档案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原来，肖鸣锵早在1949年2月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从事革命工作。而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与她的父亲萧华清密不可分。

萧华清，1894年生于四川省彭县（今彭州）。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萧华清积极投身到这一时代洪流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5年底，应吴玉章之聘，他来到重庆，担任重庆中法学校教务主任兼英文教员，并由杨闇公、童庸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抗议英美帝国主义军舰炮击南京，1927年3月31日，重庆各界民众在打枪坝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罪行，地方军阀安排枪手和打手，手持短枪、大刀、棍棒，见人便打，逢人便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

作为集会的组织者之一，萧华清抱着“机关枪摆起我也还要去”的坚定信念，很早就赶到会场，目睹了惨案发生的全过程，所幸后来跟着一个商团逃离了现场。

因被通缉，萧华清先后流亡到宜昌、武汉、上海等地，度过了10年的革命流亡生活。

1935年父亲在河南省安阳市第十一中学教书时，肖鸣锵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何庆渝 摄（翻拍）/视觉重庆

肖鸣锵就是于1930年萧华清流亡于上海时所生。“当时，我们家住在上海法租界内。我从小就经常听到父母愤懑地讲述外国殖民者欺辱中国人的事，留下了很深的屈辱的印痕。”肖鸣锵说。

全面抗战爆发后，萧华清于1938年1月经西安回到成都，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各种革命活动。肖鸣锵也就随父到成都，先后就读于成都协进中学（初中，现为成都市树德协进中学）、成都女中（高中）。

1947年，成都地下党为了指导学生运动，创办了《学生报》，肖鸣锵成了该报的通讯员。之后，她还担任了编辑《每周时报》副刊《中学生》的任务。

“我高中毕业后，由梁其英、关山介绍，于1949年2月加入中共地下党。”肖鸣锵说。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1950年1月3日，解放军入城部队与四川地下党在当时成都商业街励志社举行会师大会。

参加会师大会的人员有军队代表、西南区党委各主要负责人以及地下党员代表，肖鸣锵就在其中。

“当时，进门口的桌子上，就摆着一面‘会师旗’，大家纷纷签名留念。”老人回忆：贺龙的字签在最上头，旁边是王维舟（时任西南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她则把名字签在了红旗的左侧中上位置。后来这面红旗被四川省档案馆收藏。

会师大会从下午5点开始，贺龙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地下党作出的重要贡献，并勉励“南来的党员和原地下党员应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同志们还不愿离去，最后贺龙同大家合唱了国际歌，才慢慢散场。

值得一提的是，这面“会师旗”并非真正的五星红旗，只在红旗的中间缝制了一颗五角星。

“那是因为当时通讯比较闭塞，大家只是在广播里听说北京升起了五星红旗，但五星红旗究竟长什么样，却不知道。人们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在中间缝了一颗金色五角星。”肖鸣锵说。

“去年，我妈妈的母校——成都市树德协进中学原校长助理张勇来拜访老校友，将这件文物的影印件赠送给她，她特别喜欢，把它摆在了家中最显眼的位置。”崔健称。

凉山20年

留下“新闻工作中珍贵的一页”

“寒风咆哮着，街上的灯时明时暗，人们早已紧闭门户了。从街的一头快步跑来一群解放军，接着又是一群，向东去，向东去。脚步那么急促，面孔那么严肃，他们将去战斗，他们永远捍卫和平和幸福，他们却也憎恨恶魔，他们到了哪里，哪里就出现和平……”这是肖鸣锵至今保留着的日记本上的一段话。

该日记写于1956年1月21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这也被她视为自己新闻职业生涯中“珍贵的一页”。

工作中的肖鸣锵。何庆渝 摄（翻拍）/视觉重庆

1949年12月，因在高中时当通讯员的经历，肖鸣锵喜爱上了新闻工作，被分配到川西区民主妇联，担任《川西妇女》编辑，后又到《西南青年》《青年生活》从事编辑和记者工作。

“195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西康省建制的决议，其行政并入四川省。四川将大批干部调往甘孜、阿坝和凉山地区，我踊跃报名，被调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翻阅相册，一张肩挎机枪的照片，让肖鸣锵陷入深深的回忆。

黑白照片上，她一头短发，身着棉衣，脸带青涩，却目光坚定。

“这是我到凉山时拍的。”肖鸣锵说，1955年12月，她离开城市，去到偏远的凉山地区。“当时的凉山真像书里写的，刀耕火种，广种薄收，奴隶主占有了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奴隶。千年的铁锁链要打碎、砸烂，我庆幸自己参加了这一斗争，成了一名‘战士’，在我一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她说。

1958年，凉山州委调她参加筹办《凉山报》，她又从握枪的“战士”变成了握笔的记者。

那个时候的肖鸣锵充满朝气，积极向上，学习了彝族语言，还经常跋山涉水，冒风雪严寒，深入凉山地区海拔4000多米高山腹地采访，与彝族人民打成一片，并培养了不少通讯员。

彼时，肖鸣锵的报道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作品《展翅飞翔的红毛妈姑区》，反映了凉山的巨变；《千斤社里春意浓》，展现了昭觉南坪乡翻身奴隶生机勃勃、积极抓农业生产的情景；《访翻身奴隶翁姑拉洛的家》，写出了一户翻身奴隶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上也翻了身……不少作品被《中国新闻》、香港《大公报》等广泛转载，产生了深远影响。

肖鸣锵在自己的文章《我的新闻生涯》中写道：“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深入民族地区采访，不仅使我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更磨练了意志和毅力。在凉山工作的20年，我把它视为在新闻工作中珍贵的一页。”

实事求是

为张露萍烈士“仗义执言”

看了舞剧《绝对考验》的观众，无不为剧中主人公“萍”感动。

这部精品舞剧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委出品，重庆歌舞团制作、演出，以红岩群英谱中的女英烈张露萍为人物原型，以舞台艺术再现了“萍”受组织秘密指派，从延安来到重庆，成功打入军统机关内部，背负“叛徒”骂名，出色完成任务，被捕后经受绝对孤独的考验，至死也未暴露真实姓名和共产党员身份，直至牺牲38年后才得以恢复名誉和身份的故事。

很少有人知道，张露萍恢复名誉和身份，与肖鸣锵的“仗义执言”有关。

1978年5月，在凉山工作20多年后，肖鸣锵被调到重庆日报社，先后在科教部、《星期天》增刊组、文体部工作。

1982年9月，张露萍烈士的事迹尚未公开，肖鸣锵去成都参加座谈会，听到张露萍的好友车崇英讲述了有关张露萍的事迹，被深深打动。

返回重庆后，肖鸣锵即刻写出题为《敢于用耳光教训大特务的女共产党员》的通讯，刊发于重庆日报《星期天》增刊。这是第一篇报道张露萍烈士事迹的文章。

1983年，中央调查组经过广泛调查取证，加上叶剑英同志亲自写材料证明，张露萍的身份大白于天下，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上世纪80年代肖鸣锵在重钢采访。何庆渝 摄（翻拍）/视觉重庆

“经过多年新闻实践，我的报道突出两点：重视发掘新闻价值，报道了一些独家新闻，把那些群众关心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新闻，及时反映到报纸上；坚持真理，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新闻观。”肖鸣锵说。

“透过母亲那些浸含着墨香的新闻作品，我不仅看到了我国不同时期发展历程的一个个缩影，也从中看出母亲50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足迹，以及她为自己热爱的新闻事业付出的大量心血。我被母亲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无比忠贞和执着追求精神深深打动。”同为媒体人的崔健，在谈到自己的母亲时，语气中充满自豪。

在肖鸣锵眼里，人物专访是一种融新闻性、探索性、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较吸引人的新闻体裁，因此她特别喜欢写人物专访。在她的笔下，不仅有巴金、韦君宜、马识途等大文学家、艺术家等，更有修炉工、修脚工、挑粪工、女民警、女大副等在日常生活中熠熠生辉的普通人物。

这些报道特色鲜明，栩栩如生，有的采用白描手法，使人物更加突出，至今仍有研究保存价值。

修志著书

记录下重庆百年报业史

“一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新闻事业史，顶得上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的这一论断，在中国媒体界传播甚广，更深深地影响了肖鸣锵。

1989年，肖鸣锵退休，“闲不住”的她随即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开始了为期10年的重庆新闻史、报业史“编志”。

1992年，肖鸣锵(中)与张天授、文履平3位老同志进行新闻史志编修工作，搜集整理大量珍贵新闻史料。何庆渝 摄（翻拍）/视觉重庆

为了编写《重庆市志·报业志》，她跑遍四川、重庆的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走访了大量老报人，搜集到不少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2000年，《重庆市志·报业志》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志以文字叙述为主，全面反映了1897年到1997年这一百年的重庆报业发展状况。其中，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是全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报业也得到长足发展，不少外国通讯社都在渝设立了分社，许多外国报刊记者亦常驻采访，为客观反映这一状况，该志还进行了专章、专节叙述。

《重庆市志·报业志》由此成为一部重庆报业的综合性资料著作，对深入了解重庆报界、新闻界具有史学价值。

此外，肖鸣锵还参与编辑了《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志》一书，得到方汉奇等人颇高评价。

肖鸣锵对新闻事业的这种热爱，被好友们称赞为“编辑的自我提升”。她的好友艾白水说，多年来，肖鸣锵热心热肠，快人快语，即使碰了钉子，她依然坚定不移。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不忘初心的本真体现。

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原主席周勇表示，肖鸣锵同志的工作和为人，有乃父萧华清先生的遗风。在岗位上，她是一位朝气蓬勃、勤奋出色的新闻记者；退休后，更是一位老而弥坚，为新闻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老战士。

作为老一代新闻工作者，肖鸣锵记录历史、见证历史，更不忘为新闻著史，让人折服。

撰写此文时，我的耳畔反复回响起肖鸣锵在接受采访中多次重复提到的一句话：“我以当一名人民的记者感到无上光荣。”

人民的记者，心系人民、服务人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与其说，这是肖鸣锵的职业骄傲，不如说，这更应该成为所有新闻工作者永远不变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