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王教授，我们学术交往已有很长时间，也一同经历过中国艺术学和艺术学理论不断发展的关键阶段，第一次静下心来探究您的学术多方面贡献十分难得。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学术成长的经历，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您担任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职务，也见证了中国艺术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其实在早期的研究之中，您似乎是和戏剧戏曲有密切的关系，现在专门从事中国艺术学理论和艺术学科的研究，并且后来转任到中国传媒大学担任艺术研究院院长的职务。可否为大家回顾一下您学术发展经历及体会和认识?
王廷信：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从大学毕业后研究戏曲史和戏曲理论，再转到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迄今已有近40年的时间了。与同辈的学人相比，我的经历算是正常的。我的基础是中国语言文学，与大多数中文系毕业的学人一样，因读的书较多也较杂，所以进入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也较为自然。从事戏曲研究是因我在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在该校戏曲文物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在时任山西师范大学校长陶本一先生的支持下成立的，我的老师黄竹三先生担任所长。黄竹三老师是中山大学王季思先生的弟子，在元明清文学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后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晓铃先生的指引，把研究兴趣调整到戏曲文物上来。
1989年，我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硕士课程进修班进修，1997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师从苏国荣先生、周华斌先生、路应昆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苏先生是戏曲美学专家、周先生是戏曲史专家、路先生是戏曲音乐专家，他们的学术专长对我很有帮助。博士毕业后到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合作导师是古代文学专家陈美林先生。博士后出站后，我入职东南大学。2019年12月，我从东南大学到中国传媒大学工作。我的学术研究也因此在山西临汾、江苏南京及北京三地留下了痕迹。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有着良好的学风，从戏曲文物、文献到田野考察，我都参与了很多。一方面我关注戏曲文物自身的特征，另一方面我也在此基础上关注戏曲的发展轨迹。我对戏曲文物的关注和研究是在考证的基础上思考戏曲作为一种艺术形态的形成轨迹问题和戏曲的原理问题，例如从元至明，戏曲舞台由三面开到一面开，反映出戏曲从此前的露台演出、广场演出、勾栏瓦肆演出走向较为聚焦的三面开的舞台演出，再走向一面开的舞台演出，反映出戏曲从百戏杂耍到形成一个较为纯粹的艺术门类的轨迹。这是从留存的演出场地来看的。我也从自宋至元的杂剧砖雕到元代的戏曲壁画思考戏曲行当的日渐丰富，从这种思考来审视，自宋至元戏曲从较为单纯的杂剧到元代较为完整的杂剧的形成轨迹。这些都是我从戏曲文物研究戏曲史的基本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戏曲的兴衰问题也成为学界经常讨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是我在戏曲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思考戏曲理论的起点。我在不断寻找为何曾经兴盛的戏曲进入现代社会会出现危机问题，这便把我的研究视线从古代引入近现代。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系统梳理过近代以来中国戏曲的变迁，也写过一些文章。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仍然集中于古代戏曲历史的研究，我希望从戏曲的源头思考戏曲与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与几位导师协商之后，决定以《中国戏剧之发生》为题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我从“实用性装扮”到“仪式性扮演”再到“娱乐性扮演”这条线索研究了戏剧发生的必由之路。这篇论文也深化了我对艺术从实用到审美发展轨迹的认识。到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期间，我接着戏剧发生问题，思考从汉魏到宋元戏曲之前的戏曲史问题。在陈美林先生的指导下，我以《汉唐时期戏剧形成研究》为题完成出站报告。该报告从汉魏六朝百戏中的广场戏剧说起，到隋唐五代戏剧的形态特征的剖析，最后提出中国戏剧从“托故事而表演”到“以技艺演故事”的观点。这种观点也集中反映了汉唐时期中国戏剧在形态特征上的变化。从我研究戏曲的线路来说，主要采用文物、文献和田野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较为单纯的戏曲史研究到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研究理路，进而呈现出对戏曲理论的浓厚兴趣。考虑到戏曲文物发现的有限性，又结合我对理论研究的兴趣，所以我从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选择离开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寻找更适合理论研究的空间。但到东南大学工作后，因该校没有戏曲学科，而有由张道一先生倡导建立的艺术学学科，因工作和兴趣需要，我一边继续研究戏曲，一边恶补艺术理论的相关知识，从而在整体上转向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在此转型中，虽然艰难，但因符合我自己的学术兴趣，所以也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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