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的全面崩盘已成定局。持续了五个月之久的太原战役也迎来新的进展，解放平津的第十九兵团、第二十兵团及四野炮一师开赴太原前线，配合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第十八兵团，加强对太原的军事围攻。
3月17日，太原前线成立了以徐向前、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罗瑞卿、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为核心的领导机关。此时，徐向前还没有放弃和平解放太原的希望，将总攻时间定在4月15日。七届二中全会后，彭德怀来到太原前线，最终将总攻时间定在4月20日。
4月20日凌晨二时起，三大兵团同时出击，到24日太原城破，守城官兵近三万人悉数就歼。徐向前率部进入太原城内，俘获战犯孙楚、王靖国及师以上军官四十余名。进入太原城内，徐向前命令部队全城搜索三个人，务必要挨家挨户查问。
第一个人叫赵宗复，是原“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独子，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就不断向太原派遣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以各种职业做掩护，甚至打入敌人要害部门，搜集情报，策反敌军。
太原战役前夕，阎锡山甚至认为共产党在太原的地下工作者和伪装分子多达数万。而事实上，到1948年冬，太原城内的地下党员共有488人，还有内线关系859人。太原战役期间，隐蔽战线最出色的行动莫过于绘制太原城防图。地下党员张全禧以谦益信自行车行作为掩护，结交了刚刚受到降职处分的阎锡山长官部侍从参谋张光曙，并成功将其策反。张光曙利用视察城防工事的机会，绘制出50多幅太原城防设施图，并在图上标注了大量参考资料。
张全禧将这些图纸藏在自行车内胎和大梁的管子里，在张光曙的护送下穿越封锁线，将这些在太原战役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城防图送到了情报站。然而，并非每一次的地下工作都能顺利完成，阎锡山建立了一套完整严密的特务体系，使得隐秘战线充满了难以预计的风险和突如其来的牺牲。1949年3月，另一条获取太原城防图的秘密战线就在输送情报过程中被查获，8名地下工作者集体就义于大东门外。赵宗复也因此在不久后被捕。
赵宗复
赵宗复在燕京大学学习时加入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以而立之年出任阎锡山政权的教育厅长。赵宗复被捕后，阎锡山的高干会议在讨论如何处置时，众人都缄默不语，只有警宪指挥处代处长徐端主张将赵宗复处决。
正在阎锡山迟疑间，太原绥署秘书长吴绍之提醒说：“请会长回忆副会长临终托言。”阎锡山在其高干会议上以会长自居，而吴绍之所说的副会长正是赵宗复的父亲赵戴文。赵戴文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阎锡山，回国后又一起革命，追随阎锡山三十余年，对阎锡山忠心不二。阎锡山办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为自己的统治集团培养人才，指定的校长便是赵戴文。徐向前、薄一波、程子华都曾在这所学校就读。
赵戴文于1943年底病逝，临终前向阎锡山托付：“宗复年轻，做事不稳当，希望好好教育他。”阎锡山表示：“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一样，我一定教育好他，你可放心。”正因如此，当吴绍之提及“副会长临终托言”后，阎锡山暂时搁下了处置赵宗复的问题，说道：“将宗复交我处理吧！”
但阎锡山还没来得及“处理”，就丢下太原匆匆逃往南京去了，终究没有下达任何处置的命令。留守的梁化之一度准备处决赵宗复，而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交代说：“老汉（指阎锡山） 在的时候都没有处理，你为啥要处理他？老先生（指赵戴文） 就这么个苗苗，还能这么做？老先生怎样对待你来？”结果，此事便被搁置下来。
赵戴文
其时，赵宗复被关押在阎公馆的后北厅，有6名卫士看守，其中杨远有、白建恩二人是舅甥关系。他们在看守赵宗复期间，受其影响和教育。4月21日，杨远有、白建恩将赵宗复转移到专为阎锡山修建的一个地下室里，还预先在里面准备了食物和枪械，以防特务强行进入杀害他。24日凌晨，果然有人来谋害赵宗复，但因此时省府大院炮弹遍地开花，终未能进入地下室。
解放军攻破太原后，到处寻找赵宗复，但问了很多阎锡山的部下，他们都说不知道。最后在东花园，一个打扫院子的工人说，赵宗复被俘虏了。最后，在查找了各个俘虏营后，在榆次一个小村里找到了赵宗复。
徐向前命令部队全城搜索的第二个人是梁化之。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姨表侄，因为这层特殊的姻亲关系，在大学毕业不久就担任阎锡山的机要秘书，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逐步成为山西政坛上新兴的活跃人物。
阎锡山为了巩固他在山西的统治，从1938年12月，先后建立了政卫处、特警处和谍训处三个各有侧重的特务组织。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是阎锡山特务体系中最庞大、最反动、最残酷的一个组织，它对共产党隐蔽战线造成了极端严重的破坏和危害，特警处的主要首脑，就是梁化之。前面提到的8名地下工作者就义，以及赵宗复的被捕，就是梁化之的这个机构干的。
太原被解放军重重围困，老奸巨猾的阎锡山深知自己无力回天，一边跟部下称与太原共存亡，一边却托人在南京积极活动，寻求脱线之计。1949年3月28日，阎锡山终于得到李宗仁让他去南京的电报，离开之前指定梁化之、孙楚等组成五人小组负责，梁化之以山西省政府代主席、五人小组之首主持一切，进行最后的挣扎。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梁化之在隆隆的炮声中彻底绝望，与阎锡山堂妹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的地下室里服毒自尽，死前命令卫士将他们的尸体浇上汽油焚尸灭迹。
根据梁化之卫士的交代，解放军找到了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尸体残骸。为了辨别真伪，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派人用水桶挑着两块烧焦的肉块，送到太原川至医院，对院长孙东元说，要查出是人肉还是马肉，如果是人肉又是什么人的肉，务求准确。
孙东元院长连夜组织医院病理化验室的专家进行检验，通过纤维证明系人肉而非马肉，且根据血型不同而确定为两个人。至于到底是不是梁化之跟阎慧卿，孙东元院长想到梁化之生前因某次注射时不慎将针头断在臀部肌肉里，导致臀部化脓。基于此，孙远东到梁化之家中，找到一条尚有血印痕迹的裤衩，通过血清测试，确定与其中一块烧焦的肉血型一致。
梁化之和阎慧卿的尸骸后来被合葬在太原东门外的荒地中，经历过两次不幸婚姻的五妹子最后同梁化之死而同穴，这是她悲剧人生在死后的延续。
梁化之
徐向前命令部队全城搜索的第三个人是戴炳南，此人可恨之处不亚于梁化之。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徐向前从未放弃过和平解放的希望。他跟周士第曾向中央及华北局提议，阎锡山如能降服，既能减少我方伤亡，也能保存太原军工及各种建设，很有好处。因此，他们曾计划让在晋中战役中被俘的赵承绶前去劝降，但赵承绶担心如果回去太原，阎锡山非杀了他不可，因此不愿前往。
为了争取和平解放太原，华北军区派来副参谋长王世英。王世英是黄埔四期生，抗战初期曾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当处长，与阎锡山等人经常打交道。他在太原熟人很多，想利用旧关系潜入城内，找阎锡山谈判。但考虑到阎锡山当时握有数万兵力，自恃太原有强固工事防守，要想让他谈判，怕是太难，王世英进去风险太大。
怎么办？徐向前等人请出一位阎锡山的老师，年近八旬的老秀才，问他愿不愿意进城去见阎锡山，为民请命。老秀才年事虽高，壮心不已，慨然允诺进城。于是，徐向前以自己的名义写了封致阎锡山的信，由老秀才带上进了太原。不久后，消息传来，阎锡山不但不听劝，反而连师生情谊也不顾，把老秀才杀了。
从那以后，解放军的争取瓦解工作，重点放在了阎锡山部下官兵上。黄樵松部准备起义，是这一时期争取工作的突出成就，可惜被人出卖，使起义夭折，黄樵松被押解南京遭国民党当局杀害。而这个出卖的人，便是戴炳南。
黄樵松
黄樵松出自冯玉祥西北军，曾任国民党42军79旅少将旅长，在台儿庄立功后获颁青天白日勋章。1948年，解放军包围了太原，阎锡山急向蒋介石求援，调胡宗南所辖30军空运援晋，黄樵松此时便是30军军长。
为了瓦解阎锡山所部官兵，徐向前特地将邯郸起义将领，黄樵松的老长官高树勋接到太原前线。黄樵松身不由己地来到太原，内心十分苦闷、彷徨。正在这时，他收到老上级高树勋的一封信，劝他“当机立断，毅然举起义旗，坚决回到革命方面，创造自己的前途”。当天，黄樵松在住处（中国银行宿舍）找来他多年培养而又最信任的27师师长戴炳南，透露了准备率部起义的想法。戴炳南表示“赞同”。
11月1日，黄樵松派谍报队长王震宇、队员王裕家穿越火线，到解放军阵地，给徐向前司令员送去表示决心起义的信。十八兵团前委认为机不可失，于是责成胡耀邦带高树勋去和黄樵松的代表商谈组织起义的问题。事后，胡耀邦自告奋勇，要去黄樵松部组织这次起义。徐向前考虑到胡耀邦是兵团政治部主任，打仗还需要他，不可贸然前往。最后决定派八纵参谋处长晋夫随30军联络人员进城。
徐向前亲笔复了一封信，信中说：“惟时机紧迫，为更缜密计，事不宜迟。”高树勋也复了一信，强调“见面后速令王回来，以便确定我们见面地点”。黄樵松阅信后，当天再派王震宇、王裕家到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商议起义的具体事宜。
11月3日晨，黄樵松用电话把戴炳南召到宿舍，出示徐向前、高树勋的信件。不料之后戴炳南却赶往绥靖公署向阎锡山告密。晚10时，阎锡山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捕了黄樵松。次日上午，又逮捕了从东山解放军指挥部返回的谍报队长王震宇、队员王裕家以及同来的解放军参谋处长晋夫、翟许友。6日，经北平押往南京。11月27日，黄樵松、晋夫、王震宇三人被枪杀于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刑室。就义前，黄樵松等人高呼“毛泽东主席万岁！”
戴炳南因叛卖有“功”，被阎锡山擢升为30军军长，并赏给伪钞2万元。戴炳南欣然接受，并一再向阎锡山表忠。阎锡山则视戴为大恩人，于1948年过年时还派梁化之送去10万元金圆券。30军官兵得知戴炳南告密，黄军长被害的消息后，都倍感气愤。
当解放军发起总攻后，戴炳南深知大势已去，便想出一条假死真藏的“妙计”。4月22日晚上8点钟，戴炳南让卫士李士杰将他护送到太原钟楼街阴阳巷2号院北房他的连襟高尊愈家，嘱咐李士杰：“你在10点钟回去，先到东城附近转转，回军部后就对鲍副师长说我阵亡在东城附近，炮弹将尸首打碎了。”
李士杰走后，戴炳南用重金买通了高尊愈一家人，改换便装，藏在夹墙内，企图躲过一段时间后，伺机逃走。为掩人耳目，戴炳南让人对外散布说自己在东城阵亡，并暗中指使27师副师长鲍德荣于深夜两点到绥靖公署向孙楚报告他“阵亡”的情况。
钟楼街阴阳巷是个死胡同，只有六个门牌，即使在太原居住多年的人也很少知道此巷。这条巷子很窄，连小平车也很难通过。戴炳南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很保险的藏身之地。解放军攻破太原后，戴炳南心惊肉跳，觉得藏在夹墙内仍不安全，他发现外间西墙根摆着一个老式立柜，便一头钻到柜下，蛰伏起来。
太原解放前夕，组织上将缉拿叛卖黄樵松军长、晋夫同志，破坏太原和平解放的罪魁祸首戴炳南这一重大的特殊任务交给了太原市公安局。解放军攻克太原城后，俘虏了大批高级将领，但始终不见戴炳南的踪影。
最终，太原市公安局查到了戴炳南的卫士李士杰。起初，李士杰一口咬定戴炳南已经被炸死，但在公安人员细致的思想工作后，终于交代了戴炳南藏身的地址。
1949年5月2日上午9时许，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黄石山亲自带队，由李士杰出面将戴炳南骗出来，一举将其逮捕。李士杰因此立功，获得奖励50块银元，并得以释放回原籍。
1949年7月8日，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特别法庭对戴炳南开庭公审，判处其死刑。当日，太原市军管会以主任徐向前，副主任罗瑞卿、赖若愚、胡耀邦的名义，发布了判处戴炳南死刑的布告。下午4时，戴炳南被押上卡车游街后，在太原市新南门外刑场被执刑枪决。
戴炳南被处决后，太原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戴炳南真是死有余辜，杀得好，杀得大快人心。”
徐向前在太原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