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区块链的基础由密码朋克运动奠定。尽管加密行业自诞生之初便注定要容纳多元化的理念与实践，去中心化、开源软件、密码学安全、隐私保护及自我主权这些核心原则，始终是其最具颠覆性成就的根本所在。
然而，该领域也面临一个核心挑战：在缺乏支持创新并认可区块链作为独特功能行政基础设施的监管框架时，加密创业者常陷入两难——是坚守纯粹主义理念，导致项目结构与运营复杂化；还是在理想上适度妥协，以换取监管认可及更传统的成功路径。我将此困境称为“加密创业者的两难处境”。
自区块链问世以来，它承载着宏大的愿景：实现货币与国家的解绑，构建抗审查的全球支付与协调网络，开发无单点故障的软件服务，并创造全新的数字组织与治理形式。推动此类革命性变革，需特定时代背景支撑。
对于加密行业而言，这一背景由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及大科技公司数据与商业模式的演变共同塑造。同时，数字技术的全球普及与内置的Token激励机制，为加密行业早期生态系统的迅速成长提供了近乎理想的条件。自此，随着个别区块链网络与整个行业内部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累积，加密行业逐渐崛起为一股重要力量，特别是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表现尤为显著。
然而，推动革命性变革不仅需要勇气，还需一定程度的“社会学认知”。任何试图颠覆社会结构，特别是法律基础的尝试，其失败几率往往远高于成功。
加密行业通过挑战现有机构，确实捕捉到了公众对传统体系的不满情绪，但这种对抗姿态难以与构建服务全球用户的数字平台目标相协调。同样，区块链交易试图规避所在司法辖区（无论是底层基础设施运营者还是交易方）的监管要求，这种叙事始终面临地方执法部门干预的风险。
加密行业要实现真正的成长与影响力，必须接受其监管地位的正式化及随之而来的后果。正如一句名言所述：“你或许对国家不感兴趣，但国家对你必定感兴趣。”
尽管诸多方面仍在不断变化，但实践中已有所体现。从对加密活动征税、对Token化资产分类，到执行反洗钱和反恐融资规则，以及在DAO治理中明确法律责任，加密行业正逐步融入以国家司法管辖为核心的现有监管体系。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过程催生了新型案例法和定制化监管框架，成为捍卫加密行业原始价值观的关键战场，避免其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博弈中被忽视或摧毁。这种“加密创业者的两难处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任何具有深远影响的创新活动一样，其合法化过程既缓慢又充满争议。对于加密行业，这一过程尤为艰难，因一些恶意机会主义者的行为导致行业形象被误解，并造成不必要的附带损害。
另一个显著趋势是区块链与传统商业和金融体系的日益融合。对于视加密行业为平行系统、旨在取代传统机构的人而言，这种融合模糊了两者的界限，可能引发认知冲突。而对于另一些人，这种融合正是成功的标志，也是区块链成为系统性重要基础设施的唯一可持续路径。随着行业逐渐成熟并降低风险，其从业者、运营者与用户群体将持续扩大并多样化。
这一趋势虽吸引传统企业关注，但也可能进一步模糊加密行业叙事，尤其是在传统机构试图控制表面上中立的基础设施时。这种“机构俘获”的风险将随加密行业普及而增加。
那么，当公共区块链进入采用曲线的下一阶段时，“加密创业者的两难处境”应如何重新定位？
一方面，加密行业的主流化成功似乎更依赖于与现有系统的深度整合，而非执着于理想化的完全去中心化愿景。接受大多数“加密项目”最终可能与传统企业或开源软件计划无异，或大多数区块链用户不太可能完全接受密码朋克理念，甚至将其作为消费决策的主要依据，并非不可接受。只要这些系统保持开放可验证性，并比现有替代方案更具韧性，“去中心化表演”便无实际意义，中心化企业利用和运营公共区块链也无可厚非。因此，一旦加密行业的监管地位明确，这一困境对多数创业者可能不再重要。
然而，认为这标志着加密行业原始愿景终结则过于片面。诸如自主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正为数字革命注入新的深远动力，对强大计算和信息管理服务的需求前所未有地迫切。
作为一种创新平台，区块链能为易受腐败、大规模监控和单点故障影响的传统系统提供替代方案。只有当足够多的创业者和支持者坚持构建真正去中心化、隐私保护及抗控制系统的艰难道路时，区块链才能持续存在。尽管加密行业的商业成功可能不再依赖这些理念，但其长期的社会影响力无疑仍取决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