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22个国家和地区，销量突破100万册
接力出版社2024年8月推出澳大利亚作家皮普·威廉姆斯的畅销小说《丢失词词典》（The
Dictionary of Lost Words），该书故事取材于《牛津英语词典》编纂的真实事件，通过对日常用语变化的细致观察，聚焦20世纪初女性群体的集体成长。《教授与疯子》作者西蒙·温切斯特、《辛德勒的名单》作者托马斯·肯尼利，以及国内著名女性文学研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大力推荐。
本书主角艾丝玫是《牛津英语词典》一位编纂师的女儿，从小对文字情有独钟。每当遇到挫折，她总会从某个词语的定义中获得救赎。但最吸引她注意的，是那些被男性编纂师们忽略、鄙视或丢弃的词语，而这些词绝大多数是关于女性的。艾丝玫偷偷收集这些被她称为“丢失词”的词语，甚至开始写下从女仆、花摊老板、妓女那里听到的各种词语。这些词语如果没有被收录到词典中，久而久之，就会成为永远的秘密……正如这部小说以细腻平淡的笔触描绘世纪之交的女性生活，重述《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过程，文字温柔、清醒、坚韧，哀而不伤。阅读时我感到平静——尽管故事中并不缺乏冲突、创伤和令人不悦的角色，但我依旧感到平静。在浮躁不堪的当下，这种平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2020年，《丢失词词典》英文版出版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被美国非常受欢迎的里斯读书俱乐部选为超级推荐图书，先后获得MUD文学奖、澳大利亚独立图书奖、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等奖项。《丢失词词典》至今已经在美、英、法、德、西、葡、澳、日、韩等四大洲22个国家和地区出版31个版本，全球销量已经突破100万册。此外，由其改编的舞台剧正在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剧院巡演，目前也已授出电视剧版权，将开发成电视剧在各地播映。
纪念被遗忘的女性
《丢失词词典》畅销的背后，是作家对女性命运的长期观察。数年前，作家皮普·威廉姆斯对詹姆斯·莫瑞和《牛津英语词典》的故事产生了兴趣。她前往牛津出版社查阅资料，亲眼看到了100多年前那些记载着词语和引文的小纸条。在深入调研《牛津英语词典》编纂的过程中，皮普·威廉姆斯发现其实《牛津英语词典》编纂的背后有着无数女性的共同参与，但遗憾的是她们的事迹却鲜为人知，当时她们的功绩也并未获得认可。但我的印象是大词典主要是由男性所主导的。就我所能搜集到的信息，所有编辑都是男性，大部分助手都是男性，大部分义工都是男性，构成词汇如何使用之证据的文献、手稿和报道，大部分也是由男性撰写，就连牛津大学出版委员会——掌控钱包的人——也是男人。我好奇：这个故事里的女人在哪里？她们缺席是否重要？除了部分女性作家的小说、传记和诗歌被用作引文之外，还有很多女性义工为词典提供了无数的词条，比如历史学者伊蒂丝·汤普森和妹妹伊丽莎白·汤普森，二人仅在A-B部分就提供了15000多条引文，而她们也为词典编纂一直工作到12册全部出齐。值得一提的是，伊蒂丝·汤普森在《牛津英语词典》全部出齐的一年后，也就是1929年就与世长辞，仿佛她的使命就是帮助《牛津英语词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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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的两位女性均为参与过《牛津英语词典》编纂的女编辑
伊蒂丝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1928年，伦敦举办了一场庆祝《牛津英语词典》出版的晚宴，参与词典编纂的一百多名男性受邀出席。而为词典出版做过巨大贡献的伊蒂丝·汤普森所获得的“荣誉”仅仅是允许她和另外两位女性编辑一起，坐在楼座看男人们用餐。而彼时的英国，女性活动家争取女性投票权的运动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纪念《牛津英语词典》背后被人遗忘的女性，为了探寻那些“丢失的词”背后的故事，皮普·威廉姆斯基于真实事件，通过瑰丽的文字，生动重现了词典编纂师的工作与英语大词典的编辑细节，讲述了在充满巨变的19至20世纪，一个隐藏在男性书写历史背后的动人故事。《牛津英语词典》诞生的历史
《牛津英语词典》的诞生又经历了哪些时代故事呢？时间还要回溯到100多年前的英国。1857年，伦敦语文学会决定展开一个百年大计划：编纂一部完整的英语大词典。他们公开征集资料，每天都有如雪片般的词语从世界各地寄来，由词典编纂师一一检视、筛选，并写下最终定义。而这部词典的第一册在1884年出版，问世至今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它就是我们今天广为人知的《牛津英语词典》。《牛津英语词典》被认为是英语领域的权威，它收录了超过 50万个词语、350万条引文，有的词语和引文甚至可以追溯到 11 世纪。《牛津英语词典》几乎是世界上最知名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类工具书。
从1860年编纂工作正式展开到1928年最后一册出齐，《牛津英语词典》历时68年，先后换过多位主编和办公地点。在“一战”期间，因为出版社许多青壮年男性参军或战死，《牛津英语词典》编纂进程也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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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英语词典》编纂处——Scriptorium累牍院
2019年，好莱坞电影《教授与疯子》正是以《牛津英语词典》诞生的故事所著的小说《教授与疯子》改编而成，知名影星梅尔·吉布森饰演《牛津英语词典》主编詹姆斯·莫瑞爵士，为观众讲述了《牛津英语词典》第一版编纂成书背后那些或心酸或激动人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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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与疯子》电影海报
作为《牛津英语词典》最出名的主编，詹姆斯·莫瑞的名字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讲可能依然十分陌生，但他有个助手在中国广为人知。助手的名字叫托尔金，也就是《魔戒》和《霍比特人》的作者。托尔金曾经这样回忆词典编纂的那段时间：“在那两年里所学到的东西，比我一生中其他同样长的时间里学到的东西都要多。”阅读《丢失词词典》的过程，将成为每一位读者穿越到100多年前英国伦敦的神奇旅程。让我们和艾丝玫·尼克尔一道亲身感受《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历史，享受一份难得的平静。本书因两个单纯的问题而起：词汇对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意义吗？如果有的话，我们在定义它们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遗失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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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我这辈子都跟词汇与词典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我有拼字障碍，而且经常用错词（毕竟“affluent”［ˈæfluənt］的发音跟“effluent”［ˈefluənt］非常相近，真的很容易犯错）。我小时候向身边的大人寻求帮助时，他们会说“去查词典”，可是在不懂得拼字的前提下，词典可能就像天书一样。尽管英语这种语言我只能笨拙地使用，我仍喜爱以某种方式写下文字，用它们创造韵律，或勾勒画面，或表达情感。我人生中最讽刺的事就是我选择用文字来探索我的内在与外在世界。几年前，一位好友建议我读西蒙·温彻斯特的《天才、疯子、大字典家》，这是一本非虚构小说，描述了《牛津英语词典》主编詹姆斯·莫瑞以及其中一位多产的义工威廉·切斯特·麦诺医师之间的关系。读这本书的过程非常享受，但我读完的印象是大词典主要是由男性所主导的。就我所能搜集到的信息，所有编辑都是男性，大部分助手都是男性，大部分义工都是男性，构成词汇如何使用之证据的文献、手稿和报道，大部分也是由男性撰写，就连牛津大学出版委员会——掌控钱包的人——也是男人。我好奇：这个故事里的女人在哪里？她们缺席是否重要？我花了一点儿工夫才找到那些女人，当我找到时，发现她们负责的是次要的支援性角色。我找到爱妲·莫瑞，她养育了十一个孩子，并在持家的同时支持丈夫担任主编。我找到伊蒂丝·汤普森和她的妹妹伊莉莎白·汤普森，她们两人光是为 A 至 B 分册就提供了一万五千条引文，并持续提供引文以及编辑协助，直到最后一个词出版。我找到希尔妲·莫瑞、瑶尔曦·莫瑞和萝丝芙·莫瑞，她们都在累牍院协助父亲工作。然后还有爱莲诺·布莱德利，她在老阿什莫林跟着她父亲的助手团队工作。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女人寄去词汇的引文。最后，有女性所写的小说、传记和诗歌被视为某些词汇使用方法的证据。但就整体而言，它们的体量都远远不及男性留下的文字，而从历史上找寻她们的踪迹是很困难的。我认为女性的缺席确实是件大事。缺乏女性代表可能表示第一版的《牛津英语词典》有所偏颇，独尊男性的经验和感情，而且是偏年长的、白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我想借这本小说试着理解我们定义语言的方式可能如何定义我们。从头到尾，我都努力营造画面，传达情绪，质疑我们对词汇的理解。我把艾丝玫放在词汇之间，就能够想象它们可能对她产生的影响，以及她可能对它们产生的影响。打从一开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要把艾丝玫的虚构故事穿插在我们已知的《牛津英语词典》史实中。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段历史也包括英国的女性选举权运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三者而言，事件的时间轴和大致的细节我都保留了。任何错误都是无心之过。写这本书最大的挑战，或许就在于要如实地呈现这段历史脉络中的真实人物。对《牛津英语词典》着迷的人不止我一人，我贪婪地吞下许多词典学者和传记作家的作品。琳达·马格斯通（LyndaMugglestone）的著作《无言以对》（Lost for Words）给了我信心，使我相信女性的词汇确实受到与男性词汇不同的待遇，至少在某些时候是如此。彼得·吉利弗（Peter Gilliver）的书《牛津英语词典之编纂历程》（The Making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为我的故事提供了事实与轶闻，我希望能让它更具真实性。我有幸二度造访牛津大学出版社，那里是《牛津英语词典》档案库的所在地。我在大词典的校样中寻找这个词或那个词在最后一刻被删除的证据，而且我也获准查看纸条原件，许多仍用二十世纪初的原始细绳捆成一小沓一小沓。我找到“bondmaid”的纸条：那个美丽的、令人困扰的词，在这个故事中它就像是一个角色，地位不亚于艾丝玫。可是我没有看到写着定义的首页纸条——它真的遗失了。当一箱又一箱的纸张让我感到喘不过气时，我转向管理它们的人。贝弗莉·麦柯洛克、彼得·吉利弗和马丁·茂尔分享了一些故事和卓见，这是唯有对大词典以及制作大词典的出版社深深着迷和尊敬的人才说得出来的。我们的对话让历史鲜活起来。参与编纂《牛津英语词典》的大部分人员，都可以轻易在历史记录中找到。除了柯瑞恩先生、丹克渥斯先生和一两位过场人物，男性编辑和助手都是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当然，我虚构了他们在故事中与其他角色的互动，但我努力捕捉到了他们的兴趣与性格。莫瑞博士在庆祝 A 至 B 分册出版的花园派对中的致辞，是从该册前言中逐字节录过来的。尼可森先生和马丹先生是本书所描述的年代中的博德利图书馆馆员。虽然他们的台词不多，但我希望我捕捉到了他们些许的态度。我尽可能描绘萝丝芙·莫瑞、瑶尔曦·莫瑞和爱莲诺·布莱德利的性格，但可获得的传记信息相当贫乏，我不敢保证她们最亲近的家人会同意我所呈现的样貌。这本小说里最重要的真实角色，或许是伊蒂丝·汤普森。她和她的妹妹伊莉莎白是非常投入且极受重视的义工。伊蒂丝从最初的词典分册出版直到最后一本，完整参与了大词典的整个编纂过程。她在大词典完成仅仅一年后的一九二九年去世。我通过《牛津英语词典》档案库里保存的资料，对她有了初步的认识。看到伊蒂丝所写并钉在校样边缘的注记，感觉真的很特别。她写给詹姆斯·莫瑞的原始信件展露出智慧、幽默以及善于嘲讽的机敏。当她力图把某个词解释得更清楚时，她习惯画图并加上注释。我自作主张地把伊蒂丝·汤普森转变为这个故事中的关键角色。就和别的女人一样，我很难找到关于她的人生的广泛记述，不过就我确实知道的部分，我都编入这本书里了。譬如说，她确实写了一部英格兰史，而它是广为流传的学校课本。她也确实和她的妹妹一起住在巴斯。她写给詹姆斯·莫瑞那封关于“lip-pencil”的短笺是真的，但其余的部分纯属虚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要说明这个角色背后的女人叫什么名字，并且要认可她的贡献。但是为了承认我对她的人生进行了虚构，艾丝玫给了她“蒂塔”这个昵称。至于伊莉莎白·汤普森（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 EP. 汤普森），她确实写了《龙骑兵的妻子》这本书（我的桌上就有一本一九○七年的原版书呢），但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任何资料来引导我摸索她的性格。我把她变成一个我愿意认识的人，并给了她“贝丝”这个昵称来承认我做了虚构处理。最后，关于文字。这个故事中提到的所有书籍都是真的，包括《牛津英语词典》分册的出版日期、《牛津英语词典》的条目、被删除或拒绝收录的词汇和引文。艾丝玫搜集的词汇是真的，不过引文和说出那些引文的角色都是虚构的。在本书《尾声》，我提到与德国传教士分享语言的原住民卡瑞纳族长老。我希望在此强调，卡瑞纳名字和词汇的拼写并不简单。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后很长一段时间，卡瑞纳语都在等待被使用和被理解。现在这件事发生了，随着愈来愈多的人学习这种语言，关于拼字、发音和字义的疑问也纷纷出现，成为探讨的主题。卡瑞纳·华拉·卡尔潘提（“创造卡瑞纳语”）是为了协助卡瑞纳地名命名和翻译而设立的委员会，他们给了我建议和指导。他们的工作继续让卡瑞纳语保有生命力，并为“和解澳大利亚”做出贡献。等我完成这本小说的第一版草稿，我已深切体认到第一版的《牛津英语词典》是有缺陷且有性别偏见的。但它也非常卓越，而且换作詹姆斯·莫瑞之外的任何人来编，可能都会有更多缺陷以及更多性别偏见。我渐渐领悟到大词典在维多利亚时代是一种创新做法，而且自从一八八四年的 A 至 Ant 分册开始，每一本分册的出版都反映了一点儿小小的进步，能更完整地呈现出所有英语使用者的形貌。我数度造访牛津，与词典编纂师、档案管理员和词典学者谈过，男女皆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对文字以及在他们的历史中这些文字如何发挥作用，都怀有热情而着迷的态度。现在，《牛津英语词典》正在进行大幅度修订。这次修订不只会加入最新的词和意义，也会根据对历史和历史文本的进一步了解，更新一些词在过去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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