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科学》编者寄语 | 漆海霞：新冷战还是长和平：不确定性下的未来

作者：漆海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国际政治科学》主编

来源：《国际政治科学》；国关新青年

   进入2024年，国际政坛风云变幻的同时，各国地缘风险又层出不穷。俄乌冲突一波未平，中东巴以冲突一波又起，同时红海局势由于胡塞武装出现了风险外溢的迹象。上述现象表明当前国际局势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日益明显，也引发全球各界人士对于未来局势的关切。在诸多风险中，中美关系受到普遍关注，在中国台湾地区选举后，美国也正在进行总统大选，上述因素使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更加增强，甚至有学者用新冷战形容当前中美竞争影响下的国际局势。然而，历史不可能完全重演，冷战的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教训。笔者判断，近期的未来不会是新冷战，也不会是长和平，而是美国在全球治理问题领导无力甚至缺位下的国际乱象，中国崛起会为未来全球秩序与治理提供新的可能。

一、短期内不会走向新冷战

   在对于未来国际态势众说纷纭的情形下，新冷战的判断是没有说服力的。其原因在于中美竞争与美苏争霸截然不同，自从美国选择重返亚太的遏制战略以来，尽管中美关系迅速恶化，但是主要竞争领域局限在贸易战、技术制裁和南海军事摩擦等议题。反观美苏冷战，则具有变化剧烈、军事集团化和强调意识形态之争等特征。

  冷战的爆发具有快速且剧烈的特点。1945年，英、美与苏联还是并肩作战、共同对抗法西斯的盟友。而仅仅一两年之后，1946年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1947年杜鲁门主义面世。冷战中各大国的立场转变如此之剧烈，与各方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并在同盟基础上结成对抗集团有关。北约和华约既是美苏的势力范围，也是两大军事对抗集团，美苏同时也借助意识形态强化对盟友的管控。因此，冷战时期的冲突一方面体现为美苏在核武器等领域的军备竞赛，另一方面则是在各危机区域的代理人战争。高度强调意识形态的军事集团化竞争使全球局势难以缓和，但是由于美苏对盟友的控制较强，甚至可能干涉盟友国内政权更迭，因此危机快速升级为战争的 同盟困境机制得以缓和，冷战时期的冲突局限在局部战争，而没有爆发成世界大战。

  相形之下，当前中美竞争则没有上述的冷战特点。自从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以来，迄今已经十余年，中美关系变化呈现缓慢稳步恶化的趋势，但并非美苏冷战这种断崖式下跌。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中美经贸关系高度相互依赖、中美不过度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以及中国不结盟政策使军事集团难以形成等因素。随着全球化进程，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尽管美国对中国展开了贸易战和经济制裁，但是两国间经贸层面的高度相互依赖使美国方面也“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过高的成本代价使美国难以彻底下定决心与中国在经贸领域全面脱钩。与此同时，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不追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与美国全面竞争等举措也降低了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威胁感。尽管中国从上个世纪的韬光养晦战略转为当前更注重有所作为，但是中国崛起总体上是防御性的，不试图挑衅美国霸权。在此情况下，中国不结盟政策使其他各国在中美之间没有过高的选边压力，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对冲策略成为多国青睐的选项。各国在左右逢源的同时，也为中美竞争的缓和提供了空间和场合。因此，当前中美竞争并没有走向美苏冷战时期的全面对抗，我们不能认为近期的未来就是新冷战。

二、不确定性下的确定性

  在排除了新冷战的可能性之后，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不能认为未来就是长和平。笔者认为，俄乌冲突迁延未决、中东局势波澜再起，这些征兆表明近期的未来仍然存在较高的国际冲突风险。尽管当前国际关系现象的不确定性上升，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解读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以及演变机理，把握住确定性的层面。

  笔者认为，当前国际局势中有两点内容是比较具备确定性的。首先是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构成的挑战以及权力转移对全球局势形成的冲击。如果以二战作为美国霸权的起点，冷战结束作为美国霸权的高峰期，那么当前距离冷战结束已经30多年，美国的霸权是否会盛极而衰? 这是全球都密切关注的问题，也是美国极力避免的一种可能性。因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广泛共鸣。为了维持霸权，美国会竭力遏制崛起国，在此情况下，尽管中国在外交上长期韬光养晦，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趋势难以逆转。美国重返亚太以来在南海、台海、贸易战等 问题上的立场无不彰显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决心。然而，当美国重心转移到亚太区域时，在其他地区则会减少投入，例如，美军在2021年撤出阿富汗就是明显信号。在此情况下，其他国家判断美国无力兼顾，对于部分地区危机可能不会出兵干涉，则这些国家可能会在地区矛盾中冒险采取强硬立场，导致冲突升级，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就是美国霸权相对衰弱下的产物。同时，当美国重心转为遏制中国时，美国对盟友的倚重将会加深，则对盟友的管控将会相对减弱，而美国盟友倚恃美国支持在危机中持强硬立场的可能性上升，因此，同盟困境也可能出现，上述因素使国际局势难以太平，冲突爆发和升级的风险仍将持续。

  其次，民粹主义仍可能蔓延。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秩序下经济全球化盛行，然而物极必反，数十年的全球化在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例如，全球化在推进人员、资金等的自由流动时，也拉大了全球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同时，跨国犯罪问题、移民问题等也侵扰了各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上述问题触发了民粹主义的蔓延，网络技术的发达又推进了民意表达的透明度和观众成本的上升，其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各国对外立场愈发强硬，在外交谈判中妥协让步的空间降低。例如，俄乌冲突迁延至今依然没有达成和解，中东各国与以色列的仇恨持续数十年依然没有缓和。在此情况下，部分国家可能出于转移国内注意力的考量，在危机中选择主动挑衅等强硬立场，或者出于维持领导人声誉或地位的考量，在冲突中不轻易退让，加大了冲突的发生概率以及可能危害。

三、不确定性下的国际关系研究

  在上述有关确定性情况的讨论中，诸多因素不一定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反而可能乱象丛生。因此，当前的不确定性为未来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更多的变数。确定性是我们基于现有理论和作用机制可以得出的明确判断，不确定性则往往蕴含目前研究尚未发现的机理，因此，国际关系不确定性下的未来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得以突破的契机。笔者认为，以下问题值得学界关注。

  第一，中美竞争中的各国选择是主要的研究议题。冷战期间，北约、华约两大阵营形成之后，不结盟运动兴起。当前中美竞争并没有导致军事阵营化趋势，学界由此总结出对冲理论。然而，对冲现象能否持久? 美国盟友是否会像冷战中那样坚定支持美国? 最新兴起的全球南方是否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 这些问题以及各国针对这些问题的选择将会影响未来的局势。

  第二，权力转移下中美各自的选择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将是未来的重点议题。在现实主义视角下，权力转移的进程往往伴随着高烈度冲突甚至可能是大规模战争。然而，中美两国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实现权力转移的和平让渡? 中国是否会坚持不结盟政策? 中美两国在国际规范和全球治理方面会如何竞争与合作? 上述问题都将给国际社会带来新的挑战。

  第三，技术创新对国际局势的影响将愈发重要。一方面，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升级便利了国际关系研究，使学者可以建立更精致的国际关系预测模型，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创新和实证进展。另一方面，技术也在微观层面改变各国百姓的日常生活，影响产业升级换代，甚至影响军事技术在战场的应用，例如，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国关学界开始讨论网络攻防等新现象。因此，新技术可能通过改变渠道、速度、成本、认知等路径改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作用机制，增加不确定性。

  综上，笔者判断，短期内国际局势不会走向新冷战，也不会走向长和平，而是在传统霸主美国影响力相对减弱情形下国际冲突风险上升的新局面。权力转移下的安全困境与同盟牵连机制以及民粹主义下各国的内政不稳与对外转移危机机制可能同时并存，造成当前国际政坛风险此起彼伏的乱象。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现象和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背后，国际格局、体系秩序和各国的选择将共同影响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