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6日，杭州浙江省立图书馆孤山分馆会议室里坐满了馆员。馆长陈训慈紧急将大家召集到一起，人人眉头紧锁，陷入沉思。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铁蹄肆虐践踏，平津即将沦陷，侵占华东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陈训慈在日记中写道：“吾人以为国人今后，应惕于日人摧残文化之野心……”他敏锐地嗅到，一股扑向馆内文澜阁藏本《四库全书》的危险气息。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编纂，历时10余年之久成书，按经、史、子、集四部44类编排，共缮写七部，分别珍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以及杭州文澜阁。此南北七阁，史称“北四阁”和“南三阁”。《四库全书》成书之后，迭经战乱，屡遭焚难。其中圆明园文源阁藏本毁于英法联军之役，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藏本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七阁藏书仅存四阁，其中杭州文澜阁藏本《四库全书》留存有140箱。
保护珍籍是对中华文脉的赓续传承，与保护国土无异。众人一番商议后，决定将《四库全书》暂搬迁至富阳乡间。36318册书从94个书橱中搬出，再从孤山分馆二楼搬下，整整忙了三天才搬完。8月3日，天蒙蒙亮，已封好的140箱《四库全书》和88箱《古今图书集成》，共228箱图书在江干码头从水路运往富阳。与此同时，几百年来一直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戒律的宁波天一阁，这座亚洲最古老的藏书楼面对熊熊战火，也拉开了藏书外运躲藏的序幕，不得不破例。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之前暂存富阳乡间3个多月的《四库全书》再次踏上了迁徙之路，移往建德。12月24日，日军兵分三路进入杭州，浙江省城沦陷。距离杭州不足300里的建德岌岌可危，《四库全书》再迁之事迫在眉睫，但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经费问题，二是交通问题。经陈训慈四处奔走筹措，经费问题已基本解决，但还需解决交通工具问题。浙江省立图书馆并无卡车，而战时交通工具又极度匮乏，所以在运书事宜上，陈训慈多次拜访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寻求帮助。
在竺可桢等人慨然相助之下，陈训慈历尽周折，终于在1938年1月30日将《四库全书》装船由水路送抵金华，再从金华装卡车陆续分二次运往龙泉，随后再统一移至离县城10余里的石季边村。此处不通公路，交通不便，只能靠肩挑人抬，翻越几百米高的石岭，坡陡路滑，莫不艰辛。但值得庆幸的是，就在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于1938年2月派人从上海专门赶到杭州，意图劫掠文澜阁《四库全书》，均未能得逞。若不是当时的及时转移，文澜阁《四库全书》如今或许就在日本了。
浙江省会杭州沦陷后，浙江的半壁江山相继被日寇占领。龙泉虽处群山环绕之中，但毕竟离战火纷飞的抗日前线太近，所以藏书于此也非长久之计。在陈训慈及竺可桢等人的建议下，1938年3月初，教育部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转移至更为安全的西南省份贵州，指令国立浙江大学协同办理，并委派浙大教授李絜非为教育部全权代表，具体负责与浙江省政府商量，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往贵州贵阳。于是，在龙泉停留两个月时间后，3月底，140箱文澜阁《四库全书》出省西迁，运往贵州；88箱《古今图书集成》则继续留在龙泉乡间。而留在鄞县乡间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此时正面临日军飞机频繁轰炸的危机。1939年2月8日，浙江省教育厅向鄞县政府发送电文《关于各种有价值之文献切实注意保管请查照办理》。浙江省立图书馆也再次向浙江省教育厅详细汇报天一阁藏书的重要性，请求协助保管。
省教育厅请求教育部后，马上电令鄞县政府，批准将天一阁藏书运往龙泉。教育部要求藏书启运时使用鄞县政府封条，并由经办人员签字。凡移藏之书，在数目上加盖特制的印有“二十八年四月运藏龙泉”字样的印章。4月12日，装满28箱的9080册天一阁藏书，被迫移藏他乡，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涯。运书的卡车颠簸缓行，从宁波驶抵永康，再由永康经丽水直奔龙泉，路上耗时一周。28箱天一阁藏书与早一年就先藏匿在龙泉乡间的浙江省立图书馆藏书一起，分藏在石季边金家祠堂、沈边叶家新仓廊等处，其中金家祠堂藏书最多，是主要的存放地。除了图书管理人员，还有士兵驻守保护，外人不得随意出入。每个书箱里放着一袋袋芸香草，书箱下有架子，架子的每条支腿下置放一个小碗，碗里盛有桐油，防止虫蚁爬进书箱。每年伏季晒书时，图书管理员将书籍晒在竹席上，并小心翼翼地一本本弹刷，仔细检查有没有虫蛀霉变等情况，最后再按目装回书箱内，不能有丝毫马虎。每次晒书都要耗费数天时间，其他大部分时间，便是书箱紧锁，不允许外人翻看。天一阁藏书是和浙江省立图书馆藏书一同管理的，储藏方式、搬运费用均由省立图书馆决定和承担，天一阁范氏族人推举范召南等随书协同保管。
曾家大屋全貌 潘世国 摄
1939年10月8日，筹备半年多的国立浙江大学浙东分校开学典礼在龙泉举行。之前负责押运文澜阁《四库全书》至贵阳的浙大教授李絜非也早于3个半月前返回龙泉，参与分校的筹备事项。陈训慈任分校第一任主任，此时，他还兼任着浙江省立图书馆长一职。分校校址坊下村离县城8余里，山的那一边，就是石乡间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和天一阁藏书处，陈训慈时时关注着深山里的藏书情况。1940年5月，陈训慈辞去浙江大学浙东分校主任之职，是年秋天，应其兄长陈布雷之邀，远赴重庆到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任职。上任途中，他还专程去贵州贵阳查看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保管情况，直至次年1月，才正式辞去任职10年之久的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职务。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日军一度占领金华、衢县、丽水等地。8月1日，6架日军飞机侵袭龙泉上空，投下燃烧弹10多枚，狂轰滥炸。单单这一个月内，龙泉境内就遭受日军飞机轰炸7次。藏匿在龙泉深山里的古籍瑰宝，危在旦夕。10月3日，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孙延钊致函浙江地方银行龙泉办事处：“敬启者本馆前奉委员长蒋虞侍密电，速将密藏龙泉之善本图书及天一阁旧书，移运安全地带，以免散失……现本馆搬运工作业已筹备就绪，急待该款应用。”1943年2月，浙江省立图书馆88箱《古今图书集成》和28箱天一阁藏书，已密藏在龙泉首尾达6年之久，完好地从龙泉石乡间启运，准备辗转至邻县的庆元县淤上村，开始了又一轮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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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浙江文史记忆·龙泉卷》 作者 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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