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身处一个不停变化的时代，但变化的发生从来都不和我们打招呼，我们能做的也只有面对和适应。”
宁浩导演的最新力作《红毯先生》已于2月10日在电影院与广大观众朋友见面，最终票房表现如何还尚未可知。而在此前由阳光媒体集团出品的抖音谈话节目《杨澜对话》中，他已经就这部电影和杨澜聊了一些“不一样的”，也许可以让那些看过或者还没看过的、对《红毯先生》感兴趣的朋友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拍摄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和导演宁浩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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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准备打拼春节档”
由于在对话开始前几天，杨澜就已经看过了这部影片，对于电影不那么符合标准春节档商业片的节奏，杨澜一上来就向宁浩表示了疑虑：“这部影片我觉得还挺有勇气的，要来春节档跟其它贺岁片进行一番打拼，还真有点不确定性。”
“我自己觉得其实没太准备打拼，我也不觉得说在拼什么，这种赛道制我还挺烦的。”宁浩立刻回答。
从小，宁浩不是学电影就是学艺术，但他既不想当学霸也不想当街霸，因为他觉得那两条路都太“卷”了，明知自己卷不过人家，所以干脆选择了绘画这条没人争抢的路，这样他可以自己躲到舒适的环境里、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随意发挥。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个舒适的小花园也变成了一条赛道，这还挺让宁浩失望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拿自己的东西与别人比较，这让宁浩感到很焦虑，他不认为这是一件客观的事情。
对于《红毯先生》电影本身，宁浩认为还是在讲“沟通”这件事，在这个沟通工具越来越多样化的年代，误解和拒绝沟通变成常态，沟通不了最后就选择躺平，沟通反而变成了一个成本越来越高的事，最后就演变成了一个个荒诞可笑的故事。就像电影里的主人公刘伟驰一样，面对的事情发展变得越来越不可控，“越努力，越可笑”。对于这部影片的期待，宁浩说是“找到合适的观众进行交流”，所以选择春节档上映，对于宁浩来说，更大的标准是这个时期确实是所有观众都有空闲的时候，在别的档上映也许有些观众要忙着做别的事情，可能就错过了，“对我来说这也是最好的交流的地方。”2021年的时候，刘德华出席金鸡百花电影节，宁浩飞去找他，要给刘德华讲一篇故事，一个“终于可以促成他们两个合作的故事”，那就是《红毯先生》。其实，这个故事早在《无人区》的时候宁浩就写了，他希望刘德华来演男一号，只是一直机缘巧合时机没对上。宁浩跟刘德华说，“我希望你来进行一次现实主义创作”——在这个几乎是为刘德华“量身定制”的电影里，宁浩希望他演一个香港大明星。宁浩的故事讲完，刘德华就一直看着他，眼睛里仿佛写着“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拍这样一个故事”“感觉像一个纪录片还是一个什么东西？”这让宁浩也没确定自己的讲述是否打动了刘德华。说到这里，杨澜和宁浩都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可能两人都“脑补”到了华仔听到这样一个新鲜的、如此接近现实的故事之后的表情。宁浩说，影片中大多数时候都在嘲笑刘德华饰演的这个大明星和他的尴尬处境，然而到最后，大家发现，其实他也只是个普通人，承受的东西和所有人是一样的，也有七情六欲，“我更希望能回到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撕掉那些标签，他还就是一个人。”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刘德华细致的表演也打动了导演。每一个细节和点，他都会在里面加入自己的情绪。宁浩回忆，“有一段我拍完了，已经不能再拍了，可是我觉得台词表达不准确，因为有粤语到普通话翻译的问题，我就重新写了一句词。但因为那个画面长度问题，语速非常难跟上，我自己试了两遍都无法加进去”。但刘德华却觉得台词在文字层面理解没问题，就开始自己跟自己较劲，连续试了几十遍，终于把那段话配进去了。“所以我觉得他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宁浩说。由于角色的身份和刘德华本人太过贴近，观众很容易将情节带入，认为那就是刘德华自己的故事了。对于这一点，宁浩表示，其实他只希望取一点点、绝对不是取全部，比如性格中努力做到完美这一点和刘德华是吻合的。而每一场戏，刘德华也都有超出剧本和导演想象的发挥，比如令导演印象深刻的是刘伟驰最后坐在车里哭的那一场，其实最终宁浩保留了一些镜头没有使用、而换上了另外一场在香港补拍的。因为宁浩觉得要把情绪收住、不应该太“对位”了，“一眼就被观众看穿，有点笨”。影片里让观众捧腹大笑的一段，是“殴打投资人”。杨澜问宁浩，你这是对投资人有意见吗？宁浩诚实回答：确实听说过有这样的投资人，但现实中还没遇见过。但大家对这种形象和现象其实也并不陌生——不见得局限在影视行业里，“它所托的是电影这一个行业，但实际上也是我们对于生活中其它所有的总结和感受。”而反映宁浩自身感受的，还体现电影风格的变化上。这一部《红毯先生》，宁浩摆脱了过往已经被证明是有效和成功的拍摄方式，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曾经，他拍过两部文艺电影《香火》和《绿草地》，镜头量非常少，但至今令他记忆犹新。“这个东西非常考验人，我想重新再去尝试这种简单的东西。”《疯狂的赛车》和《疯狂的石头》分别有2000多和1600多个镜头，而《红毯先生》只有400多，是现今一般电影的五分之一左右。越慢的东西，越需要考究。“过去的是浓油赤酱重，现在好像变得稍微沉淀和清淡那么一点点，这和你这两年的心态的变化有什么关系？”杨澜问。“不光是心态问题，我能感觉到我们的整个文化发展已经有这种变化。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追求物质和多量，但是经历了这么长时间，我能感觉到现在有一种反消费主义的潮流和美学出现了，比如断舍离，比如你的东西要少一点，各种慢生活，提倡少欲望的思潮开始出现了。”杨澜和宁浩聊起这几年的传媒娱乐行业变化可谓剧烈，杨澜觉得，短视频的出现让每个人在新媒体社交网站上都可以拍一部自己的小电影。同时舆论场也变化莫测，有时候不知道是哪一句话就可以掀起狂风巨浪甚至“网暴”，整个行业都面临着一个变化的环境。“古时候掌握文字的人会读书，写字的人就是有一种表达的特权。到后来能写报纸的、做电视的、拍电影的，都有很高的门槛，过了这个门槛才有所谓的话语权。而现在大家都有话语权，你会觉得有某种不适感吗？”杨澜问。宁浩的态度是坦然面对和接受，“不管你适应或者不适应，那都是我们必将走进的一个时代。任何权利都在走向分解和拆解，某个维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只不过它一定会冲击原有的体系和权力结构制度，把旧的打碎，再重组。在这种巨大的生产力变革面前，是非其实变得特别不重要，所以然才是重要的。新旧事物的存在都会有各自好和不好的地方，过多地讨论好坏没有意义，你适应不适应都得适应，对吧？”电影也如是，不能太“傲慢”，为什么拍电影就是高级，拍短视频就是低俗呢？今年王家卫拍了《繁花》，宁浩觉得这很王家卫。《红毯先生》这部电影，某种意义上也是关于对傲慢的“自省”，就像影片主人公刘伟驰在影片结尾，也对自己的儿子承认，“爸爸原来就是太骄傲了”，这，就是一种傲慢。对话快结束时，杨澜说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自己特别喜欢，“自行车只有骑的时候才不会倒”。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电影产业受到了一系列冲击。宁浩觉得电影行业也无需“撒娇”，因为大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如同曾经疫情期间，有一次夜里一点多收工以后，他去串店吃烤串，发现老板仍然在角落里努力地直播卖烤串，那个场面非常令宁浩动容，他觉得这才是真正励志的东西，“我们民族心里头有一种坚韧，这种坚韧是特别珍贵的，我们还得把这个坚韧的部分坚持下去。”就如同影片里的刘伟驰说的，“可以输，但不能逃”，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宁浩也经常会“出逃”一下，比如去大理看看树。宁浩喜欢树，哪里有好看的树他都会跑去看。杨澜解释说，心理学上的研究发现，把人生比作是赛跑的人和把人生比作是树的人，生活和心理状态是完全不同的，把自己的人生看作一棵树的人，更容易得到幸福的。对于这种说法，宁浩表示，希望自己是一棵恣意乱长的树，“不用去修理和拗造型，有生命力就好”——也希望不管是宁浩，还是中国电影，今后都可以恣意生长下去。《杨澜对话》由资深媒体人杨澜作为主持人，每期对话一位具有时代烙印和影响力的重磅嘉宾，锚定一个大众关心的公众热点、垂类热点或是年龄人喜欢的潮流话题，以周更或双周更的频率播出。杨澜多年来受到一批用户的喜欢，这个节目将是一次谈话的盛宴，让智者的对话启发用户，引发共同价值观的共鸣。杨澜自己说，这一次，她只做自己想做的对话，找一帮自己想聊的朋友，进行平等的对话，聊一些发自内心想聊的东西。“是我自己想要”。杨澜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是一个人最有创造力、最开心的时刻。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接下来的《杨澜对话》节目，关注杨澜抖音号看往期完整节目，更多值得期待的嘉宾即将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