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观美国核武困境

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发起了核军备竞赛，这是其历史上最昂贵的军事项目之一。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这一为期30年的核武器现代化项目的总成本约为1.7万亿美元。作为比较，“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美国陆军于1942年至1946年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四年的总成本，根据通货膨胀率换算成2023年的等值美元，仅约为300亿美元。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计，在2023至2032财年期间，美国将在核武器现代化项目上共花费约7560亿美元，平均每年约750亿美元。换言之，在未来八年内，美国每年都要进行两个以上的“曼哈顿计划”。如果算上同期的常规武器发展项目，核武器现代化将使美国国防部的年度预算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核武器发展上遇到了诸多技术难题，但这些难题的克服对于当时美国维护国家安全和巩固战略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时至今日，尽管核武器现代化项目成本居高不下，但却似乎未带来与其成本相称的回报。这一现象引发了不少美国分析人士对于这些项目成本效益比和实际效用的深刻质疑。

核武器支持派认为，高昂的项目开支旨在修缮和升级开发于20世纪70和80年代的老旧核系统，同时也是美国维持全球核优势的必要之举。美国正在引领一场新的全球核军备竞赛，就像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一样。在这场激烈的竞赛中，美国对核武器的巨额投资不仅严重挤占了其他关键国家安全项目的资金，而且还可能促使其他国家采取相应的反制行动，进一步加剧全球核风险。这场竞赛未必能为美国带来预期中的安全保障，反而可能会对美国的整体安全构成威胁。

从根本上来说，快速发展新型核武器的问题在于它会破坏全球战略稳定。当一个国家发现对手正在迅速开发足以压制或摧毁本方防御系统的武器，那么出于战略平衡的考虑，这个国家也会采取行动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对手的核均势，从而确保自己不会在战略上趋于劣势。

相对于发展新型核武器，在不破坏全球战略稳定前提下解决该问题的其他方案包括，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来消除对手的核威胁，或尝试通过外交途径与对手谈判，达成限制核武器发展的国际协议。

历史上不乏通过签订协议来缓和因军备竞赛而产生的紧张局势的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海军竞赛不断升温，显著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关系。这一激烈的军备竞赛最终成为了1922年签署的《华盛顿海军条约》（Washington Naval Treaty）的重要推动力。该条约的核心目标是限制新型和更强大战舰的研发和部署。自该条约签订之日起，世界迎来了长达15年的“海军假日”。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竞相扩充核武库，使世界多次处于核战争爆发的边缘。在冷战的阴影笼罩下，双方都担心对方会发动“突袭战”来破坏自己的核武器和核技术，从而在战略上占据上风。值得庆幸的是，每到紧要关头，双方外交官们总能凭借冷静的头脑和卓越的技巧，通过外交途径来遏制核武器的使用。

然而，一个基本真理是，威慑力无法单纯依靠武器系统的快速迭代来增强。事实上，威慑力根植于军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之中，即在于维持一支强大和可靠的军队，能确保任何企图发动攻击的敌人都面临毁灭性的反击。正是这种威慑，让潜在的敌人在考虑发动攻击时，因预见其可能为之付出的惨痛代价而望而却步。

如今，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一个包含约1670枚已部署战略核弹头的高科技武器系统阵列。这些弹头的综合威力足以摧毁整个人类文明。相较于1945年投掷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当量分别为1.5万吨和2.1万吨TNT炸药），美国绝大多数现有核弹头的威力更为惊人。目前，美国核武库中最强大的单体武器为B83自由落体核弹，其爆炸当量高达120万吨TNT炸药，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80倍。即便是最小的武器——由轰炸机投送的空射型巡航导弹（ALCM），也能携带5千到15万吨当量的可变当量核弹头。美国还储备了1938枚战略核弹头，能在危机发生时随时列装。此外，美国还在六个北约（NATO）空军基地（分别为比利时克莱恩·布罗杰尔空军基地、德国布歇尔空军基地、荷兰沃尔克尔空军基地、土耳其因塞力克空军基地，以及意大利阿维亚诺和根地托雷空军基地）部署了约100枚B61战术核弹，主要投送平台为F-15E、F-16、“狂风”（Panavia Tornado）战斗机等，以备在欧洲爆发全面战争时投入使用。

图1. 轰炸日本广岛代号为“小男孩”（Little Boy）的原子弹

图2. 轰炸日本长崎代号为“胖子”（Fat Man）的原子弹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2010年，为了赢得参议院对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的支持，奥巴马政府批准了一项价值880亿美元的核武器现代化项目，旨在修复或更新美国“三位一体”（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三种核打击方式）核武库中的陈旧部分。该项目象征了美国对实现核武器现代化的坚定决心。随着核武器现代化拉开序幕，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地方利益攸关方开始积极游说，以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这导致核武器项目提案不断涌现，最终使得核武器项目的总开支超过1.7万亿美元，涵盖了“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中的每一个要素。

美国致力于对“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进行全面现代化改造的决策与2010年之前的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10年前，人们就已认真考虑削减核力量，甚至探讨了放弃陆基弹道导弹部队，仅保留海基和空基核力量的可能性。然而，在当今的政治氛围下，这样的想法俨然已经不切实际。实际上，美国两党议员正在推动在2025财年预算中将美国部署的井射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数量增加50枚。这一转变反映出美国正在扩充而非缩减其核武库，以适应不断演变的全球政治和安全挑战。

图3. 由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构成的“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

美国的核武器现代化项目不仅仅局限于对现有系统进行更新，还包括开发全新的核武器系统。目前，美国正在升级其核弹芯生产设施，以满足美国国会提出的到2030年每年至少生产80枚弹芯的要求，同时致力于开发新一代核弹头，这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首次。这引发了外界对美国是否会在未来数十年内重启核爆试验的质疑。实际上，美国国会已着手在内华达试验场（NTS）进行与重启核爆试验相关的准备工作。特朗普政府的最后一任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Christopher Miller）和最后一任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 Brien）都提议在特朗普可能的第二任期内恢复核爆试验。

自美国推出新的核武器现代化项目以来，全球拥核国家都在竞相升级和扩充各自的核武库。尽管军事专家对这一现象产生的确切原因持不同的看法，但美国斥资近2万亿美元重塑其核武库的决定无疑是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此外，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单方面退出美苏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以为其推行“导弹挫败与防御”政策扫清障碍，这一举动进一步加强了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动机。在2002年至2023年期间，小布什及后续美国政府共计为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投入了近2000亿美元。

美国当前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也称陆基中段防御系统（GMD），在实际防御能力上存在严重的缺陷。该系统只能在位于西海岸和阿拉斯加州的两处地点部署约40枚拦截弹，这一数量远不足以抵御美国同级别对手可能发起的核打击。根据美国导弹防御局（MDA）数据显示，美国从1999年到2019年总计进行了20余次陆基中段反导试验，但拦截成功率仅为50%左右。此外，考虑到美国每年在导弹防御系统上的巨额投资，其他拥核国家很可能会担心自己的核武器无法对美国形成有效的威慑，继而推动自身努力扩充核武库和增强核武器能力。尽管美国科学家一再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未来效能和成本效益表示怀疑，但拜登政府每年仍在“导弹挫败与防御”项目上花费近3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改善针对携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美国在核武器现代化和导弹防御上的开支，以及其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些新近举动，使得制定新的国际军控协议变得更加困难。其他拥核国家认为，美国一边呼吁减少全球核武器数量一边增强自身核力量是典型的双标行为，这将促使其他国家感到有必要增加自己的核武器储备，以保持战略平衡。

关于全球战略稳定，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国内越来越多人呼吁构建新的核打击任务和核武器系统。目前，美国正在研发、生产或部署至少三种新的核武器系统。这些系统称为低威慑、非战略、战术或战场核武器，它们并非旨在强化当今许多美国人认为的美国核武库所奉行的“威慑优先”政策，而是作为更隐晦的冷战式核作战战略的一部分，以在战区层面上打一场低限度的核战争并赢得胜利。这些武器包括特朗普执政时期生产和部署的W76-2低当量弹头，目前已搭载在“俄亥俄”级（Ohio-class）弹道导弹核潜艇上；奥巴马执政时期讨论过的由战略轰炸机携带的远程防区外武器（LRSO）；以及将部署在常规攻击型潜艇上的新型海基核巡航导弹（SLCM-N）。其中，部署海基核巡航导弹相当于推翻了老布什政府将核武器从常规作战部队中撤出的里程碑式决定。

此类武器极其危险，它们破坏性稍弱，体积更小，因此被视为实用性更高，加之它们传统上由常规部队部署，从而增加了它们被用于应对危机状况的可能性。此外，此类武器的存在还可能对敌方领导人造成干扰，因为它们会在常规打击和核打击之间制造混淆，迫使敌方领导人在评估打击性质时面临不确定性，继而导致敌方领导人在压力下做出有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错误决策。

对于远程防区外武器和海射式核巡航导弹而言，该问题尤为明显，因为它们都是基于美国常规的巡航导弹发射平台，这是美国现存武器库中最常见的武器之一。这意味着在冲突期间，敌对国家领导人将可能难以判断来袭的美国巡航导弹是携带常规有效载荷还是核弹头，从而增加误判和采用核武器回击的风险。在当今大国冲突风险日益加剧的全球局势下，这种情况将严重危害全球安全和稳定。

同样，如果美国从“俄亥俄”级或未来的“哥伦比亚”级（Columbia-class）核潜艇上发射一枚低当量的W76-2核弹头，对手完全有可能误以为他们将承受的是高当量（9万至45.5万吨）核武器（这些平台搭载的主要武器）的打击。实际上，这些核潜艇旨在充当二次打击力量，它们始终在足以打击敌方目标的范围内秘密巡航，以强化美国核威慑力量的基石。给它们配备低威慑性武器将混淆它们的角色，最终削弱它们的主要使命。

图4.“俄亥俄”级核潜艇

图5.“哥伦比亚”级核潜艇

无论如何，仅仅因为核武器爆炸当量较小就认为核武器可以使用的观点是错误的。核威慑和战略稳定的关系本质上是所有拥核国家都采纳的一种无法证实的概念。如果核武器再次被使用，就无法阻止潜在的升级。一旦核禁忌失效，它便可能永远消失。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曾在2003年的一次参议院辩论中极力反对主张小型核武器比大型核武器更加安全的论调。他强调，小型核武器的危险性在于它们降低了首次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增加了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他以日本广岛为例，说明了即使是小规模的核打击产生的后果也是不容接受的。他还表示，迫使对手在短时间内判断核打击的规模并做出反应是不现实的，而且任何形式的核打击都有可能导致核战争的不可控升级，最终给整个世界招致灭顶之灾。低当量核武器并不会加强美国的威慑力，相反，它们可能会增加各国在军事冲突中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诉诸于低威慑或战术核武器，并建造更多此类武器，是极其危险的。

图6. 遭美国原子弹轰炸后的日本广岛

总的来说，核武器的高昂成本是未来美国国防开支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30年内投入1.7万亿美元用于新型核武器计划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数字大致相当于美国所有学生的债务总额。此外，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目前还无法有效吸收如此庞大的核开支。即使可以，也存在浪费严重和生产延迟的风险。因此，美国是否真的能从其核武器现代化努力中获益值得怀疑。

事实上，美国国家安全机构领导人一直非常纠结于是否能够在核武器上花费更多资金，但却极少考虑是否应该这样做。例如，在开启旨在替代列装于20世纪70年代的“民兵”-3（Minuteman III）洲际弹道导弹的“哨兵”（Sentinel）导弹计划时，美国国会中的计划支持者极力阻挠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同僚让独立研究员审查该计划，以评估升级和延长现有导弹寿命的成本和潜在好处——结果是，该计划严重超出预算，大大落后于进度，其失控预算增加了超过37%，触发了美国国防部和国会的关键审查。“哨兵”导弹计划目前的预估总成本为1409亿美元，比2020年9月的评估结果还高81%。巨额超支与进度落后有可能迫使美国空军在建造“哨兵”导弹的同时，也翻新“民兵”导弹，而这恰恰是当初游说集团在争取该计划时表示明确不可能发生的事。

图7.“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

2024年，美国“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中的海基和空基成分也遭遇了类似挑战。美国海军表示，新一代“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潜艇的建造进度将比原定计划推迟一年多，而美国空军及其主要承包商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透露，B-21隐形轰炸机项目也面临严重的成本超支和生产延迟问题。

在当今全球核军备竞赛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国会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美国现有的1.7万亿美元核武器现代化项目“尽管不足以保证美国在全球的核优势地位，但仍十分必要”。赞同这笔开支的人士援引了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NNSA）前副局长玛德琳·克里登（Madelyn Creedon）和前参议员乔恩·凯尔（Jon Kyl）主导的2023年10月美国战略态势国会委员会（The Congressional Commission on the Strategic Pos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报告——《美国的战略态势》（America’s Strategic Posture）作为支撑其观点的重要依据。该报告提议，美国应认真考虑开发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和在印太战区与欧洲战区部署新的战术核武器。然而，当被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罗杰·威克（Roger Wicker）问及美国该如何为这些核力量态势变革买单时，乔恩·凯尔则表示，在编制该报告的过程中，委员会成员们出于某些原因刻意避开了成本议题。

21世纪核武器问题的前景令人担忧。美国如今正在投入巨额资金研发新型核武器系统，这些资金的数额已达到了创纪录水平。如此庞大的开支很可能削弱国际社会在核不扩散和核裁军方面的努力，促使其他国家也加大对核武器的投入，引发更为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加剧全球不稳定性。此外，这种竞赛缺少明确、协调一致的战略指导，有可能使全球安全环境面临更加不可预测的风险。

如果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威慑力，那么仅需通过更新二次打击核潜艇就能实现。然而，美国立法者却选择“三管齐下”，同时对“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中每一个要素加大投入，并且还致力于开发新的、非必要的核武器系统和打击任务。这不仅不利于美国维持全球核威慑力，还引发了其他国家对美国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该条约签订于1968年，宗旨为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的强烈谴责。

图8. 1968年7月1日，美国、苏联和英国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现场

事实上，拥有更多的核武器并不等同于国家安全。虽然人类文明在上一次核军备竞赛中幸免于难，但这种竞赛的走向难以确定。新的核军备竞赛有可能引发全球悲观情绪。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美国新型核武器系统的研发、生产和维护在财政上是不可持续的。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未来的国防预算将会因核武器的高昂成本而受到影响，从而限制其他关键武器系统的发展。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必须对其核武库做出严肃的战略和预算决策，应努力促进国际战略稳定，减少整个国防预算中的浪费、欺诈和承包商越权行为。否则，美国必将继续以“国家安全”为幌子，消耗重要的国家资源，然后取得“既没能提升威慑力又破坏全球战略稳定”的“双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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