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 11月10日上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刘岳兵教授做客海大人文讲坛，在文新楼学术报告厅（322室）以“张伯苓的日本研究三问一答及其意义”为题进行专题讲座。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修斌教授主持，中国史学科及日本研究中心教师及学院师生40余人参加。
刘岳兵教授首先分享了近年来自己关于南开校史研究的感悟及部分成果，并简要介绍了南开“校父”严修、创校校长张伯苓对于南开的意义与贡献。他谈到，身在南开而研究南开校史是自然而然的，将个人生活经验与学术研究相联系，应是学者的一种情怀与责任。之后刘教授以严修《东游日记》中两首海上之诗为引，并重点解读其中“至竟终须合大群”之语，介绍了以此句诗为题的《南开日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以及《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等著作，展示了南开近年来在校史方面的丰富成果。
之后刘教授简要介绍了张伯苓的人生和学术历程，他认为，张伯苓在威海卫的经历使他立下教育救国之志，并结合张伯苓不同时期的文章著述，介绍了张伯苓的整体日本观。其后，他围绕张伯苓的“三问一答”展开具体探讨。首先是关于“难道日本更有活力吗？”（1929年）之问，显然张伯苓认为并非如此，他认为这只是个适应能力问题。过去日本文化完全照搬中国文化模式——这个民族国民性的精髓不是个人创造力，而是模仿意识。日本通过改变模仿对象，轻而易举地保留了复制外国模式的能力。他也强调，向外国文化学习和借鉴能够帮助我们处理好国际关系，但要注意外国文化的局限性，绝不能让外来文化成为民族精神之魂。其次是“日本何以强，中国何以弱？”（1930年）之问，日本方面，张伯苓认为“益以四十余年之普及教育,遂成今日之真正国会内阁,为世界组织最良之国家｡”中国则“最大毛病在于自私,缺乏合作性｡所以,个人天资体格,均不弱于日本,至于体团工作,则凡事不如日本｡”指出了中日之间当时国民性的差异，并强调吾人应彻底觉悟,改变自己心理,灭除遗传劣性｡第三则是“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何致于到现在还是这样朦胧呢？反之，日本人为什么对于中国研究得这样清楚明瞭？”（1930年）之问，张伯苓认为，中日两国为求各自国家的生命能够在世界存续计，必须相互扶助，不能相互猜忌。想得到两者相互扶助的真精神，在日本首先要努力反省设法使中国达到能谅解程度；在中国便要努力设法了解日本的全内容，欲求了解，惟有研究。张伯苓在南开的教育中始终教导学生“时时不忘山河碎”“勿忘国耻”“收复失地”，面对日本驻津领事的责难，他也据理力争“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他也认为，东亚的和平,理应由中日两国来担负这个责任｡
刘教授谈到百年南开日本研究的传统与特色时，认为南开与日本的关系是百年中日关系的一个缩影，南开的日本研究处于百年中国日本研究的前沿，南开日本研究的特色在于重视基础和服务国家。并探讨了中国的日本研究的三个境界，即克敌制胜、他山之石、美美与共。“克敌制胜”式日本研究往往迫于形势，为解燃眉之急，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主要不是为了谋求发展，而是为了应付当下。这种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和局限性不言自明。“他山之石”式日本研究的局限性则是没有把了解和研究日本本身作为目的，而只是将带着有色眼镜所获取的自以为有用的“日本经验”作为借鉴的手段；这样，从出发点上就降低了对日本研究的“专业化要求”。“美美与共”之研究则必须是全体主义的研究。这种研究是超功利主义的。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认识日本的价值；做到了这一点，中国自身的价值、甚至世界的价值，也自然随之增益。进而达成“美美与共”的理想。
修斌教授在总结中回顾了近代以来中日交流的历程，认为中日之间仍有许多需要挖掘的历史，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他指出，日本研究既是学术研究，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深入研究，辩证分析，要注意在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下客观地看待日本与自身。与会老师及同学从日本现代化经验、海洋贸易和交流、中日民俗研究等角度与刘教授展开热烈探讨，刘教授一一回应解答，师生收获良多，讲座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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