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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亲美还是亲中、苏联化还是中国化：后阮富仲时代的越南向何处去（上）从决策机制的角度理解苏联化与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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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完整的文章，总是发布不成功，只好分三篇发布，这是中篇。没看上篇的朋友，建议先读上篇。
二、为什么说越南有苏联化倾向
关于越南政治架构，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两个描述，一是南北之争，二是三驾马车。
先说南北之争。
所谓南北之争，是指越南是由北越、南越统一而来，由此形成了北派、南派博弈的局面。
越南分裂时期的地图
表面上看，北派亲中、南派先亲苏后亲美。但就底层逻辑而言，自千余年前从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下分离出去后，为了维持小朝廷的正统地位与政权合法性，越南一直在努力摆脱中原王朝的影响。
不管是纵向从时间上讲、还是横向从地域上讲，整体而言，越南始终对中国抱有很深的戒心。
但中国的体量、影响力摆在那，越南又不可能彻底摆脱，更不可能长期对抗。在历史上，越南与中国对抗乃是偶然，在朝贡体系的基本框架内保持与中原王朝的友好关系才是常态。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外交准备阶段，小平同志曾经访问新加坡。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个细节。
李光耀询问小平同志，既然曾经花费那么大的代价援助越南，为什么不继续与苏联争夺对越南的影响力，而是要反过来教训越南。
小平同志回答：“十年之后，中国再根据世界形势，考虑是否把越南给拉回来。”
从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打，到1989年越南托凯山居中转圜，正好十年过去。
这种穿越历史迷雾的战略决策自信与底气，就来自于一流政治家对历史的深刻解读、对中越关系的深刻体悟。
因此，对于中越关系，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既不要杞人忧天动不动就担心越南彻底背离中国，也不要自作多情觉得越南会彻底倒向中国。
在越南历史上，所谓的南派亲美，包括黎笋时期的亲苏，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抵消中国的影响力，并非对苏联、美国抱有深厚的感情。
而北派亲中，也只是策略性的选择，只是为了从中国获取政治、经济层面的支持，并非发自心底的亲近。否则胡志明刚刚上位时，就不会迫不及待废止汉字。
废除汉字之后，越南的春联彻底失去了美感
说白了，对越南来说，南派与北派的分歧，只是两种不同的生存策略，必须服从最底层的国家行为逻辑——抵制身边大国的影响力以维持自身独立性。
就跟犹撒国不管民主党当政还是共和党上台，都必然会坚持反华战略一样，在越南，不管是南派还是北派当政，都会与中国保持距离，但也很难跟中国发生全面对抗。
这种源自历史、地缘政治与人性的格局，至少短期内不会打破。
再说三驾马车。
由于南北之争的存在，越南形成了比较特殊的三巨头共治格局，也即大家熟悉的三驾马车。
胡志明晚年，担心黎笋背离自己的路线，因此，在指定黎笋接班的同时，又安排了范文同和长征作为制衡。胡志明死后，黎笋、范文同、长征三人共同执政，打破了胡志明时代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的权力架构，形成了越南政坛三驾马车的格局。
右起：长征、黎笋、胡志明，左一没认出来，但肯定不是范文同，有人认识吗
通常意义上，我们认为三驾马车为总书记、总理、国家主席。不过在当时，长征为总书记、范文同为总理、长征为国会主席，与后来的三驾马车有所不同。
1991年，越共七大召开，又将三驾马车升级为四驾马车，也即总书记、总理、国家主席、国会主席。
通常说来，越共总书记多属于北派，主管意识形态，实际掌握军权和党权；政府总理多属于南派，主管经济发展，实际掌握行政权；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多产生于中部地区，意味着对南北两派的平衡，前者掌握一定的军权和司法权，后者主要掌握立法权和选举权。
因此，越南的三驾马车也罢、四驾马车也罢，既是为了维持内部的权力平衡，也是为了缓和南北之争。
2001年，越共九大宣布不再设立中央政治局常委。
显然，由十几个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对四巨头的制约力度，远不如几个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这次改革，导致越共中央集体领导功能弱化，四巨头的权力进一步膨胀，四巨头逐渐演变为四山头。
2006年，强势的阮晋勇出任总理。
继黎笋之后，阮晋勇乃是南派的旗帜性人物，到目前都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
上台伊始，阮晋勇就成立了自己牵头的政府反腐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可以用反腐的名义中止副部级官员的职务并指定他人代理，从而绕开中央人事任免流程，变相掌握了高级干部的人事权。
作为南派的旗帜性人物，在阮晋勇的主导下，越南经济改革加速，于2007年加入WTO，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
在意识形态领域，阮晋勇也明显倒向西方。这个时期，越南媒体和网络上充斥着西式民主言论，越共权威被严重削弱。
既然倒向西方，很自然的，越南与中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很大的波折。越南不但加入奥黑针对中国成立的TPP、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叫板，还多次出现反华游行示威、袭击中资企业等恶性事件。
受到冲击的中资企业
更有意思的是，阮晋勇反腐，只是为了抓权。在他任期内，越南政府的腐败问题日益加剧，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引发了民间的不满，这也给了北派反击的机会。
2011年，在越共十一大上，阮富仲当选越共总书记。
越共十一大，乃是阮晋勇最为辉煌的时刻，也是黎笋死后南派最为风光的时刻。
在阮晋勇的推动下，会议删除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中关于“公有制为基础”和“按劳分配”等关键性表述。
阮富仲虽然提出反对意见，但在最后的表决中，却以35%：65%惨败，不得不违心地表示“接受大会的意见”。
但阮富仲很快找到了反击的方法——用魔法打败魔法：既然阮晋勇可以利用反腐安插亲信、构建班底、抢夺权力，阮富仲自然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2012年5月，在越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阮富仲主导成立了中央反腐指导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任。
很快，2012年8月、9月，阮晋勇的两个亲信，越南亚洲商业银行创始人阮德坚、越南海运局局长兼越南海运公司董事长杨志勇分别落马，压力之下，阮晋勇不得不做出公开道歉。
2013年2月，阮晋勇主导的政府反腐指导委员会宣布解散，阮富仲主导的中央反腐指导委员会全面执掌反腐工作，北派再次拿下关键一局。
2013年6月的越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南北两派再次激烈交锋。
南派提出了著名的72人宪法草案，主要内容包括：废除宪法第四条也即否定越共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把国名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等。
注：越南宪法第四条，“越南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民族利益的忠诚代表，是担负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力量。”
也就是说，南派所追求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权力，而是对越南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与越共执政地位的颠覆，这已经威胁到了越南的立国根本、北派的生存根基。
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南北之争，就已经由治国方法之争转变为发展道路之争、由党内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由权力竞争转变为生死搏杀。
我们知道，政治立场的改变，通常都会带来巨大的反弹效应。比如前华约国家和苏联解体后释放出来的加盟共和国，不管是情绪反弹也罢、向西方表忠心也罢，就都对社会主义体制和俄罗斯抱有很深的敌对情绪，甚至因此影响到对华关系。
相反，那些原本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不管采用何种体制，在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后，反而能够维持正常的对华关系。
关于72人宪法的南北之争，就是越南统一之后一直被压制的亲美情绪的报复性反弹。如果南派得逞，在我们身边，很可能出现一个极度亲美、极度反华的政权。
越南政权最大的危机、中越关系最大的危机，其实就出现在这个时候。
但在阮富仲的坚决反对和不懈努力下，72人宪法草案被否决。
对越南来说，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对中国来说，这同样属于变生肘腋。
在闭幕讲话中，阮富仲强调，“政治局全体同意中央委员会考虑对政治局集体和一名政治局委员给予纪律处分”，这既是公开批评阮晋勇，也是对局势的降温与冷处理。
阮富仲要的，是对局势的全面控制，而不是彻底激起南北内斗。
单这一点，阮富仲就配得上政治家三个字。
但南派的情绪并未平复，2014年，越南爆发反华事件，中资企业受到冲击，很多韩企也受到牵连，暗中支持此事的阮晋勇再次受到指责。
2016年的越共十二大上，在北派的支持下，超龄的阮富仲成功连任总书记，觊觎总书记职位的阮晋勇被迫裸退。
二次当选时的阮富仲，成功击退了南派势力最疯狂的一次进攻
但南派势力依然庞大，因为总理领衔的政府体系，本来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中最为庞大的一部分。在革新开放的过程中，政府体系又很容易受到西方的拉拢与腐蚀。
借助以政府体系为主的南派势力，阮晋勇以退为进，通过运作，其三名亲信陈大光、阮氏金银、阮春福分别接任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理。
陈大光
阮氏金银
阮春福
所谓四驾马车，形成了阮富仲以一敌三的不利局面。
面对南派一浪高过一浪的进攻，除了政治层面的针锋相对，阮富仲不得不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并且将公安力量引入了反腐的主战场。
正是这个动作，扭转了北派被动防守的局面。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长期在公安部任职的苏林，逐渐进入了最高权力舞台。
同样是在2016年的越共十二大上，苏林当选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兼任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同年4月，苏林接替南派出身的陈大光担任公安部长。
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起，在至关重要的反腐战线上，公安部正式入列北派，苏林也变成了阮富仲反腐的副手与实际执行者。
在成熟的政治体制内，不管是军队还是警察，强力部门一般不会参与正常的行政事务，尤其不能参与官员监察。
道理很简单，权力需要制衡。如果强力部门与行政权力、官员监察权力结合，必将诞生难以控制的权力猛兽，这就是苏联走向特务政治的底层逻辑。
但面对广泛分布于越南行政体系的南派势力，普通的党内监察体系，已经无法帮助阮富仲掌控局势。引入公安力量，乃是无奈的选择。
幸运的是，不仅苏林代表的公安机关站在阮富仲这边，运气也站在他这边。
2018年9月，苏林的前任公安部长、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因病去世，这不仅为苏林彻底掌握公安部扫清了障碍，更重要的是，阮富仲顺势兼任国家主席，将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3的不利格局也就变成了2：2。
2021年1月，越共十三大召开，由于阮富仲中意的接班人陈国旺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阮富仲再次超龄连任总书记。
总理阮春福接任国家主席，看似离一号近了一步，但却失去了实际行政权。与此同时，亲北方派的范明政出任总理，北方派的王廷惠任国会主席。
范明政
王廷惠
2：2又变成了3：1。
此外，阮富仲的爱将武文赏升任越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常任书记，代替身体不佳的阮富仲执掌越共中央日常事务。
有人说，当时的越南政坛，已经由四驾马车变成五巨头。这种说法其实有点夸张，因为书记处常任书记只是总书记的代言人，并未形成独立的山头。
虽然局面变成了3：1，但政府体系内的南派势力依然根深蒂固，排序第二的阮春福依然有希望接任总书记，从而彻底扭转局面。
所谓国运，其实并非虚幻。2021年，疫情再次送来机会。
因为疫情失控，2021年8月，携带武器的越南军队正式接管南派大本营胡志明市也即曾经的西贡市。
前面说过，越南的军权，主要在总书记手中，尤其是阮富仲将总书记、国家主席两个涉及军权的职位一肩挑了三年之后。
疫情严重，军管没问题，带枪就有点呵呵了
2023年，因疫情而产生的包机弊案、核酸检测贪腐案相继爆发，阮春福留在政府体系的两大亲信常务副总理范平明和副总理武德儋被罢免，阮春福主动请辞，年轻的武文赏弯道超车，跃过了很多北派大佬，直接接任国家主席，3：1变成了4：0。
2023年3月2日，武文赏宣誓就任国家主席
到这个时候，北派基本控制了越南最高层的职务。但在越南庞大的行政体系中，依然有大量的南派官员。更重要的是，越南民间尤其是南方，始终存在浓厚的亲美情绪。
这是由越南特殊的历史造成的，越是南越输了，怀念南越、亲近美国的人越多。再加上美国在经济、文化方面长期保持强势，给越南人造成了美国无比强大、无比文明的幻象。短期之内，这种民间情绪很难彻底扭转。
因此，北派取得全胜后，越南内部，也就形成了高层人事布局与底层民间情绪的严重错位。这本身就意味着政治生态的失衡，也是执政者必须应对的挑战。
正常说来，当时越共中央最主要的任务，应该是弥合与纠正这种错位，一边从短期发力，通过调整人事布局快速缓和民间情绪，一边从长远考虑，通过行政举措逐渐改变民间情绪。
但阮富仲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他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相反，阮富仲掀起的反腐风暴，却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反腐行动失控了。
2024年3月，履职刚刚一年的国家主席武文赏辞职。
越南官方发布的理由，是武文赏违反党员禁令尤其是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相关规定，同时承担作为单位一把手的责任。
这种语焉不详的表述，显然很不正常。
此后的三个月内，国会主席王庭惠、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组部部长张氏梅、河内市委书记丁进勇等人陆续辞职。
他们都是阮富仲一手提拔起来的，可以视为扶持武文赏的顾命大臣。
张氏梅
四驾马车，只剩下养病的阮富仲没有变动。
显然，进入2024年之后，越南的反腐斗争，再次出现了性质转变——由南北斗争变成北派内斗。
因为北派已经于2023年取得绝对优势，因为相继辞职的武文赏、王庭惠、张氏梅都属于北派，尤其是籍贯南方的武文赏，由于具备南方背景适合调节南北矛盾，更是阮富仲中意的接班人。
而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获利者，其实不用点名。
2024年5月，苏林出任国家主席，7月，苏林接替阮富仲负责指导越共中央工作。
5月22日，苏林宣誓就任国家主席
6月20日，普京访问越南时，阮富仲全程都是坐着，说明身体确实不行了
7月18日，苏林主持国防安全委员会会议，次日阮富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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