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宝健：党的理论宣传生动性探讨
摘 要：
理论宣传是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理论宣传应该是生动的，理论文章的写作和理论宣传的媒体也应该是生动的。理论宣传中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新闻信息和观点信息量越大，宣传的效果就越好。理论宣传既要坚持党和人民的立场，又要善于表达感情。只有情理结合，才是真正的好文章，以情动人有利于以理服人。做宣传的最高境界是会讲故事、讲好故事。适度地讲故事可以提升理论的感染力，让理论更贴近大众，更吸引受众。理论文章以逻辑思维为主，但并不排斥形象思维。在理论创作中应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共同完成理论宣传建构的任务。
关键词：党的理论宣传；生动性；信息量；形象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十分生动的，我们的学习也应该是生动的。”[1] 那么相应地，我们的理论宣传也应该是生动的，我们的理论文章的写作也应该是生动的，我们的理论宣传的媒体也应该是生动的。
我们党是一个十分重视理论创新、理论武装的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伴随党的建设始终，也是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党不仅创造并正在续写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而且创造并正在续写实践之树常青、理论之树常青的“双青树”奇迹。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双青树”奇迹，根本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掌握群众，进而指导实践，转化成创造新实践的物质力量。这个过程并不是机械的、枯燥的，而是形象的、生动的，党的100多年的奋斗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理论宣传是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武装的重要形式，也是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重要途径。从根本上讲，党的创新理论就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2] 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是理论宣传的根本任务。
好的理论宣传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人，使人过目不忘，不仅传递了逻辑的力量，也传递了情感的力量。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1957年3月，他在谈到写文章时指出：“要简练扼要，生动有力，要写得短些，通顺些，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现在理论宣传上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照本宣科、不求甚解、浮在面上的多，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入脑入心的少。”[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了当前理论宣传中的症结问题，那就是照本宣科、不求甚解、浮在面上，也鲜明指出了理论宣传要进一步改进的方向，那就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入脑入心。
当前，理论需求和理论供给都处于十分旺盛的状态，但同时也存在着比较大的矛盾。从需求侧来讲，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需要的理论产品供应还不是很充足，而从供给侧来看，很多理论产品又不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真正为人民群众所喜爱、所称道的还不多，这一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显然在供给方。我们的理论宣传究竟怎么做到生动有力？下面从4个方面就“理论宣传的生动性”做一些探讨。
一、理论宣传中要不要有信息量？
所谓信息量是指信息的多少。一般来讲，新闻报道在有限的文字里信息量越大越好，而且最重要的信息往往放在最前面说，这就是所谓“倒金字塔”式结构的来历。但是理论文章是以概念作为基本元素、以判断作为基本结构、以逻辑的力量来说服人的。这样的文章，需要信息量吗？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信息量中的信息指的是什么。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是指音讯、消息、通讯系统中传输和处理的对象，可以说人类社会传播的一切内容都是信息。信息的本质特征首先是它的客观存在性，就是客观事实，理论文章的信息首先是指事实信息，而信息量就是满足受众需要的信息的量度。
理论文章以逻辑见长，但并不排斥信息，不仅不排斥，简直离不开，因为逻辑的力量绝不仅仅是从概念到概念，逻辑之所以有力量，也是因为建立在事实提供和判断的基础上，离开事实的逻辑仅仅是空洞的口号。很多人认为现在的理论宣传比较虚、比较空、比较干，缺少感染力和共情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有价值的信息的运用。从古至今，那些不朽名篇没有一篇是完全离开事实、只靠概念和逻辑而流传不枯的。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人民日报》（理论版）就五个突出特性连续发表五篇文章进行阐释。在2023年6月21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为了说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作者一连用了两段超过一半篇幅的事实信息。
800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农业有了初步发展，社会出现分化的端倪，开始了中华文明的起源进程，正是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6000多年前，社会明显分化，开始出现大型中心性聚落和规模较大的墓葬，中华文明加速发展。5000多年前，出现了大型都邑性城址和权贵阶层的大墓，社会分化显著，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华文明从此进入古国文明阶段。4000多年前，中原地区开始进入夏王朝时期，中华文明也从此进入以王朝为引领的文明一体化的王朝文明阶段。夏朝之后的商朝，逐渐建立起王朝内部的各种政治和礼仪制度，通过出土的青铜器具、甲骨文字以及后世的文献典籍，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制度。周朝在取代商朝之后，通过封邦建国的方式，将血缘纽带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确立“周天子”对各诸侯的“宗主”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对京畿地区之外广大区域的控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理念开始确立，促进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这个文化认同，成为保障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强大精神力量。
秦并六国后，不但形成了一个地域更加辽阔的庞大国家，而且建立起一整套维护这个庞大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标志着中国大一统历史的开始，并由两汉所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保障着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坚不可摧。公元3—6世纪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到隋唐时期形成了融入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民族的大一统，这已经超越秦汉时期。中华文明也在民族大融合中得到新的发展，更加具有生命力和凝聚力，文化认同达到新的高度。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在大一统中得到持续发展。
看了这两段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即使作者不点明主题，读者在阅读中自然也会认识到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连续性这样一个结论。
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本身就具有逻辑性，事实与逻辑紧密结合就会让这种以理服人的力量更强。
近年来，随着对改文风认识的提高，不仅历史信息，新闻信息在理论宣传中的运用也越来越普遍。《人民日报》理论版的文章、任仲平等文章以及评论乃至社论等，越来越多地引用新闻信息，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理论中有新闻、理论新闻相融合的新的写作模式。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相关研究成果和理论文章已有很多。2021年，我在《学习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试图说明一个国家语言进入英语的程度，是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文化影响力的标志，意在强调从让汉语进入英语的角度来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文章第一段就给出了信息量颇大的事实性信息：“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无论如何离不开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语言，进一步说就是英语。全球人口70多亿，哪种语言使用的人最多呢？是汉语。但是哪种语言影响最大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是英语。全球有5000多种语言，英语具有最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使用的国家多（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大约有40多个，约占所有国家的20%），信息存储广（互联网上存储的信息中有80%是英文信息，科技出版物70%以上是以英文出版发布的），而且国际传播离不开媒介，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媒体，绝大部分使用的是英语，每天从早到晚，全世界有影响力的政商人士也绝大多数是用英语来获知新闻和获取信息的。”[4]
理论宣传的信息当然不仅指历史信息和新闻信息，还应该包括观点信息，而观点之所以能成为信息，构成判断信息量的一个元素，根本就在于这个观点信息是新的，反复重复的信息即使重要，其价值也会大打折扣。习近平总书记每一次重要讲话、每一篇重要文章都有新概念、新判断、新论断。我们在宣传阐释的时候，不能仅仅满足于照本宣科，而是要在深刻领悟的前提下真正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文，从而形成自己的个性化表达。
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十分生动的”[5] 重要论述，自然会让我们想到“理论往往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这句名言，进一步思考又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把灰色的理论之树变成常青树？我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创造“双青树”奇迹》一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4年第12期）就是在这样的提问下写出来的。“双青树”奇迹，既是对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生动互动的新概括、新表述，又与我们党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相映照，因而它是一个有价值的观点信息，也是全篇文章的“文眼”。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论宣传中所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能够让人们记住的东西就越多，理论宣传的效果就越好。
二、理论宣传中要不要表达感情？
我们的理论宣传是有立场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党和人民的立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理论宣传要不要表达感情和情绪？这个问题看法恐怕就不那么一致了。实际上有立场就会有感情，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理论宣传中基于立场的感情如何表达？有人认为理论宣传应该客观，应该隐藏或抑制作者的感情和情绪，以免影响观点的客观性和说服力。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好的文章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动人，只有情理结合，才能入脑入心，才是真正的好文章，以情动人有利于以理服人。
毛泽东同志是公认的文章大家。我们读他的文章，既被他严谨的逻辑所折服，也为他张扬的情感所打动。他老人家写文章，做到了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从不隐藏自己的感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期，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不仅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进行极力歪曲，而且不甘心自己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是一次美帝国主义反动和侵略本性的自我暴露。毛泽东敏锐地认为，“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6] 。在为新中国成立日夜操劳、日理万机之际，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了五篇文章，深刻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美国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做了理论上的总结和阐释。仅从五篇文章的题目来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后两篇题目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所加），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精准点穴式的批判风格，即使今天读来仍让人感到穿越时空的真理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是情理融好合文章的典范。
毛泽东文章中的感情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的人民领袖的鲜明立场，就是对敌人无情的揭露，对人民无比的热爱。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7] 这样的直抒胸臆，这样的情感表达，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无论是针对何种对象、哪个领域，毛泽东同志的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说理和抒情紧密结合，可以说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他老人家的文章中，我们是看不到没有感情的干巴巴地说理的。
我们现在有的理论文章为什么让人看不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章中没有感情，文章过于“理性”，缺乏以情动人的力量，让以理服人也打了折扣。
当然，理论宣传表达感情不同于散文等文学作品的感情抒发，而更多的是情融于理。有什么立场就会为什么人说话，而为什么人说话，本身就表明了感情趋向，即使感情色彩不是那么浓烈，仍然会散发出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干部队伍的状态深受社会关注。如果要给干部画像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躺平式干部、侧卧式干部，但是仍有一类干部不仅没有躺平，而且还在干，不仅还在干，而且还在主动地干，这类干部才真正是党和人民所需要的干部，“主动干精神”才是干部队伍需要发扬的精神。为此《学习时报》连续发表三篇文章，题目分别是《发扬“主动干精神”》《“主动干精神”从何而来》《如何珍惜“主动干干部”》，文章寓情于理，用情感驱动说理，在说理中最大化调动情绪价值，引起很多干部感情共鸣，有的组织部门还将三篇文章编印下发，较好发挥了激励干部的作用。
三、理论宣传文章要不要讲故事？
做宣传的最高境界是会讲故事、讲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的最佳代言人。很多场合特别是涉外或者出访时，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很多故事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受众加深了对所阐述的主题或思想的理解。
有的人认为，理论宣传和讲故事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扯不到一块儿去，甚至在观念上将二者对立起来。实际上一个故事讲好了胜过千万句絮絮叨叨的讲理。讲好中国故事有多种讲法，自然也包括用理论讲。理论里的故事会让理论更贴近大众，更吸引受众，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有一篇文章《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这个大道理都懂。强调粮食安全问题从何说起？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粮票，首先讲了一个粮票的故事：“今年是我国取消粮票二十周年。一九九三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交纳粮票。同年五月，北京市正式宣布取消粮票，其他省区市也先后取消粮票，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我国改革发展历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8]
紧接着习近平总书记又讲了一个下乡时吃猪肉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饱、饿肚子的记忆。三年自然灾害时，我在学校住校，吃的也是很差的，晚上只能喝汤，叫作‘保证七分饱’。‘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到农村插队，曾有三个月没见过一滴油星子，真是‘三月不知肉味’。那年冬天，家里寄来几块钱，我和同窑洞居住的同学买了几斤石槽子里冷冻的猪肉，回来还没烧就把肉切成片吃，那味道真是鲜美！后来我们说别再吃了，再吃就没得煮了。这种穷日子我们都是经历过的。”[9]
理论中的故事不是为故事而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为了阐明道理。理论中讲故事是为了使理论生动起来，而不是代替讲理，适当、适度地讲故事无疑可以提升理论的感染力，提升宣传效果。所谓适当，就是要紧紧扣住宣传主题。如果离题太远，故事再精彩也不会起到好的效果。适度就是恰到好处，点到为止，不能没完没了地讲，讲到收不住。
在理论文章中讲故事不仅可以使文章吸引人，还可以增强文章的跳跃感和纵深感。毛泽东同志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宽广的历史视野，他的文章经常是论今谈古，古为今用，纵横捭阖，历史典故信手拈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时经常会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联通中外古今，既讲中国的故事，也讲外国的故事，既讲今日中国发展的故事，也讲昨日中国和平的故事。至于古今中外名人、名言、名著等，更是随手拈来，娓娓道来。
理论宣传特别是理论的国际传播，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我们要用好理论中的故事，研究用故事讲理论，不断提升理论宣传和国际传播效能。
四、理论宣传要不要有形象？
人的思维分为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一般来讲，从事学术研究和理论创作的人主要运用逻辑思维，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主要使用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的特点是以概念为基本工具和形式，呈现的是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形象思维的特点主要以形象和意象为基本工具，呈现的是连续的形象的组合过程。爱因斯坦曾如此描述他的思维过程，他思考问题时，不是用语言进行思考，而是用活动的跳跃的形象进行思考，当这种思考完成以后，要花很大精力把它们转换成语言。爱因斯坦的话揭示了人类思维的本质，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思维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形象思维。
有人认为逻辑思维高于形象思维，因为它所采用的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方法更容易直接揭示事物本质，但这并不能否定或贬低形象思维在揭示事物本质方面的作用。形象思维只是把本质的东西隐藏在了形象、表象和意象的背后，让你自己去发现。所以仅就思维的作用来讲，两种思维方式无所谓高下，都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思维方法。所不同的是根据研究和创造的对象的差别，有时候以逻辑思维为主，有时候以形象思维为主；有时候形象思维多些，有时候逻辑思维多些。
理论文章固然以逻辑思维为主，但是并不排斥形象思维。在思考理论创作的时候，不要关闭负责直观和形象思考的右脑，不但不要关闭，还要请它积极参与到逻辑思维当中去，共同完成理论宣传建构的任务。
如果我们批评一些同志落后、跟不上形势，我们就直接说他落后、跟不上形势，当然也是可以的，但给人的印象远达不到毛泽东同志那样深刻，也无法达到毛泽东同志那样令人叹服的说服力。1955年7月，毛泽东写道：“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10]
我们读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既是要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在向习近平总书记学习怎样思考。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不仅善于用典，而且善于用比喻。为了说明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强大，他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为了回应对反腐正风肃纪的疑虑，他指出,反腐败不是“势利店”“纸牌屋”“烂尾楼”。在谈到对青年人的希望时，他指出，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成长为参天大树。在强调乡村振兴要因地制宜时，他指出，发展乡村产业要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时，他指出，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等等。这些比喻形象、生动、深刻，令人过目不忘，起到了一个生动“形象”胜过一沓逻辑的效果，很多比喻成为警句、名言。
理论宣传不是要不要形象的问题，而是怎样进一步用好形象的问题。
注 释:
[1][5]习近平为第六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N].人民日报，2024-03-01（01）.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9.
[3]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曁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J].求是，2023（07）.
[4]许宝健.让汉语更多地“进入”英语——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的一个视角[N].学习时报，2021-06-04（A1）.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50.
[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90.
[8][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97,198.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8.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5年第1期
标题｜党的理论宣传生动性探讨
作者｜许宝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学习时报社原社长。
编 辑: 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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