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有它大大小小的章节，每个章节，都有它的密码。解读这些密码，是后来人对历史的探视，对未来的照亮。

“文革”抄家，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被抄对象家，哪些东西在必抄之列，估计很多人不甚了了。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兹以上海市服装进出口公司红卫兵查抄清单数例，略作管窥，或可释疑。

1966年8月30日，查抄襄阳南路306弄的（“历史反革命”，后被平反）石家，抄走大条黄金26条、中条黄金3条、小条黄金46条、金元宝3只、金戒指13只、手镯7只，银杯、银碟子、银锁片、银镯各若干等等。

又，1966年9月3日，查抄华山路106弄的（“资本家”，后被平反）林家，抄走金银锁片4只、金银链条6条、金十字架2只、金别针4只、金戒指1只、翡翠戒指4只、银餐具2箱等等。

又，1966年8月31日，查抄东大铭路810弄吕家，抄走黄金14.5两、金戒指3只、金手镯2只、银元14只、项链1串、大小珍珠32粒、大小翡翠14片、红宝石1粒，别针、耳环、耳串各若干等等。

又，1966年8月—9月，三次查抄新闸路944弄32号的（始定为“资本家”，后定为“反革命分子”）高家，抄走黄金54.52克、白银959.95克（此黄金、白银两项，作价共计204.14元）、金戒指2只、镶宝石戒指1只、镶宝石手镯1只，翡翠片、小黄锁、水钻耳环、翡翠别针若干等等。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有一位受害者竺某，被抄银器仅“帽器”19只、金牙（包金）1只。银行作价，帽器0.42元，金牙0.76元，共计1.18元。不清楚所抄竺某的“金牙”，是正在口中的金牙，还是藏留家中某处的纪念物金牙。红卫兵抄家的本领，或者说警惕性，实在令人叹服。或因竺某是一般群众，所以1970年7月，单位即申请退回竺某。从资料上看，竺某似乎是1973年2月16日收到退款。

前述石家，另抄走美金20792元、英镑1元、港币1元等。又，前述林家，遭3次抄家，前后另抄走银行存单12张共计2553.86元。存单金额自10.34元、20元，至533.52元不等。公债56张，共计1868元。美钞320元。现钞320元。

又，因怀疑庄家藏有武器，1968年9月1日，公司派人查抄其家，金银首饰外，另抄走港币8元、存款1304元。

现金被抄，存款被冻结，被抄者生活困难，或有其他正当理由，似乎可以申请“借出”。比如1969年4月，上海向明中学郭延华同学被批准赴内蒙古插队落户，家人因无力准备行装，就提出了这种申请。

负责人说“经研究，并请示工宣队，可从陆达权冻结存款中取50元”，但不知为何，几天后，陆达权拿到的只是20元钱。而这位郭同学家被冻结的钱款，前后共计9万元左右。又，1969年3月，张兴镛因儿子上山下乡到黑龙江某农场插队落户，须购买棉被、衣服和其他生活用品，“恳请商借一百元”，亦被批准。

1968年8月，邱朝瑞家被抄走各种已废纸币1000余种、中外邮票7300余张。（纸币发行者为中央银行、各地方银行、解放区、各地方军阀等等。邮票，涉及纺织品图案设计、颜色搭配、花型造型、商标设计诸内容。）

又，1966年9月，查抄“反革命分子”陈世忠，抄走文物“字画”类18件、“铜器”类1件、“陶瓷”类2件、“玉石”类6件、“竹木漆”类3件、花瓶2件。被抄书籍729册。所抄书籍，俄文工程技术书384册外，中文图书有：《家》《春》《秋》《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榜》《西厢记》《红楼梦》《征四寇》《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金瓶梅》（48册）《万象》杂志等。

又，前述新闸路高家，作为“文物”被抄的有：铜宝剑1把、砚台1方、墨1根、绣花片4片、象牙章2枚、牛角章4枚等。1966年8月30日，被抄黄色书36本、黄色画报8本；9月5日，又被抄旧书17本。不清楚在1960年代后半期，什么样的书是黄色书、黄色画报。但我们看高朝钊1985年5月22日向上海市服装进出口公司索书单，差不多可以稍知端倪。高朝钊所列书单如下：

《史记》《康熙字典》《辞源》《石头记》《金瓶梅》《清宫十三朝演义》《济公传》《三国演义》《七侠五义》《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醒世恒言》《喻世恒言》《拍案惊奇》《傲慢与偏见》《简爱》《悲惨世界》《高老头》《贝姨》《金融家》《红与黑》《大卫科波菲尔》《三剑客》《约翰克里斯多夫》《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双城记》《福尔摩斯探案》《飘》《啼笑因缘》《天方夜谭》《萧伯纳小说集》《红楼梦》等32种。

高朝钊的图书，大概率是找不到了。因为有一张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的清理分类表，清清楚楚写着“古书5、旧书13、中文报刊6、外文书刊18，共37册，废书纸总重量6斤”。这37册，与高朝钊所写32种，不尽相同，但重合者必多。都进废纸收购站了。1985年8月22日，上海市文清小组补偿高朝钊“查抄文物图书经济补偿人民币500元”，包括上交书37册6斤。

前述高家，先被定为“资本家”，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现在以高家为例，看当时抄家情况。

1、所抄“衣物”类清单3张，计有63种。所列衣服，大大小小，均有收购价。价较昂者，如女式长毛绒短大衣1件，作价16元；女中式皮袄1件，作价22.40元；男丝绵上衣1件，作价30.40元；米色男羊毛衫1件，作价12.80元……价较低者，如女式布帽1顶，作价0.08元；女短丝袜1双，作价0.40元；被虫蛀男士马甲1件，作价0.8元；已破女式短袖衫1件，作价0.64元；女式三角裤（已破）1条，作价0.16元……共计340余元。处理时间为1968年8月7日。

2、所抄“纺织品”类清单1页，计有10种：大红绸背面1条、白绒布6尺、黑毡呢8尺、红绸3.1尺、白花绸2.5尺、黑绸料子5.9尺、红软缎被面1条、绸布12尺、印花布3.5尺。共作价46.32元，8折收购价为37.06元。

3、所抄“家具”类清单2页，计有24种。如书橱1只，价24元；三用沙发1套，价68元；椅子4把，价16元；樟木箱1只，价44元；藤椅1把，价4元；小茶几1只，价2.4元；红木椅子4只，含断腿1只，价30元……共计作价689元。以上家具，收购方是建新家具门市部，收购时间是1968年7月9日。

4、所抄“瓷器及玻璃器”类清单4页，计有48种。如瓷茶壶1把，价0.80元；磁小碟9只，价0.12元；牛奶杯1只，价0.24元；磁小酒杯7只，价0.17元……共计20余元。其中有若干瓷器未作价，未作价的器物后，盖有“文物物品无价接收交市统一处理”章、“四旧商品无价接收交市统一处理”章。这些器物处理时间是1968年7月13日。

5、所抄“废旧物资（铜器）”类清单2页，计21种。如铜汤婆子2只，价3.75元；黑太阳镜1副，价0.04元；切面包刀1把，价0.16元；手电筒1把，价1.20元; 台灯1台，价1.60元；男女皮鞋3双转为废品6斤，价0.24元……共计25.03元。收购时间，1968年7月9日。

6、所抄“电器”类清单1页，计有6种。如华生牌电扇1台，价84元；电熨斗1只，价4.40元；收音机（喇叭有故障）1只，价14元。其中，电面包烘烤机1台，为“四旧”商品，不作价，上交。

7、1966年9月另被抄：照片簿1本、信件1包、麻将牌1付、大小图章9枚、黄色唱片10张、热水瓶2只、面盆2只、大衣2件、西服上装2件、西裤2条、背心3件、旗袍2件、绒线衫1件、丝绵袄1件、绣花被面1条、被单1条、绸料1块、丝袜1双、枕套1对……

又，前述邱朝瑞，政治身份是“有剥削经历”，被抄生活物资类有：小型望远镜（日货）1架、半导体收音机1台、手表1只、小孩皮大衣1件、围巾1条、中山装1套、花呢1段、衬衫1件、绒布1段3.7公尺、西装2套、西裤1条、绸缎2小块（0.9公尺+0.92公尺）、“女卡丝三角裤”2条等。

我们不清楚，当户主的基本生活物资如热水瓶、牛奶杯、衣装、皮鞋等都被抄没，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更不知道当女性的三角裤，甚至是已破三角裤，都不被允许保留，女性最后的尊严还有几何。

“四旧”也罢，“革命”也罢，有时，无非就是权力的膨胀与肆虐，人性的沦丧与泯灭。不知是否出于政治调查的需要，邱朝瑞1955年、1956年工作总结，反右倾斗争运动在党小组的自我检查，1958年4月5日支部大会讨论内容，入党志愿书，转党报告，劳动保险登记卡，自传表，出身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说明等文字资料，亦被查抄。

更有甚者，前述陈世忠家藏之订婚证书、结婚证书、结婚合影，亦被抄走。金庸《鹿鼎记》第五回，韦小宝与索额图去鳌拜家抄家，抄出二百三十五万多两银子；其他物品，书吏另行造册，

造册清单，金庸没写，所以具体抄走了哪些东西，我们不得而知。但想来，热水瓶、汤婆子、牛奶杯、衬衣裤子、三角内裤之属，不会入查抄者法眼。

《红楼梦》第一0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有贾府被查物品清单，金银珠宝、皮草呢绒等都写得明白，而桌子椅子、耳环金牙，明摆着亦不值查抄者一哂。当然，那都是满清王朝的事了。

抄家革命，自当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