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说到共产党的良心，人们都会说，耀邦、朱厚泽，也有说阎明复，我要在这个名单上加上一个人，就是胡启立。
我和胡启立有过近距离接触，那时候，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小干部。
那是1988年，刘少奇诞辰90周年。我当时刚刚离开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少奇研究组，受命创办中央文献出版社。正是全民经商的时候，中央文献研究室也要创收改善干部生活，说通了主管的中央领导邓力群，批准成立中央文献出版社。
为了刘少奇诞辰90周年，我们要出版一本画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这一年，是毛泽东诞辰95周年，刘少奇和周恩来诞辰90周年。毛周都出了画册，刘也不例外。取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是因为他的早期活动以地下工作为主，实在是照片太少。
我既是刘少奇研究组的老人，又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社的筹备负责人之一，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印刷厂几经变化，选定了位于福州的福建彩印厂。
我在厂里事情做完了，要搭飞机回北京。出发去机场时下了大雨，省委招待所的人劝我，这么大雨，飞机也飞不了，而且，胡启立也住在这里他也是这架飞机，他不到飞机不会飞，你就和他一起，跟着他的车就行。
我觉得是好主意，就照办。
没想到，到了机场，因为乘机人太多，机场看我没有到，把我的票卖了。
我顿时着急了。急中生智，我撒了一个谎，说我是和胡启立同行的，把我的票卖了不行。机场还不错，广播找人，把买我票的人找到了，承诺第二天一定给他解决一张票，这我才上了飞机。
这架飞机没有头等舱和公务舱，我坐在第二排，前面就是胡启立和他的秘书。坐定以后，启立回头和我说话，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回答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他自语了一声，呃，是李琦那里的。接着问我，你下飞机有人接你吗？没人接就搭我的车。
这一句话，我记了三十多年。
一个政治局常委，坐经济舱，还如此关心一个小人物。
现在，1929年出生的胡启立95岁了，他还是我同一天生日。他住在离我不远的一个院子里，我有时候会去这个院子，听他的邻居说，他还常常在院子里散步，只是不说话，一个人静静地走。
希望他健康长寿，闯过百年大关。
长寿的老人就是历史的见证，做过国家领导人的胡启立更是。
当年，他是被作为接班人培养的。
胡启立是陕西榆林人，北大才子，在解放前，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根正苗红。他于1978年至1980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1980年至1982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长。
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入选中央书记处成为书记处书记，那个时候胡启立才53岁，比书记处候补书记乔石还小，是整个书记处年龄最小的男性。
他进入了上升的快车道。
在十二届五中全会上，他不仅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在增选和调整后的书记处书记排名中大踏步地跨到了胡耀邦之后万里之前。
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胡启立再进一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
在胡启立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
一个是万里。
万里在工作上也给过胡启立很多指导。
1980年，51岁的胡启立到天津任市长。这是他初次主持一个特大城市政府的全面工作。一上任，就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1976年唐山大地震对天津的毁坏极大，此时的天津依然是满目破烂残败。据不完全估计，全城约15万居民住在马路上。
天津人爱调侃，自嘲地给自己居住的城市总结了“三大怪”，叫作“高楼不住住在外”，“汽车没有自行车快”，“自来水能腌咸菜”。
这年秋天，天津大学操场上一大片抗震棚发生了火灾。临建棚连缀在一起，救火车开不进去，风一刮，顷刻间浓烟滚滚，火烧连营。这是天津大学临建棚的第二次火灾。许多人家仅以身免，衣物家具均付之一炬。一把大火点燃了百姓心中的怨愤，大量居民自发地聚集到一起，哭着喊着叫着，点名要见市长。
当时胡启立正在北京开会，赶回天津，直奔火灾现场，当即被义愤的人群所包围。四周怨责声一片。
胡启立鞠躬道歉，说：请大家推选代表，明天一早到市政府来开会，我们听取大家意见，共同研究怎么解决大家的生活问题。他当众承诺，从现在起，市政府抓紧修房盖房，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大家明年回家过年！
老百姓不喝彩，因为他们不信。政府官员也不喝彩，说：市长，一年之内让市民回家过年，你这个讲话冒了。在你之前几位市长都讲过同样的话，但是没一个兑现的，你现在又讲，没人信了。天津的现状是人均住房面积不足5平方米，地震中又损坏了上千万平方米，缺口太大了。做不到就不如不说，再给老百姓开空头支票，只能失信于民。
这时候，他想到了时任常务副总理的万里。晚上，他跑到北京向万里请教。见了万里，他把天津的形势如实汇报，然后说，我下了决心，要解决15万市民长期住在马路上的问题，请你支持。
万里说：工作我支持，要钱我没有。胡启立说，我不跟你要钱，请你到天津去视察一下，上纲上线地发一通火，把天津工作狠狠批一顿，责令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万里说，就这个？胡启立说，就这个。万里说，行，这个忙我能帮。
万里迅速来到天津，把天津的市容看了个遍。看着看着，他真的动了气了。在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万里讲话，讲着讲着就动了肝火。
他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地震都过去好几年了，你们自己住在大楼里，还有那么多老百姓住在既不挡风、又不避雨的临建棚里，住在大马路上，天津这么大个城市，脏乱差的状况在全国都少见，你们这些年在干什么？就这么为人民服务吗？就这么对老百姓负责吗？你们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
万里当着全体干部的面，指着在主席台坐着的胡启立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提高了嗓门，声色俱厉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把天津市的面貌变一变？你们有没有决心和能力把天津这个状况改一改？如果不行，做不到，你们说一声，我回去向中央报告，先撤换你们，换人！
万里下来，怕天津市委官员脸上挂不住，问胡启立：我今天火气是不是太大了？过了吧？胡启立连声说，不过，正好！
万里的批评老百姓知道了，他们高兴了，都知道中央不满意，天津挨批了；各级领导干部坐不住了，都知道再不改变天津面貌既对不住广大百姓，也没法向中央交代。原来压在胡启立一个人身上的压力，现在变成了全市领导干部共同的压力。
胡启立在天津还解决了很多问题，他也得到了历练。
本来，中央让他去天津，就是为了让他得到更多的地方工作经验。这个目的达到了，1982年把他调到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岗位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
胡启立刚到中央工作时，因缺乏经验，处理一些问题常感到左右为难。每当碰到棘手的问题，他总是习惯性地找万里。
当时全国人大老领导提出，要在大会堂西侧修建全国人大办公楼，给中央打了专项报告。胡启立心里想，国家门面的天安门广场上，不能见缝插针地都盖成办公楼，总得给老百姓留一个文化娱乐的地方吧。于是就把这份报告压下了。
为了慎重稳妥起见，他向耀邦口头报告了人大这份报告的事。耀邦的意见是，全国人大已经有了办公场所，没有必要再盖大楼；二者，不能把中央国家机关都建在天安门广场；再说，中央也拿不出这笔钱来。听了耀邦的意见，启立就没将人大的报告提交书记处讨论。
没几天，有人私下告诉他，你闯大祸了，捅大娄子了。
原来，全国人大那位老同志迟迟没见批复，就追问报告压在谁那儿了。人说是压胡启立那儿了。老同志火了：谁是胡启立？他是干什么的，敢压我的报告？
胡启立得知了消息，颇为紧张，既不能说是我的意见，也不能说是耀邦的意见，还不能当面向老人解释。怎么办呢？只好又去找万里想辙。万里说，你容我想想。
过了两天，万里说，有了，我让他们查档案了，周总理生前有指示，大会堂西边那块地留作将来建一个国家级的歌剧院用。周总理的指示把胡启立救了。胡启立让人把这话传给全国人大。于是没人再追问。这才给今天的国家大剧院留了块地。
对胡启立影响最大的人是耀邦，他自己说，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最深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
胡启立1955年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第二年进入团中央当普通干部，1964年被增选为团中央候补书记，一直在耀邦领导下工作。到了1982年，他担任了中办主任，耀邦是总书记，又是他的直接领导。
我的两个直接领导都当过耀邦的秘书，我知道，耀邦的人格魅力是可以传染的。和耀邦一样，胡启立开放开明而且接地气。
1993年，胡启立被任命恢复设立的电子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做了不少事情，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再度进入“国”字号领导行列。但是，他已经近70岁了，在政治舞台上，接近谢幕了。
确实有记者这样问。胡启立有过这样的回忆：
1993年3月15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前，他被记者围住，问，您过去是政治局常委，每次开会都坐在主席台上，如今坐到了台下，对此您有何感想？”
他坦然地回答说：“过去我总跟别人讲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为什么轮到我自己就只能上不能下呢？
这话，多少有点“官味”，但是，应该是出自他的本心，因为，不管他有多少缺点错误，从本质上看，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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