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是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位值得注意的重要人物。西安事变前后，李克农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和中共全权代表身份，释放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与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秘密进行洛川会谈，不久又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参加延安会谈和西安谈判。李克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鲜为人知的贡献，本文拟就此做些研究探讨，以求教于史家学者。
01
1935年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刚担任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一上任，把就工作重点放在了争取东北军，第一个目标便盯住了被俘的张学良爱将——东北军团长高福源。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在这个会议上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李克农是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会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联络局，任命李克农为局长，对外则称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部长。
李克农一到任，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张学良东北军联红抗日上。当时，红军在与东北军交战中，俘虏了对方一批中下级军官，他决定就从这里着手。李克农将在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被俘的120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编成一个班，称为“解放军官学习班”。他的第一个目标便盯住了张学良爱将——被俘的东北军67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
李克农经过观察，发现高福源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由于身受家乡沦亡之痛，民族意识和抗日要求比较强烈。只要引导得法，不难化敌为友。李克农主动找高福源谈话。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现在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希望能够联合东北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收复东北，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红军经过千山万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也为的是北上抗日……
“解放军官学习班”开学第一天，室内墙壁四周贴满了标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莫把亲人当仇人，莫将他乡当故乡!”“支援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室外《打回老家去》的歌声震天动地，直唱得东北军军官热泪盈眶。这就是李克农给他们上的第一课。接着李克农又请来毛泽东、彭德怀、博古等人讲课。毛泽东对这120名东北军军官说，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东北军军官们感动了，醒悟了!在两个多月的学习中，高福源亲耳聆听到共产党领导人关于抗日救国的道理，亲身感受到红军对他的政治宽大和生活照顾，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对红军的疑惧心理逐渐消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一天，高福源突然提出要求，希望见到红军负责同志，说有重要的问题要谈。李克农决定亲自同他谈话。高福源向李克农谈了几个月来思想认识的变化以后，表示赞同和钦佩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高福源诚恳地说：“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衷心佩服。我相信，红军的这些主张和做法不但我能接受，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接受的，并且可能愿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红军合作。我愿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李克农盯住高福源的眼睛，点了点头，紧紧地握住了高福源的双手：“我们完全相信你。”
1936年1月，高福源肩负使命离开陕北。临行前，李克农嘱咐高福源，这次回去，可先试探一下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真有和平诚意，红军愿意派代表正式谈判。高福源先到洛川见到军长王以哲，王以哲随即给张学良发去一封密电：“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向副司令面陈。”第二天，张学良亲自驾机飞往洛川，接见这位昔日的部下，如今红军派来的使者。不久，高福源重新返回陕北，他详细把这次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向李克农作了报告，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李克农欣然同意并作他的入党介绍人。李克农还亲自带他去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的嘉勉和鼓励。
02
1936年初，李克农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与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在洛川举行了秘密会谈，他根据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运用他雄辩的口才，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了透彻的说明。
由于高福源接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毛泽东得知张学良确有诚意进行谈判，于是决定以李克农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1936年1月17日，李克农首先同王以哲进行了会谈，并于18日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称：“昨晚和王谈颇洽，内容不多但意较诚。张副司令已电复明后天亲到洛川晤谈。”
1月20日，毛泽东经彭德怀给李克农发电，提出与张学良谈判的5点方针：
1、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
2、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
3、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枪弹我方亦有办法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学良担任；
4、李克农继续担任我方代表常驻洛川，并征求彼方同意，准备3天内回甘泉一行，再返洛川；
5、要求彼方派代表来瓦窑堡。[1]
当天晚上，李克农与张学良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张学良表示，国民党方面同情国防政府的不乏其人，如红军真有诚意，本人愿去南京会晤蒋介石，劝其放弃一党专政，如有成绩，两周内与彭德怀在延安或洛川见面。并表示由于东北军所处的环境，为秘密起见，目前采取消极态度，东北军与红军双方各就原防划地为界，互不侵犯，并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李克农于当晚将会谈情况向中央做了报告。
2月中旬，高福源致电彭德怀，说张学良希望李克农再到洛川面商大计。
2月21日，李克农从瓦窑堡出发，25日抵达洛川。因张学良去南京未回，先与王以哲会谈，28日初步形成3条协定草案。同日，李克农将协定内容电告中央。
2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李克农，提出了更为完整的4条协定。经过反复磋商，李克农与王以哲达成口头协定。
3月3日，李克农致电中央，关于东北军整个协定，须待张学良返陕后再定，李将修改后的口头协定向中央做了报告。彭德怀即日回电，同意李克农与王以哲订立的口头协定，同时要李克农在洛川再呆一周。翌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博古、罗迈等，通报口头协定内容，并令即派钱之光去洛川，让李克农介绍给王以哲的军需处长，请其协助采购我方急需的物资和药品。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次日上午飞抵洛川，并于下午和李克农进行第二次会谈。张学良首先表示，他完全同意关于红军与67军的口头协定，并说他这次来是整销不是零售。接着他向李克农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
二、要抗日如何抗法?
三、共产党为什么不西去宁夏，反而东渡黄河?
李克农根据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运用他雄辩的口才，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了透彻说明：
第一，我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旨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而蒋介石长期以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大敌当前，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专打内战不抗日。“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把东北三省拱手送给了日本人，华北现在岌岌可危，而他打内战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还残酷镇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所以，我们不能把蒋介石列在抗日民族阵营中。如果蒋介石放弃反人民和不抵抗日本的反动政策，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第二，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争取国际的援助。战争真正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民众，这个力量是伟大的，唯武器论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利于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第三，红军东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政治影响小。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东渡黄河还可以适当解决我军军需和兵源问题。[2]
李克农言语机警，口若悬河。张学良听得入了神，频频点头表示理解和同意。会谈的气氛总的来说是融洽、坦率、诚恳的。当然在谈到一些具体问题时，双方有时也会出现争执，气氛一时较为紧张。但是李克农高超的谈判艺术，总能将这种尴尬的局面化解。洛川会谈是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开端。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
1、为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谈一次。地点定在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
2、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问题，由张学良负责和新疆盛世才交涉；
3、中共选一能负担责任者为常驻西安代表，由张学良以灰色名义给予掩护。
3月5日，李克农将会谈情况电告毛泽东， 并请示下一步行动。当天，毛泽东给李克农复电嘉勉，完全同意谈判结果，并令李克农来山西石楼报告会谈详细情况。李克农于3月7日离开洛川，取道延长渡河，马不停蹄地赶赴东征前线，向毛泽东报告了会谈详情及张学良希望会见中央负责人的要求。中央立即开会决定，认为张学良的要求是真诚的，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要，决定派周恩来偕李克农赴延安与张学良进行高级会谈。
03
1936年4月9日，延安，一个不眠之夜。李克农陪同周恩来与张学良、王以哲就抗日救国道路等问题进行了彻夜长谈。会谈中张学良坦言：李克农先生对时局的透彻分析，使我认识到我过去的想法错了……
1936年4月6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彭德怀名义致电张学良、王以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延安，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于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到延安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3]
4月9日晚，李克农陪同周恩来与张学良、王以哲在延安清凉山下桥儿沟的天主教堂里进行了彻夜长谈。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在这里举行。
延安会谈的中心内容是抗日救国道路问题。张学良首先快人快语：
“不瞒周先生说，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真经，认为中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统一才能御侮。相信只有法西斯才能救中国，主张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把朝野各党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各方面的力量统一起来，象希特勒之于德国、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那样，才能抗击日寇、应付国难。但我现在已认识到国民党贪污腐化黑暗无能，远非德国的纳粹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可比，是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大官僚集团。两年来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对时局的透彻分析，使我认识到过去的那种想法错了……”[4]
周恩来指出：
“法西斯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把中国引向光明。”
张学良赞同周恩来的看法，他说：
“周先生讲的极是，但对于蒋介石我本人和你们有不同看法。”
张学良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我们现在想壮大抗日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掌握的这股力量排除在外呢?
尤其我们都是他的部下，如果搞‘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实际困难。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可以提‘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
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说：
“张先生这个意见很有道理，值得我们重视。本人同意张先生‘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主张，如果抗日战争争取不到蒋介石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大损失，能争取过来是有好处的。我们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力量抗日，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现在，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
张学良说：
“蒋介石是有抗日思想和打算的。据我这两年观察，蒋介石确实有民族情绪，有抗日的可能。蒋介石目前是处在歧路上，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错误国策扭转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到这点不容易，要做艰苦的工作，你们共产党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5]
延安会谈，对于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可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延安会谈后，李克农随周恩来回到陕北，向中央报告了与张学良秘密会谈的情况。中央决定，李克农仍与王以哲保持密切联系，并派刘鼎为常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东北军的工作。中央还要求李克农和刘鼎迅速在西安建立秘密无线电台和秘密交通线。对于李克农的出色工作，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
“李克农搞得不错，很有成绩!”[6]
04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急电陕北要求中共派出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李克农又跟随周恩来赶赴西安，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善后工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由于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决策，也由于李克农、刘鼎等人对东北军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更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抗日必先联共”思想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矛盾日趋激化，1936年12月12日，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急电陕北要求派周恩来速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应张邀请，中共中央指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立赴西安，参与事变的和解工作。不久，中共中央又加派李克农、伍修权赶赴西安协助。李克农一到西安，就立即投入了紧张而纷繁复杂的工作。作为中央联络局的局长， 他主要负责中共代表内部事务的统管工作，工作量很大，每天从早忙到晚，深夜11点以后，还要等待周恩来、叶剑英回到住地，早已是万籁俱寂，众人入梦了。
长期过度的劳累，加上贫瘠的西北高原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得李克农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他患了心脏病，眼疾也更严重了，哮喘病又不断发作，整天咳嗽不止。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迫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在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接受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要求以后，张学良不顾杨虎城的坚决反对和周恩来的极力劝止，亲自陪送蒋介石到南京，结果反倒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张学良南京受审后，蒋介石一面施放政治烟幕，一面对西安施加军事压力。东北军一向以张学良为核心，此时群龙无首，内部发生混乱。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大多握有营团实权，深得张学良器重，他们对张学良也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迫切的抗日愿望。但他们处理问题不够冷静，思想有些激进混乱，特别是对张学良被扣南京表示无法接受，主张不顾一切进行营救。这批人中，为首的当数张学良警卫团团长孙铭九。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曾亲率卫兵冲入华清池捉蒋。张学良被扣后，以孙铭九为首主战的少壮派和以王以哲为首主和的元老派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1937年2月2日，孙铭九警卫团一帮人，突然闯入王以哲的住宅，开枪将王打死，制造了一起异常严重而又本不该发生的悲剧——“二·二事件”，消息很快传到周恩来那里，他立即和李克农等人赶到王以哲家中。李克农看到王以哲身中九弹躺在血泊中，他深为这位曾在长城古北口与日寇进行过浴血奋战，又曾和自己面对面进行过多次谈判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的惨死扼腕叹息。王以哲家中哭声一片乱成一团。李克农等人协助周恩来帮助布置灵堂安慰家属料理后事，使东北军许多将领深受感动。孙铭九等少壮派军官的严重错误几乎导致东北军的内部分裂。然而，考虑到他们在西安事变中又都是有功之臣，枪杀王以哲的动机也是为了营救张学良。因此，周恩来、李克农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安排他们离开了西安，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为了照顾李克农的身体，中共中央决定让他暂时转移到西安北边的三原红军驻地，周恩来则坚持西安奔走斡旋。李克农与周恩来遥相呼应、密切配合，为争取最后的和平作不懈的努力。在各方的合力作用下，终于赢得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扭转乾坤的力量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一致抗日，李克农为西安事变所作的杰出贡献永垂史册。
（完）
注释：
[1] 黄启钧：《李克农与张学良的三次“洛川会谈”》，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页。
[2]、[3]、[4] 姚北桦、曹明：《千古功臣张学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2页、第83～84页。
[5]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6] 乔军：《红色特工王——李克农将军传奇》，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第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