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的钢琴圆舞曲乐谱一直是灵异故事的来源。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被记录在《肖邦及其他：我在音乐和灵异事件中的非凡人生》一书中，这是著名美国钢琴家拜伦·詹尼斯和他的妻子玛丽亚·库珀·詹尼斯（演员加里·库珀的女儿）于2010年出版的一本书。
七个月前以95岁高龄去世的贾尼斯声称，1967年他在法国图瓦里城堡发现了两首此前不为人知的肖邦圆舞曲签名乐谱，作品18和70/1，他相信这是心灵感应的产物。
10天前，另一份肖邦手稿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为“肖邦圆舞曲被发掘”。文章讲述了纽约摩根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一位馆长发现这位波兰作曲家的一首完全不为人知的华尔兹。虽然这首曲子很简短，但却引发了专家们的争论。华沙肖邦研究所的负责人Artur Szklener致力于研究和推广这位作曲家的生活和作品，他认为这可能是肖邦教学的痕迹、音乐玩笑，甚至是为了维持生计而创作的曲子。
DG唱片公司已抢先录制了郎朗演奏的这首作品。
新发现的这首圆舞曲没有任何题词，也不遵循传统的结构：它只有一个部分，结尾处暗示可能会重复。更重要的是，它是史上最短的肖邦圆舞曲，也可能是最奇怪的一首。乐曲以不和谐和弦开场，逐渐增强为极强音——这是肖邦其他圆舞曲中都没有的力度变化——然后引出一段带有肖邦标志性装饰的旋律。尽管有这些元素，但这首乐曲在音乐上还是被描述为平淡无奇。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音乐学家约翰·林克将其称为“创造性的爆发”，而钢琴家斯蒂芬·霍夫则将其斥为“小事一桩”。
肖邦研究所所长仅将其视为肖邦作为钢琴家活动的痕迹，可能是在他早年在巴黎时创作的。他不认为这首圆舞曲是肖邦目录中的第20首圆舞曲。大概率的，这份草稿最终可能会被证明根本不是肖邦的作品，就像2012年的F小调忧郁圆舞曲一样。这首曲子最初出版于1861年，后来被发现实际上是普鲁士钢琴家查尔斯·迈耶创作的一首名为《遗憾》的作品
新出土肖邦圆舞曲这一事件再次点燃了人们对音乐“伪作”与真伪价值的讨论。这份不为人知的华尔兹手稿让学者和音乐爱好者对其真实性充满疑虑。就如同之前曾流传的所谓“失落的海顿奏鸣曲”一样，一位德国长笛演奏家米歇尔曾声称发现了一套失落的海顿奏鸣曲手稿，甚至一度被许多专家认定为真迹。这些案例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果有人能写出让人误认为是海顿或肖邦的作品，那么这些作曲家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而今天，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机器也已经能够模仿贝多芬、莫扎特等大师的风格创作出类似的作品。面对这些伪作和AI生成的音乐，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是否应该接受那些看似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伪作？
伪作的吸引力：我们听的是作品还是名气？
从音乐作品的听众反应来看，似乎音乐的“作者”身份比音乐本身的艺术性更重要。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普通听众中，甚至音乐专家、评论家和音乐学者也常常被作品的署名影响判断。上世纪九十年代，著名钢琴家保罗·巴杜拉-斯科达曾被一份声称是海顿作品的手稿迷惑，甚至与多位音乐学者共同确认其真实性。然而，数月后，这份手稿被证实为伪作，巴杜拉-斯科达在演奏这些作品时深感困惑，因为尽管作品被认定为伪作，但在他心中这些音乐仍然是海顿的“声音”。音乐学家迈克尔·贝克曼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有人能写出让人误认为是海顿的作品，那海顿有什么特别之处？”
被愚弄……海顿学者HC Robbins Landon和他验证过的假奏鸣曲
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到，伪作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伪装技巧的高明，而在于它们利用了人们对于名家作品的偏爱。就像阿尔比诺尼的《G小调柔板》被怀疑是音乐学家雷莫·贾佐托的伪作，尽管并非真的巴洛克时期作品，但其音乐品质和风格与阿尔比诺尼的作品相符，仍然被视为经典而流传甚广。这表明，人们在欣赏音乐时常常重视作品的署名和来源，而不是仅仅关注音乐本身的质量。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听的是音乐的本质，还是名气的魅力？当我们在音乐厅或家中聆听一首古典音乐时，所听到的究竟是旋律的艺术价值，还是作曲家名字赋予它的光环？
▼ 《G小调柔板》（卡拉扬/柏林爱乐）
弗利茨·克莱斯勒，这位被誉为“音乐史上最愉快的骗子”的小提琴家，以独特的方式挑战了音乐作品与作者的界限。年轻时，他因担心自己名声不够响亮，害怕听众对他的原创作品不买账，于是他模仿了维瓦尔第等巴洛克时期音乐家的风格，创作出许多具有古典韵味的乐曲，并假借这些已故大师之名。借此，他的作品得以迅速流传，广受喜爱。
1935年，克莱斯勒八十寿辰时，在接受《纽约时报》评论家的采访时，他坦率地承认，曾在演奏会中多次演出所谓的“名家之作”，实际上全是出自他本人之手。这一消息迅速在音乐界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指责他欺骗了听众，但克莱斯勒回应称：“只要人们喜爱这些作品，谁是作者并不重要。”尽管事件引发争议，但并未损害他的声誉，反而让他以其独特的幽默与胆识，巩固了其作为20世纪最受瞩目的小提琴家的地位。
作者与作品：伪作的诞生对经典定义的冲击
伪作的存在不仅仅是对真实性的挑战，也让我们反思艺术的定义。例如，日本作曲家佐村河内守在成名多年后承认自己的作品实际上由另一位作曲家操刀，而他本人并非“真正”的作者。这个事件在日本引发了轩然大波，不仅让公众对“作曲家”的定义产生了怀疑，也引发了对艺术创造价值的深思。如果一位“作曲家”仅仅是署名者，而不是创作者，那么“艺术家”身份究竟如何界定？佐村河内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揭露一个伪作，还在于让我们意识到，艺术作品中的署名不只是身份标识，更是对艺术价值的直接定义。作曲家的名字本身为音乐作品增添了难以估量的象征意义。
佐村河内守出席新闻发布会，为 2014 年代笔丑闻道歉
人工智能的崛起：挑战“原创性”的终极伪作
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逐渐具备模仿大师风格创作音乐的能力。AI在深度学习和大量音乐数据的训练下，能够创作出类似贝多芬、莫扎特等大师风格的音乐作品。虽然这些作品不是名家真迹，但它们可能具备与名家风格一致的“错觉”，甚至让人难辨真伪。人工智能的模仿性创作进一步加深了艺术与真实性之间的界限问题。如果一台机器能创作出听起来像贝多芬的音乐，那贝多芬作为艺术家的独特性该如何定义？
更进一步地看，AI生成的作品是否应当被视为一种“伪作”？毕竟，这些作品并非大师手笔，但它们能够达到接近甚至超过许多凡人创作的艺术水平。有人可能认为，这些AI作品只是复杂的“计算”产物，缺乏灵魂和情感；但也有人认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形式与情感的结合，如果AI创作的音乐能够引发观众的共鸣，它们就具有了艺术价值。因此，AI的出现不仅挑战了艺术“原创性”的概念，也让人们重新思考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艺术作品的价值究竟取决于其创作者的身份，还是其本身的品质？
历史上最著名的绘画伪作是汉·范·梅格伦（Han van Meegeren）所伪造的《以马忤斯的晚餐》，这是一幅仿荷兰黄金时代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的作品。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范·梅格伦声称发现了一幅“失传的”维米尔画作，并将这幅作品出售给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最后到了纳粹高官赫尔曼·戈林手上。由于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对维米尔风格的精准模仿，专家们一度相信这是真迹。
1945年二战结束后，这幅画被发现是伪作，范·梅格伦在审判中承认了自己的伪造行为。他利用古老的颜料配方、人工老化技术和维米尔惯用的色调、构图，使画作看起来像真正的古代杰作。这件事揭露后，引发了对艺术鉴定、艺术品价值以及真实性意义的反思。
从海顿到肖邦：伪作与真伪之间的价值平衡
回顾伪作案例，海顿伪作的出现并未降低这些伪作的音乐质量，反而在一段时间内因为海顿之名而得到肯定。即使是被认为是伪作的作品，其音乐本身也可能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让人反思为何我们必须追求音乐的“真伪”。有观点认为，若一首伪作能够被视为名作并流传，那么它就已经完成了艺术的“功能”。一首音乐的价值或许不仅仅在于它是否是真正的海顿或肖邦之作，而是其对观众、听众的影响和触动。
当我们聆听莫扎特的早期作品时，有许多并不比同时期的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更优秀，但因署上了莫扎特之名，它们被广泛地演奏、欣赏。如果一位不知名的作曲家创作了与莫扎特水平相当的作品，我们是否还会如此热情地聆听？这样的思考让我们意识到“作者”身份在音乐欣赏中的重要性。正如有评论所言，我们在聆听古典音乐时，不仅仅是聆听音乐本身，而是通过“作者”的光环来感受这段音乐的深意。
接受伪作的艺术性：一种新时代的音乐哲学？
在伪作和AI音乐创作的背景下，或许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更开放的态度。音乐的真伪固然重要，但音乐本身的艺术性也不应被忽视。一方面，我们可以追求“原创”的真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欣赏那些具有艺术价值的“伪作”。毕竟，伪作的诞生往往出于对经典的深刻理解和致敬。如果这些伪作能让我们一瞬间感受到“海顿”或“肖邦”风格的魅力，那么它们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其艺术使命。
随着AI技术的发展，我们将越来越难分辨原创与模仿。但或许在未来的音乐世界中，这种辨别也将变得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或许是作品带给人们的触动与情感。无论是海顿、肖邦，还是一台冷冰冰的机器所作的音乐，艺术价值的本质依旧在于能否传递情感与思想。我们应学会欣赏艺术的多样性，不论其出自何人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