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选择了特朗普？

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特朗普这位“政治素人”就把美国政治乃至世界秩序搅动得波涛汹涌。他的表达方式、行事风格以及政策取向，让政客们和普通民众意见对峙，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愈加明显，喜欢他的人毫不掩饰，憎恶他的人立场鲜明。

不论一个人对他的看法如何，都不能不正视他对美国和国际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在过去几十年中还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能像他一样“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论他是位一届总统还是两届总统，注定都会载入史册，而且会被史学家们大书特书，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其评论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不能不说，很多反对特朗普的人主要是因为他的表达方式和行事风格，指责其信口开河、口无遮拦，甚至谎言连篇。姑且不论这种指责是否公允，重要的是，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评价应该主要看其做了些什么，而不是说了些什么。

否则，一个言谈得体但政策有害的政治家―甚至一个花言巧语的独裁者―将会得到更高的评价。

那么，特朗普到底做了些什么？什么是他的政治遗产？它与美国的保守主义之间是何种关系？它将如何影响美国保守主义的未来？如果人们打算认真对待“特朗普现象”，而不是停留在口诛笔伐，那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和辨析。

在短短四年的任期中，特朗普推出了许多政策和制度，有些还相当重要，对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甚至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都产生了或者即将产生不小的影响。譬如：

在经济领域，他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减税、减少政府管制，增加就业等措施；在社会政治领域，他修改了奥巴马医保、限制了非法移民以及改革了刑事司法制度等；在外交领域，他推行了撤军、重新签署贸易协议、推动中东和平等。至少部分得益于这样的政策，在2020年大选前的几个星期，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表示，他们的境况比四年前有所改善。而且，人数多于在任总统为第二个任期竞选时的1984年、1992年、2004年以及2012年。

尽管特朗普推行的政策五花八门，尽管其施政纲领看起来缺乏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但是，如果观察家们仔细考察和辨析，仍不难发现其政策选择和施政纲领背后的政治理念，那就是“特朗普主义”。

而且，即使其某些政策在他离开白宫之后被修改甚至废除，特朗普主义可能还会长期存在，因为它不仅影响了大量的普通选民和政治精英―尤其是共和党人和保守主义者，让其认识到了美国当下面临的诸多挑战，而且还可能会影响今后两党之间的博弈策略和政治选择，甚至可能会导致深层次的法律制度变革――诸如选举制度等。这就是特朗普的政治遗产。

很多不喜欢特朗普或者其行事风格的人，往往倾向于给“特朗普主义”贴上民粹主义、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标签―几乎所有在现代社会中被认为是负面的标签，即使连一些饱学之士也不例外。

他们的论证不是揪住特朗普的某句话不放，就是对其某项政策进行上纲上线的解读，抑或是让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左右了其整个讨论，而不去分析美国社会面临的真实问题和特朗普的有效回应。

譬如，当特朗普主张清理建制派和摈弃官僚主义时，他被指责为民粹主义；当他对一些穆斯林国家公民限制入境时，他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当他主张限制非法移民时，他被指责为排外主义；当他反对破坏南方邦联将领或者美国国父们的塑像时，他被指责为种族主义；当他因为贸易不公而征收关税时，他被指责为保护主义等等。

这些带着有色眼镜的指摘和攻讦，对于认识美国社会面临的挑战和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那么，“特朗普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它体现在哪些方面？从竞选的时候开始，特朗普就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从美国历史上来看，它不是一个空洞无物的说辞，而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政治理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意味着，美国曾经伟大过，伟大是美国人的梦想。

这一梦想可以追溯到四百年前，当清教徒漂洋过海到北美开疆拓土时，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带着特殊使命去殖民的，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山巅之城”。

后来，美国独立之后，有眼光、有抱负的美国国父们又致力于建立一个伟大的共和国。他们发现，一个联邦共和国——通过双重分权制衡建立的有限政府，有助于他们实现这个目标，有助于建立一个自由、繁荣、安全的社会。

他们认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不仅能让民众生活得自由而幸福，而且能在国际社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不久，美国国父们的理想实现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甚至成了一个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这就是“让美国伟大”的义涵。

可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美国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制造业外流，外来移民抢夺了本地公民的工作机会，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没有改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不断溃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泛滥，宗教信仰遭到藐视，传统婚姻和家庭不断解体，离婚率升高、同性婚姻成为时尚，单亲家庭剧增等。

这种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导致了不同群体的不同回应和社会撕裂。少数族裔、同性恋群体、无神论者以及科技教育精英等支持这种变化，而生活在乡村和小镇的白人、虔诚的基督徒等则反对这种变化。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特朗普出场了，“特朗普主义”诞生了。特朗普主义就是对这种社会政治变化的回应，它要让美国重新成为一个自由、繁荣且得到尊重的国家，让它再次伟大。这一目标定位不仅在白人工薪阶层中获得广泛的赞誉，而且在其他群体中也颇受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人认为，特朗普应该为美国当下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负责，其实，如果人们对美国过去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社会政治变化稍加研究就会发现，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是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分析其基本主张之后不难发现，作为政治理念的“特朗普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反对官僚主义和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重申民众自治的政治理想。自从参与竞选的时候开始，特朗普就再三表示，美国危机的根源之一在于华盛顿的建制派政客和官僚群体，以及一个几乎不受约束的行政国家。

他谴责那些政客和官僚醉心于背后交易和捞取好处，无视选民的生活和处境。他一再申明，自己的任务之一是“排干（华盛顿的）沼泽”（drain the swamp），让民众的声音被听到，让民众的利益得到关注。

至少自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进步主义、经济干预主义、福利国家等观念的兴起，加上大众民主的实践和授权立法的泛滥，联邦政府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在首都华盛顿和一些地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他们掌控着政府运作的命脉。他们之间的利益相互关联、盘根错节，造就了一个相对封闭且沉迷于幕后交易的建制派。

就这样，一个托克维尔赞赏的自治社会，一个看不到政府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政府庞大、行政集权、官僚主导的行政国家。

令人沮丧的是，在很多人看来，官僚主义和行政国家是一个现代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性化的结果。

马克斯•韦伯为此提供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支持。在他看来，官僚化是一个现代社会中法律、经济、技术理性化所必需的条件，等级制和科层制是这种官僚化的基本特征，跟其他组织形式比较起来，它具有精确、快速、有效、统一以及严格服从等优势，其运作象机器一样，是非人格化的。

从伍德罗•威尔逊到当代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都对这种官僚化行政深信不疑。

在这种官僚化和行政化的国家，美国宪法越来越遭到搁置—如果不是遭到藐视的话，有限政府的观念越来越受到嘲笑，自治的理想越来越不被当真，“民众是美国的主人”曾经是一句令每个人激动不已的真实描述，在越来越多的人眼里几乎变成了一句空话。

尽管特朗普之前的总统们也都知道建制派政客们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但是没有哪位愿意或者敢于公开挑战这个群体，没有哪位无所顾忌地指出他们不关心选民的利益，指出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相互交易以及腐败严重。

只有特朗普这个不属于华盛顿圈子的“局外人”，才敢挑战建制派政客和职业官僚们。特朗普反复强调，华盛顿的官僚政客们富了自己，穷了选民。

特朗普主义的作用在于，唤醒美国民众回到他们自治的时代，而不是被无原则的职业政客和腐败官僚统治着。美国人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崇尚和迷恋自治的群体，其建国时国父们的政治理想就是建立一个自治的社会。

这一点，没有人比在1831年访问美国的托克维尔有更敏锐的洞察了，他发现，美国是一个看不见政府但治理得却井井有条的社会，在那里，“社会为了其自身而自主治理。”

其次，特朗普主义力主回归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政客们和精英阶层大都崇尚大政府、高税收、福利国家以及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甚至出现了不少迷恋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

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候选人―桑德斯；还有一批国会议员步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后尘，鼓吹所谓“绿色新政”。

特朗普在数次演讲中都强调，这些人将把美国带入深渊，他们的主张与美国精神格格不入，他们的纲领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一进入白宫，特朗普就开始了减税、减少管制，意在藏富于民，让中小企业恢复活力，增加就业机会。由于特朗普的减税政策，每个家庭平均每年增加了1600元收入。同时，部分制造业逐步回到了美国，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失业率创新低。

特朗普知道，过去两百年来美国的繁荣和强大，靠的就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因为它造就了无数 “白手起家的人”（self-made man），让普通人的“美国梦”成为现实。

再次，特朗普主义挑战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重申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根本重要性。至少自民权运动、女权主义以及同性恋运动以来，关心“弱势群体”、“边缘化群体”或者“少数群体”，就占据了意识形态、公共舆论和道德制高点，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穿上了政治正确的外衣，在美国社会以及欧洲各国中畅通无阻、所向披靡。

在过去几年里，美国数十个地方和多所大学纷纷拆除或者捣毁了政治不正确的塑像或者象征物，尤其是美国内战时南方邦联将领或者支持奴隶制的人物雕塑。

同时，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的鼓吹者对言论自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频繁发生阻挠保守主义学者在大学演讲的事件，只因他们对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持批判态度。

如今，这种政治正确的病毒已经侵入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推特封禁特朗普和大量保守主义者用户的做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毫无疑问，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它们对那里的社会政治生活正在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它们高举“政治正确”的大旗，挑战甚至摧毁美国秩序和自由社会的根基。

从竞选的时候开始，特朗普就向选民展示了他对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的反感，而且通过打破惯例来身体力行。他发出其他政客们通常不愿或者不敢发出的声音，让那些被遗忘或者被忽视的选民感受到尊严。

鼓吹多元文化主义的人无视美国精神的核心就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就在一百多年前，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还是美国人的基本共识。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鲁尔（David Brewer）所明确指出的：

“基督教和第一批殖民者来到这个国家，强有力地影响了殖民地和建国之后的迅速发展，今天它在共和国的生活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把这个共和国称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不是一个纯粹的口实，而是对一种历史、法律和社会事实的承认。”19“人们常说，基督教国家是文明国度，最彻底的基督教国家，就是最高级的文明国度。这只是一种巧合吗？深入考察基督教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不是一种巧合，二者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基督教原则对国民生活影响越深，这个国家文明的迈进就越确定。”

在这个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时代，特朗普通过任命保守派大法官来捍卫犹太-基督教传统。

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他任命了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200余位联邦地区和上诉法院法官。这些任命必将产生长期的影响，因为联邦法官们都是终身任职的，而且，由于特朗普的任命，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占了多数。

第四，特朗普主义倡导真正的爱国主义，重申美国的光荣与梦想。今天的很多美国人不再热爱美国，甚至把美国称为“帝国主义”，认为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种族主义历史，是一部压迫的历史——白人男性压迫黑人、妇女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历史，是一部推行奴隶制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历史，是一部排外和侵略的历史，是一部少数人富有、大部分人贫穷的历史。

特朗普指责这种看法的错误，指出它是政治正确和歪曲历史的产物。特朗普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同时也反对利用种族主义来丑化美国，歪曲美国的历史。美国有过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历史，不意味着那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不意味着那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特性。

美国的立国精神是人人被造而平等，是所有的人都享有天赋人权。奴隶制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不幸的插曲，但是，它当时的存在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尤其是联邦的建立需要南北之间的妥协，需要蓄奴州和自由州之间的妥协，否则，就没有这个联邦共和国。

美国的国父们大都反对奴隶制，包括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这样的蓄奴者，但鉴于当时构建一个联邦的需要，他们选择了妥协。

自从莱克星顿的枪声响起，美国的国父们都自称为“爱国者”，以区别于那些支持英王的保皇派。作为爱国者，他们热爱那里的土地，热爱那里的民众，更加重要的是，热爱那里的自治，热爱那里的独立和自由，热爱美国的生活方式。

托克维尔曾经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爱国主义，一种是本能的爱国主义，即一个人出于本能热爱自己的家乡和祖国，这是一种盲目、狭隘的爱国主义；另一种是反思性的爱国主义，即一个人热爱自己的故乡和祖国是建立在理性反思基础之上的，一个人爱国是因为那里自由，因为那里权利得到保障，因为他是那里真正的主人。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就是这后一种。

特朗普主义主张，种族歧视在制度上早已不存在，而心理或者文化上的歧视是无法消除的，或许会永远存在，而且不限于白人歧视黑人，也可能黑人歧视白人，黑人歧视亚裔人，拉美裔人歧视黑人等。特朗普比以前的任何一位共和党总统都赢得了更多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选票，不是通过许诺更多的福利，而是更多的工作机会、安全和自尊。

他继承了林肯时代共和党的政治理想：“自由的土地、自由的劳工、自由的人。”

最后，特朗普主义强调国家认同的根本重要性，倡导“美国优先”，反对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特朗普知道，国家需要安全的边境，需要有力的国家认同。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公民身份比狭隘的经济利益或者讨好选民重要得多，在整个世界仍然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地球上，如果美国的自由政体还想得到维系，不能不保护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

在历史上，美国人通过同化和吸收接纳了大量的移民，先是欧洲人，然后是亚非拉移民，他们都在“大熔炉”里经过历练之后，变成了认同美国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美国人。

但是，随着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同化和吸收的做法以及“大熔炉”观念都受到了挑战，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要求保留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崇尚“沙拉拼盘”的理想。

一些全球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了，声称人们有权移民到任何国家，他们甚至拒绝使用“非法移民”这样的表达，代之以“未记录在案的移民”或者“未经授权的移民”，任何反对这些移民的人都会被扣上“种族主义者”或者“排外主义者”的帽子。

大量支持特朗普的人生活在小镇或者乡村，他们不喜欢大政府，不喜欢华盛顿的“沼泽”；喜欢自己生活的社区，熟悉自己的邻居，不喜欢大都市及其所代表的世界主义。

他们认为美国人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害怕“文化驱逐”（cultural displacement），担心它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

大量的美国人支持限制移民或者“美国优先”，并非意味着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或者排外主义者，他们绝不敌视生活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或者生活在越南的越南人，只要他们没有威胁到美国公民的生活。

与其说特朗普的支持者排斥外来者，不如说他们更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社区，爱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太感兴趣，甚至对国际事务不太关心。

“美国优先”对他们而言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应把重要的精力和资源放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应对自己的挑战上，处理好自己的事务是第一位的，要让美国公民，尤其是美国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得到改善，要让美国经济繁荣强劲，要让美国社会安全有序，像以前一样。

特朗普强调，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保护和服务本国公民而不是外国人，包括那些非法移民，美国政府没有理由不把美国公民放在首位。尽管此前也有总统表达过对非法移民的担忧和不满，但在过去几十年中，没有哪位总统象特朗普一样对待非法移民的态度如此明确、如此坚决。

美国建国二百四十多年来，他是第一位下令在美墨边境建墙的总统，而且，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几乎完成了此项任务。

在一些人看来，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和附条件全球化政策体现的是一种应受谴责的民族主义，因为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才符合历史的潮流，才是进步的，才是人类应当追求的。

但是，对于特朗普主义而言，虽然狭隘的、反自由的民族主义对国内和国际的自由和平秩序是有害的，但是，健康的（开放的）、自由的民族主义却是有助于实现国内和国际的自由和平的。

从历史上看，只有当民族国家兴起之后，随着政体理论和制度设计的不断完善，自由社会才逐步成为可能，人们才实现了自由而和平地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的政治理想，而且，这样的共同体让不同族群的人既找到基本共识又保持自己的多样性。

经验表明，民族国家既有助于实现自由，也有助于捍卫自由。无论是英国，还是荷兰、瑞士或者美国，都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实现自由共和国的理想并能够捍卫这一理想的。

那种抛弃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听起来十分动人，但是，一方面，缺乏实现这种目标的可行性决定了它不过是个乌托邦—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另一方面，由于它过于强调统一性而忽略多样性、强调中央性而忽略地方性，因而即使有一天能够实现，也很难保证它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

欧盟的有限实验表明，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推行对自由构成威胁，英国的退出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让左右的建制派都难以理解，比如，他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退出和伊朗的核协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世卫组织，退出众多多边贸易协议，重新签订双边协议，甚至发起了“贸易战”等。这被很多人认为是回到孤立主义，回到贸易保护主义。

其实，他们不知道，特朗普主义的外交政策秉持的是一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它是“美国优先”纲领下的明智选择。

其核心在于，美国应当把本国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应当把大量的资源浪费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伊拉克和阿富汗这种看不到希望的地方，很多国际组织都被不讲正义的国家绑架了，大量的多边协议对美国都是不利的。

支持或者反对特朗普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美国本性的两种不同理解，反映了两套不同的美国叙事：

一个是“旧美国”，认为美国精神的奠基者清教徒是定居者而不是移民，赞同大熔炉而非多元文化主义，认为犹太-基督教信仰是公民宗教等。另一个是“新美国”，认为美国的过去是种族主义的、压迫主义的，白人享有特权,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宗教信仰禁锢自由等。

特朗普的当选和政策倾向唤醒了沉睡在很多人心中的那个“旧美国”，那个清教徒和美国国父们建立的“山巅之城”，那个以犹太-基督教传统为核心、坚守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的美国，那个笃信国家认同和“大熔炉”的美国。

从特朗普参与竞选开始，一些人就认为特朗普不是共和党人，并且，有不少建制派共和党人反对他，甚至形成了所谓的“决不支持特朗普的人”（never-Trumpers）；同样，他们也认为特朗普主义不是保守主义。

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要么是基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或者其对建制派的挑战而拒绝视其为共和党人，要么是基于他们秉持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来看待特朗普主义。

从政策倾向与政治纲领的角度来讲，特朗普主义无疑属于（古典）保守主义――柏克开创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治理理念，无论是特朗普对内的经济自由、社会保守政策，还是对外的移民限制、公平贸易等措施，都是（古典）保守主义所支持的，也都是美国历史上保守主义者推行过的。

即使连“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这样的政治口号，也不是特朗普的首创。很多人错误地视特朗普为美国政治中的异类，其实，他所代表的施政理念从来都是美国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甚至，特朗普的大部分支持者都不是意识形态极端主义者，否则，他很难当选为总统。相反，很多认为其生活方式和工作受到威胁甚至正在消失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美国乡村和小镇上的中下层白人，都认为特朗普是自己的代言人。

在很大程度上讲,特朗普主义并非异类，而是美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即使特朗普的反对者也这么认为。

就特朗普的社会经济政策而言，减税、减少管制、反对福利国家等无疑是符合（古典）保守主义的，因为经济自由、有限政府从来都是（古典）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古典）保守主义鼻祖柏克对市场的力量充满信心，他说：

“市场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相互发现自己需求时的会合。我相信，任何对市场是什么进行过深思熟虑的人，无不被（市场）平衡需求的解决这样的真相、确当、迅捷以及大体公正而感到吃惊。”“我们民众不应当违背商业交易的法则，它们是自然法，因而也是上帝的律法。这样做不会有望缓解上帝的不满，使其消除任何我们正在遭受的或者悬在我们头顶的苦难。”

在谈到社会保障或者福利国家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为我们提供必需品不是政府的权力。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可以这么做，是徒劳无益的傲慢。人民供养他们，而非他们供养人民。政府的权力是阻止邪恶，而不是在这方面，或者也许任何其他方面―做好事。”保守主义者担心，当政府过多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之后，它就会蜕变为一个“全能型政府”，人们在一切事务上都指望和依赖它。对于国家的行动边界，柏克提出的原则是：

“国家应该把自己限制在真正严格的公共事务——公共和平、公共安全和公共繁荣——的范围内。……有自知之明的政治家，会带着智慧应有的尊严，只在这样的高层领域、他们责任的原动力处，稳健地、警觉地、坚韧地和勇敢地来从事政治活动。其余的一切事务，某种程度上都会自作安排。”这种有限政府的观念被后来的保守主义者们普遍认同。

作为一个商人，特朗普深知高税收、政府管制以及福利国家对社会繁荣和个人自由的危害。尽管二战后兴起的新保守主义者也大体上认可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对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还是有所保留。

譬如，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和贝尔（Daniel Bell）都认为，自由市场倾向于导致几乎无休止的社会冲突和破坏，而资本主义则孕育着削弱社会根基的“文化矛盾”。对于福利国家的态度，新保守主义者明确表示“一点儿也不敌视”，他们支持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以及某种形式的国家健康保险等。

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跟进步主义者或者民主党没有太大区别。以克里斯托的儿子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成为“决不支持特朗普的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就特朗普主义的社会层面而言，它是捍卫犹太-基督教传统，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的，而这与（古典）保守主义无疑是完全一致的。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之所以支持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卫护作为美国精神核心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一传统也是（古典）保守主义者始终珍视的。

无论是柏克，还是托克维尔，都强调过犹太-基督教传统对于自由和西方文明的根本重要性。

柏克指出，人在本质上是宗教动物，有神论才是人的本性。他说：“人天生地是宗教动物；无神论不仅与我们的理性不符，而且与我们的本能相悖，它的寿命不可能长久。”在柏克看来，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源泉，如果人们抛弃了基督教，有害的迷信将会取代它。

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把基督教的观念和自由的观念在其头脑中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他们无法想象，没有一个，另一个还能存在……。”“在美国，宗教不直接参与社会的治理，但是，它必须被当作首要的政治制度，因为如果说它没有使人们偏爱自由的话，那么，它也促进了自由的享用。”

就特朗普主义的移民和外交政策来看，它对国家认同、公平贸易、美国优先的强调，都与（古典）保守主义一脉相承。柏克强调（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国家具有神圣性。他说：

“国家出自上帝的意愿，国家与一切完美事物的本源和原初典型之间的联系也出自上帝的意愿。上帝的这种意志是一切法律的法律、一切君主们的君主。我们这种团体性的忠诚、礼敬，我们对至高统治权的这种认可——我说这是国家本身的神圣化——是万众颂扬的崇高祭坛上的珍贵祭品。” 

柏克把国家看成一个有机体，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而且，他也赞同社会契约论，但与洛克、霍布斯、卢梭意义上的社会契约论大相径庭。他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在活着的人、已经故去的人和即将出生的人之间的契约，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有生命力的契约，它的维系靠宗教、习俗、惯例、法令等。

这样的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国家认同，甚至有自己的国教。难怪柏克极力为英国国教进行辩护，尽管国教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托克维尔也对国家认同有着深刻的认识。当他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发现英裔美国人的独特之处，他们的清教徒精神、乡镇自治传统、对独立和自由的热爱等，形成了美国的国民性，使其与北美的法国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不同。这种独特的国民性构成了美国的民情，而这种民情正是维系美国民主的最重要因素。

一旦它没有了这种民情，其民主就很难维系了。当下的美国正面临着这样的挑战，这是为什么特朗普主义主张限制移民，以保持美国的民情和国家认同。

美国的国父们同样珍视国家认同对于维系那个新生共和国的重要性，反对无限制移民。杰斐逊担心大量来自欧陆专制国家的移民会对美国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些移民可能会把其政府的统治模式和气质带到美国，甚至会传给子孙后代。出于同样的担忧，汉密尔顿指出：“一个共和国的安全根本上依赖于一种有活力的共同民族情感（common national sentiment），依赖于统一的原则和习惯，依赖于免受域外偏见的影响，依赖于对总是与出生、教育和家庭密切相连之国家的热爱。”

特朗普主义中的国际贸易理念，是最常被人指责为背离保守主义的。其实，此种指摘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美国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汉密尔顿以及后来的美国辉格党人，都是特朗普对外贸易政策的先行者。尽管他们都强调对内实行自由市场，但对外则要求公平贸易，而非无条件的自由贸易。

在汉密尔顿看来，防止英国等国家的进口货物摧毁美国的市场，保护美国的工商业，利用关税等杠杆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是必要的。

那种指责汉密尔顿是贸易保护主义或者重商主义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汉密尔顿的目标是复杂的，不是仅仅为了保护其工商业，而且还考虑到不能完全依赖国外市场、调动这个社会的生产积极性等因素。

美国内战前的辉格党人也认为，在国际领域推行教条式的自由贸易，将让美国的工人被迫与欧洲的工人进行竞争，而欧洲的工人由于工资低，美国的工人将失去竞争力，工资被迫拉低。而且，由于其他国家不会对美国取消关税，美国单方面降低关税无异于自我解除武装。

同样，特朗普主义并非一般意义上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化，而是捍卫公平贸易，支持有条件的全球化。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是不一样的，它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而不同的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如果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征收高关税或者限制某些产品的进口，或者，如果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得到政府补贴，那么，另一些国家就有理由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贸易。

新保守主义者之所以反对特朗普主义，部分是因为他们反对限制移民的做法，也反对公平贸易和附条件的全球化。

可见，如果说特朗普主义不是保守主义的话，它的确与当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不同，但是它与（古典）保守主义却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讲，新保守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放弃了（古典）保守主义的诸多原则，不断向进步主义妥协，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不断缩小。

譬如，新保守主义跟进步主义一样，支持经济干预和福利国家，支持放开移民，支持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等。问题是，倘若没有了有限政府，没有了资本主义，没有了国家认同，没有了自由和繁荣，新保守主义也就丧失了保守的对象。

特朗普主义则旨在回归（古典）保守主义，坚守（古典）保守主义的原则和政治理想，坚守有限政府、资本主义和犹太-基督教传统，并且根据现实需要调整自己的政策。

这是一种柏克式的政治智慧，既坚守保守主义的原则和理想，又懂得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捍卫这种原则和理想。

历史经验表明，在很多情况下，自由本身无法保卫自由，它的获得和维系只能靠自由之外的手段，甚至是看似与自由不相容的手段。宽容、开放、多样性、多元化等理念，本是自由的产物。

但是，无条件的宽容和开放，没有边界的多样性，无限的文化多元等，都会摧毁自由本身。如果只沉湎于理想或者过于教条而不管现实世界，后果很可能是自杀性的。

无论是美国国父们，还是内战时代的林肯，抑或是二战时的丘吉尔，都深知，要想捍卫自由，有时不得不诉诸自由之外的手段。这是一个自由的悖论。（古典）保守主义对这一悖论的理解，远远超过其他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潮。

由于新保守主义放弃了（古典）保守主义的诸多原则，不断向进步主义妥协，对美国当下面临的国内外挑战缺乏感知和回应能力，在流行了三、四十年之后，它基本上走到了尽头，在美国知识届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小。

秉持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特朗普主义将取代新保守主义，给美国保守主义注入新的活力，或者说，让美国保守主义重回古典时代，重回柏克、联邦党人、托克维尔的政治智慧和回应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美国保守主义的又一次复兴。它标志着柏克式的（古典）保守主义再次登场。

在柏克及其追随者看来，雅各宾主义是保守主义的头号敌人。源于法国大革命和欧陆启蒙运动的雅各宾主义，鼓吹理性至上，信奉进步主义，迷恋平等观念，倡导激进变化，嘲笑传统道德，蔑视私有财产，敌视宗教信仰等。

雅各宾派

雅各宾主义并未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而烟消云散，相反，其基本主张为后来出现的各种左翼意识形态和激进思潮所继承，在欧美成为批判、解构和瓦解西方文明的主要力量。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挟持了新闻界、教育界以及科技界等领域精英人士的雅各宾主义咄咄逼人，几乎是无坚不摧，而对抗这种力量的保守主义则显得力不从心，几乎是节节败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应运而生，扛起抵御雅各宾主义进攻的大旗。尽管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未必能击溃雅各宾主义，但至少有助于保守主义者重新集结力量，并思考如何最终战胜雅各宾主义，挽救西方文明。

那曾经是柏克的夙愿，他曾经凭借一己之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雅各宾主义对英国的侵蚀，暂时保守住了英国的传统和自由，如今，这个任务落在了所有柏克的追随者身上。

即使特朗普只是个“一届总统”，他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他在短短四年内大刀阔斧般地进行革新，从减税和减少管制，到建墙和限制移民，再到任命三位大法官，以及重塑对外贸易、推动中东和平等，不仅履行了自己的竞选承诺，而且让美国恢复了活力和繁荣。

他的政治遗产就是“特朗普主义”，其基本内涵表现为反对行政国家，捍卫自治传统；反对大政府，捍卫有限政府；反对经济管制，捍卫资本主义；反对世界主义，捍卫国家认同；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捍卫犹太-基督教传统。

在很大程度上讲，特朗普主义意在回归柏克开创的（古典）保守主义，是对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矫正，有助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

美国当下的社会政治状况让很多人联想到罗马共和国，尤其是它开始衰败并走向帝国的时候。在几乎所有的史书中，那是一个世风日下的时代，那是一个民众堕落的时代，那是一个独裁者横空出世的时代。

无论这个联想是否有道理，无论美国的现状能否跟罗马共和国末期相提并论，马基雅维利曾敏锐地发现，只要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还没有腐化堕落，他们通常就还能选出有德行的统治者―能力出众且兢兢业业服务于共和国；一旦罗马的公民变得腐化堕落了，他们就开始选择那些能够讨好他们而非保障共和国安全的人；当罗马的公民变得更加腐化堕落的时候，他们就不再选那些讨好他们的人而是选那些权力令其恐惧的人了。

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个看法与1831年访问美国的托克维尔不谋而合。在托克维尔看来，与美国的自然条件和法律制度相比，美国的民情、美国人的心智习惯（habits of heart and mind）才是决定美国民主的最重要因素，它决定了美国是一个自由且自治的社会。

一旦美国的民情发生了变化，其共和国的根基便会动摇，再优良的宪法和法律制度也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在最终意义上讲，美国的民情―美国人的宗教信仰、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等，决定着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决定着美国国父们缔造的自由共和国还能否存续下去。

这一点儿，没有人比托克维尔认识得更加深刻－更加清楚了。其天才般的洞见和智慧迄今值得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细细品味和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