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碳信用机制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碳信用机制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转型的重要市场手段，其作用日益凸显。截至2024年底，全球12个主要国际碳信用登记处已注册超过6200个项目，全年签发的碳信用达到3.0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累计发放的碳信用已超过21亿个。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地方碳信用机制也取得显著成果，为全球碳信用市场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业内认为，碳信用市场在推动全球碳减排事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我国需持续完善相关政策体系，推动碳信用市场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碳信用相关的金融工具，促进绿色发展。

据统计，目前全球共有54种碳信用机制，其中包括2种国际机制、17种独立机制和35种区域和地方机制。碳信用签发量、项目数量和覆盖国家数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清洁发展机制（CDM）在方法学、签发量、项目数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其碳信用价格较低。核证减排标准机制（VCS）在独立机制中表现突出，覆盖国家、签发量、项目数均位居前列。

预测显示，到2030年，碳信用的签发量将增加15倍，达到15亿—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到2050年，市场规模将比现在增加100倍。

谈及全球碳信用发展趋势，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能源链网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需求端方面，企业净零承诺驱动需求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碳中和行列，推动碳信用市场需求增长。供给端方面，植树、森林保护等自然碳汇项目成为碳信用市场的重要供给来源。目前，各国正积极完善相关政策体系，规范碳信用市场发展，碳信用质量成为关注焦点。

“多年来，碳信用市场在碳排放权市场之外，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的角色。”刘志表示，COP29的第6.4条款强调构建全球碳信用市场的重要性，但与排放权市场相比，由于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减排成本存在差异，排放权市场难以形成全球统一的交易平台。目前，世界各地的多个碳交易所正在探索实施多种碳信用品种的交易模式。

澳门碳交易所研发总监陈浩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碳信用机制通过构建碳信用市场，让碳减排具备经济价值，从而形成一股资本的引导力。在碳信用市场中，企业或基于政府碳排放管控的合规要求或基于自身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参与碳信用交易满足履约义务或履行社会责任。诸多大型跨国企业为实现自身碳中和目标，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布局，主动投资于可再生能源项目、基于自然或技术的碳捕集封存项目等以获取碳信用。有统计显示，过去四年全球自愿碳信用市场已承诺或直接筹集了约430亿美元用于投资碳信用活动。

与此同时，金融机构也敏锐捕捉到碳信用市场的潜力，各类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一系列如绿色债券、碳基金等碳金融产品，为投资者提供了参与碳减排投资的渠道，进一步撬动了大量社会资本流入碳减排相关产业。业内认为，从长期看，碳信用市场的规模将继续扩大，碳信用价格有望继续上涨。

碳信用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也积极参与全球碳信用市场建设，推动碳减排事业不断发展，地方碳信用机制发展迅速。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建立6种地方碳信用机制，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及北京、重庆等直辖市。这些机制类型多样，包括林业碳汇、低碳出行等，已成为推动区域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工具。

陈浩认为，我国碳信用市场未来将朝着高质量的趋势发展，高质量碳信用的核心包括项目真实性保障、减排量准确计量、减排成效持续性、社会经济效益并重，我国在高质量碳信用方面已有很好的基础，可以借助我国在绿色技术、AI技术等领先优势，在低碳零碳负碳场景应用、预防和缓解项目逆转风险、碳信用项目更多附加效益、持续性的监测机制等方面开展更多模式的创新和探索，建立我国的高质量碳信用标准。

“未来，我国将继续完善地方碳信用机制体系，扩大覆盖范围，提升运行效率，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更大贡献。”刘志表示，从趋势看，2005年至2023年，各行业碳信用签发注销情况略有不同。其中，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废物处置、农业林业和土地利用等行业碳信用签发量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化工和制造业、交通运输、逸散排放等行业碳信用签发量在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从签发总量看，可再生能源签发的碳信用最多，其次是逸散排放、农业、林业和土地利用等，交通运输的碳信用签发和注销量最低。

“目前，众多企业已经开始通过购买碳信用来助力自身实现碳中和目标。这一趋势表明，碳信用市场在中国碳减排和碳中和战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刘志表示，我们可以将碳信用视为一种特殊的资产。这种资产不仅能够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资产交易和操作，还能够用于消费领域，例如实现碳中和。当企业或机构通过购买碳信用来进行碳排放补偿时，相应的碳信用便会在流通环节中被注销，但与之相关的信息将被永久记录，这为未来的追溯和监控提供了便利，确保了碳减排行动的可信度和透明度。

业内预计，未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地方碳信用机制体系，扩大机制覆盖范围，提升机制运行效率，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碳信用市场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流动性差、供过于求、质量参差不一、可靠性差等。提升碳信用质量，成为买方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那么，我国如何在政策层面进一步完善碳信用机制？

“澳碳所希望和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在高质量碳信用的创新技术应用、研究预防和缓解碳信用项目的逆转风险、搭建碳信用项目持续检测机制、更多关注SDG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多重效益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和创新。”陈浩认为，需要积极探讨工程类碳信用项目的实施可能性，研究如何利用碳信用市场融资来促进CCUS、甲烷减排、工业节能增效等技术的发展，推动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应用。另外，要加强研究碳信用项目的逆转风险，探讨建立风险储备池的可行性，以此预防和减轻项目可能出现的逆转风险。

此外，陈浩建议，结合AI、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研究减排真实性的持续检测机制，确保碳信用项目所声称的减排量是真实可信的，包括采用先进的监测技术和设备，通过持续的信息检测和披露，为碳信用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提供基础。

“要加大对碳信用项目SDG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重效益方面的关注。”陈浩表示，通过建立碳信用多重效益的评价标准，充分考虑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从而引导社会对碳信用项目多重效益的关注，促进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同时避免对生态系统和当地社区造成负面影响。

谈及企业如何利用碳信用实现可持续发展，陈浩认为，企业可以将未来预期的碳信用收益进行整合，借助国内的金融机构和相关政策支持，通过特殊目的机构（SPV）转化为可在金融市场流通的证券产品。这不仅能够盘活企业的碳资产，还能拓宽融资渠道，为企业的低碳项目和技术研发提供资金支持。“在碳信用衍生品交易方面，尽管目前国内相关市场仍在逐步探索和发展阶段，但企业可以提前布局，关注政策动态。企业可以通过对国内碳市场价格走势的深入研究和分析，优化碳信用的持有与交易策略，实现碳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国内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企业在开发碳信用项目时，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记录项目的详细信息、减排量核算数据等，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追溯性。“中国企业还可以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碳信用管理平台，促进企业间的碳信用信息共享与协同合作，推动国内整个行业碳信用管理的规范化和高效化。”陈浩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