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拍卖丨明末思君子，风雨不改度——《赵忠毅、高忠宪、周忠介三公手札册》读后

企业 2024-11-17 13:18 中国香港

明末思君子，风雨不改度

——《赵忠毅、高忠宪、周忠介三公手札册》读后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陈根民/文

早年就读中学，学校组织观看电影《桃花扇》，及至女主角李香君唱到“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重新用，断不了魏家种”一句，竟被感动良久。大学毕业后，主讲《元明清文学》，当讲解至李玉《清忠谱》时，甚是感叹于一向儒雅的苏州人竟变得如此铁骨铮铮，视死如归，自然也就大悟岳飞墓前的那句“忠奸自古同冰炭”的名联是何以诞生并广泛流播的。后人之所以不吝以“君子”“忠臣”等词冠于东林党人，绝非无端、偶然之事。

铁保《人帖》序中言：“书以人传，人不以书传。”话虽有些偏颇，却不无道理。早在民国年间，苏州藏家潘承厚即收藏并影印有《明季忠烈尺牍》。以当今国内文博单位为例，这方面的藏品也不胜枚举，且品级甚高。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东林五忠札合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明季五忠尺牍》，上海博物馆藏有《东林五君子行书札》《明季六忠烈遗札卷》，等等，流风馀韵，不绝如缕。

本件《赵忠毅、高忠宪、周忠介三公手札册》，包括赵南星的自书诗札、高攀龙的信稿与诗稿、周顺昌的二通手札，实属屡经名家之手的罕见尤物。特别经过罗振玉的有力加持，包括双题签、著录、题跋、钤印等，其保真度几乎毋庸置疑。（附图1）若干年前，已有学者对此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再作适当的纠正与补充，以期全面正确地解读此作，重新审视该作品的学术价值。

赵南星、高攀龙、周顺昌

《赵忠毅高忠宪周忠介三公手札册》

册页水墨纸本

29×16 cm×8，28×29 cm×4，29×14 cm×2

著录：

1.赵南星诗翰见赵南星著《赵忠毅公集》卷二，第29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1638）范景文、姜大受刻本。

2.高攀龙诗札《柬缪西溪太史》见高攀龙著《高子未刻稿》数部，“柬缪西溪太史”，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抄本。

3.高攀龙诗札《柬周来玉侍御》见高攀龙著《高子遗书》卷八，第28-29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4.高攀龙诗札《柬李次见侍御》见高攀龙著《高子遗书》卷八，第68-69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5.高攀龙诗札《柬杨道尊》见高攀龙著《高子未刻稿》数部，“柬杨蘧初道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抄本。

6.三公合册见罗振玉著《贞松老人遗稿丙集》之《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明赵忠毅高忠宪周忠介三公手札册”，上虞罗氏铅印本，1941-1947年。

7.罗振玉著《贞松老人遗稿丙集∙贞松老人外集》卷三，“赵忠毅公诗翰册跋”、“周忠介公尺牍跋”，上虞罗氏铅印本，1941-1947年。

8.罗振玉著《雪堂书画跋尾》，“高忠宪公手札稿跋”，上虞罗氏贻安堂民国刻本，1920-1921年。

9.罗振玉著《雪堂类稿∙丁∙书画跋尾》，“78.赵忠毅公诗翰册跋”、“69.高忠宪公手札草稿跋”、“73.周忠介公尺牍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10.赵南星诗翰高攀龙诗札见罗继祖整理《雪堂类稿∙戊∙长物簿录》之《雪堂书画隅录》，“22.赵忠毅公诗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11.高攀龙诗札见罗继祖整理《雪堂类稿∙戊∙长物簿录》之《雪堂书画隅录》，“18.高忠宪诗札稿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说明：

1.赵南星诗翰上款“景从”为其友人汪景从。《赵忠毅公集》卷二有诗《壬子仲春，与梁升吉、徐新周、汪景从、吴昌期及其子贞复游泲上，取水烹茶》。

2.高攀龙诗札中“缪西溪太史”为缪昌期（1562-1626），号西溪。《东林点将录》中，其为“天机星智多星”，因反对阉党，而遭残害，与高攀龙、周顺昌等合称“东林后七君子”，谥“文贞”。

3.“周来玉侍御”为周宗建（1582-1627），字季侯，号来玉。曾官监察御史。天启间上疏弹劾权阉魏忠贤，下狱致死。为东林七贤之一。

4.“李次见侍御”为李应升（1593-1626），字仲达，号次见。上呈魏忠贤七十二大罪，天启六年被杀于狱中。为东林七贤之一。

5.“杨道尊”据《高子未刻稿》“柬杨蘧初道尊”为杨弘备，字无我，号蘧初。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天启二年（1622），升苏松常镇兵备副使，改湖广副使。五年，升山西右参政，分守河东道。六年，升山西按察使。崇祯元年三月，原任山西按察使杨弘备为四川右布政使。三年，改任陕西右布政使等。

6.周顺昌尺牍上款“孟翁”为文震孟。震孟之子文乘为周顺昌婿，所以周顺昌称文震孟为“亲丈”。据周顺昌《龙树庵放生池记》，周顺昌、文震孟及朱陛宣三人时相过从，关系友好。

7.全册为罗振玉题签，罗振玉、吉林省原副省长张文海旧藏。

8.赵南星诗翰、高攀龙诗札上有清代藏书家赵宗建藏印，为其旧藏。赵宗建（1828-1900），字次侯，别署花田老农。生前喜蓄金石图书，于宅后筑小楼庋藏，名“旧山楼”。赵氏藏书以多宋元精椠和秘钞古籍著称，所藏有朱熹写《大学章句》草稿、南宋馆阁墨本官书《太宗皇帝实录》残本、北宋司马光手写的《资治通鉴》草稿、明代徐霞客游记手稿和“脉望馆”散出的明代抄校本《古今杂剧》等。

9.赵南星诗翰上有“风雨楼”藏印，为邓实旧藏。邓实（1877-1951），字秋枚，别署枚子、野残、鸡鸣，风雨楼主，广东顺德人。1901年由黄宾虹、邓实创办神州国光社，开始大规模以珂罗版影印书画、字帖、金石、印谱等。邓实平生致力于珍本古籍的收藏，所藏多秘籍，藏书处有“风雨楼”，并编撰有《风雨楼书目》《风雨楼扇粹》等。

附图1.罗振玉题签

关于赵南星自书诗札

或许今人对于赵南星其人略感陌生，但在当时却是鼎鼎大名的人物。赵南星（1550-1628），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北直隶真定府高邑（今河北省石家庄市高邑县）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在文学上亦造诣颇深，作品涉及诗词、散曲等，著《芳茹园乐府》《笑赞》等。关于此自书诗札，罗振玉作题跋曰：

古诗二章，行草书，坚劲如屈铁，想见公之为人。行箧无忠毅集，不知曾载集中否？公诗名重一世，而书迹传世甚少，能不矜为枕秘乎？（附图2）

附图2.罗振玉跋赵南星自书诗二首札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此二诗均载入赵南星诗文集，只是标题略异，分别作《答唐之㣧盛称余诗》《金思玄主簿见访，甲辰仲冬十四日也》。与本作品相比，诗文集中的诗题更为具体明确。包括本作品前一诗题中所谓“人”即为唐之㣧，以及后诗之创作时间为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仲冬。说起唐之㣧，赵南星诗文集中尚有《唐之胤见访，云欲为十日之饮》，可知此人应该与赵南星关系较密。（附图3）

附图3.赵南星自书诗二首札之一

《答唐之㣧盛称余诗》

至于后诗中的金思玄，关系则更非一般，赵南星尝为作《送金思玄公之汉川序》，兹略取数节，可窥见一斑：

济南有金太学者，金侍御之子也。侍御以文学治行著太学，自少而喜为侠，结客好施，家无余赀。仕为栾城主簿，令长属以事，事立办，乃事事悉以属之……余每谓金公无官不可为，从政者罕有其比，而人莫之信，但以为有才有守耳……金公仅仅转丞汉川，盖资格柅之也……金公将行，余与边公送之泲水上，放歌大醉，金公骑马去。

赵南星自书诗二首札之二

《金思玄主簿见访，甲辰仲冬十四日也》

可知，诗题中所谓“主簿”为栾城县之主簿。栾城，今属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此诗作于“甲辰仲冬十四日”，正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时节。诗曰：“燕赵当我时，何其鲜侠骨！……今年得一人，今夜来倐忽。杯酒肝胆倾，天云共突兀……相遇且尽欢，世人堪咄咄。大醉岀柴门，积雪映华月。”其韵脚所押均为入声字，读来铿锵有力，一诗一文，互为发明，实可为韩愈“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下一全新注脚。

“景从”，当是汪景从。其人生平虽不可详考，但查《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二）有《壬子仲春，与梁升吉、徐新周、汪景从、吴昌期及其子贞复游泲水，取水烹茶》一诗，题中的汪景从或同上款之人。换言之，此二诗札或为赵南星书赠汪景从之物。

“……景从大雅正之。赵南星。”

赵南星书法的开头部分，前有一枚启首印。（附图4）罗振玉释作“药善亭”，此大谬不然，与实际相差甚远，正确的释读应该是“菜花亭”。

附图4.赵南星“菜花亭”启首印

查赵南星集中有《菜花亭》五绝诗，曰：

“菜花绕亭开，众芳了无预。淡淡风前姿，飞蛾时来去。”

此外，赵南星《思党亭记》曰：

余癸巳罢官，年四十四，即得偷闲……乃于东门之外为园，曰芳茹园，为堂曰诞芝堂。堂之东曰谦美簃，西曰遯美簃。簃之西曰菊花亭，堂之后曰菜花亭。菜花亭之北，最后为感恩楼，其西亭以雨香，城池之岸也。

据此可知“菜花亭”的具体位置，它处于诞芝堂之后。此亭还颇有名，届至清代翁方纲，还在其《赵忠毅自书诗卷，为李心庵农部题》（癸卯五月）一诗中写道：“此吾燕山感慨悲歌气，一片肝胆清光照天地。菜花亭到味蘖斋（公有《味蘖斋遗笔》一卷），郁勃淋漓欲谁寄？”可见，作者对此亭也是有所关注的。

罗振玉对此诗札书法的评价为“坚劲如屈铁”，而在另一处《（赵忠毅公）又诗翰卷跋》中的看法基本一致：“其书法亦峭劲古拙。”事实上，赵南星与晚明四大家之一的邢侗有所交往，其文集中的《与邢子愿》一札可以证明这一点，故其书法受到邢侗的熏染属于自然之事。如果再往上追溯，依稀还可窥探得王宠书法的气息，这大概因为邢侗自己即是王雅宜书风传人之一的缘故吧。

关于高攀龙信札稿与诗稿

高攀龙与王守仁，被誉为有明一代之第一流人物，在此不必过多介绍。清严遂成曾作《高忠宪攀龙》一诗，其中的颈联说得颇为高调，也颇为到位，所谓“属镂有受鸱夸赐，香草如闻楚些吟”，诗人将高攀龙比喻为春秋时代的伍子胥与战国时期的屈原，应该属于推崇备至、无逾于此了。关于此信札稿与诗稿，罗振玉所作的题跋是：

忠宪手札草稿四通，曰《柬缪西溪太史》，曰《柬李次见侍御》，曰《柬周来玉侍御》，曰《柬杨道尊》，后附诗稿一纸。虞山赵氏旧藏，以草稿，故不署名，且涂改颇多。检《高子文集》卷五，已载致李次见及周来玉二札，而致缪西溪札则不见集中。又公集有文无诗，此虽仅一首，亦足珍也。诸札皆作于周忠介就逮后、公致命之前，一腔忠愤，千载如见。此虽草稿，当与鲁公《致郭英乂书》并传不朽矣。”（附图5）

附图5.罗振玉跋高攀龙信札稿与诗稿

信札稿中，受信之人分别是：

（1）缪昌期(1562-1626)，号西溪。因反对阉党而遭残害，“东林后七君子”之一，谥曰文贞；

高攀龙致缪昌期札

（2）李应升(1593-1626)，字仲达，号次见，授福建道监察御史，谥曰忠毅；

高攀龙致李应升札

（3）周宗建(1582-1627)，字季侯，号来玉，亦“东林党人”之一，后追谥为忠毅。

高攀龙致周宗建札

上述三人相对较易确定，唯独杨道尊，因只知其职官名，一时难以坐实，此前的研究也付之阙如。即使罗振玉题跋，亦索性避而不论。幸有《高子未刻稿》传世，其中《柬杨蘧初道尊》至关重要。据该札可知，此人为杨弘备，字无我，号蘧初，江西南昌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天启二年（1622），升苏松常镇兵备副使，改湖广副使。天启五年（1625），升山西右参政，分守河东道。天启六年（1626），升山西按察使。崇祯元年（1628）三月，原任山西按察使杨弘备为四川右布政使。崇祯三年（1630），改任陕西右布政使等。杨弘备跟东林党人的关系比较密切的，查赵南星诗集里亦有此人身影。

高攀龙致杨弘备信札稿诗稿

名家手稿的最大价值莫过于对文献的补阙校勘之功了。以《与李次见侍御》为例，《高子遗书》刻本在“何以不愧……宁有穷乎？”之间，缺损了“即党祸未知所底，然受祸愈酷，精光愈赫。彼辈所为磨难，皆吾辈所风骚，滋味”一节，原因已不可知。《柬缪西溪太史》《柬杨道尊》均收入《高子未刻稿》（罗振玉或未睹此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抄本），前者文字大同小异，删减并不多。相比之下，后者篇幅大大缩水，仅占三分之一左右而已，且部分文字亦有出入。本作品的价值于此凸显无遗。

无独有偶，南京博物院藏有《高子遗札》一卷，堪称是本作品的姊妹篇。此卷曾在前不久该博物院名为“无尽藏——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的大型展览中展出，观众有幸得以一睹风采。相较之下，无论就钤印（“攀龙”朱文方印）、材质（纸本，相对粗糙，如同毛边纸）、尺寸（均为28.1厘米左右），还是随意涂抹点乙的书写方式，均能让人得出“原本一家眷属”的看法。这对于本作品而言，无疑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附图7）

附图7.南京博物院藏《高子遗札》局部

“攀龙”朱文方印

左：本作品；右：南京博物院藏《高子遗札》

不过，罗振玉题跋所谓“公集有文无诗，此虽仅一首，亦足珍也”一句并非实情，查《高子遗书》刻本的第六卷即属于诗歌部分。只不过，此诗未曾选入其中，属于佚诗，自然有其文献价值。

说起高攀龙诗作，不禁联想起1986年第2期《书法》杂志曾刊登所谓蔡玉卿小楷《山居漫咏》卷（上海博物馆藏）。但次年第4期《书法》即发表了读者的辨伪文章，证明该卷所录诗歌均出自高攀龙《戊午吟》二十首（民国年间有手迹影印本），且作伪者擅自将高攀龙的“水居”改易为“山居”，遂露出马脚，因被证实为赝品。此虽属艺坛旧事，却与高攀龙密切相关，姑附记于此。

平心而论，若论书艺成就，本作品三人书法中，高攀龙当首屈一指。一些影响较大的专业书刊，如《中国书法全集》《中国法书全集》《中国书法》《书法丛刊》等均刊载高攀龙的书法作品，且对此评价极高。罗振玉所谓“此虽草稿，当与鲁公《致郭英乂书》并传不朽矣”云云，某种程度上也包含对此作书法成就的肯定。

关于周顺昌手札

对于周顺昌其人，读过《五人墓碑记》一文者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在此不必介绍。关于此二札，罗振玉跋曰：

忠介手简两通，一七行，一五行，其上款皆署‘孟翁亲丈’，不知为何人也。书拙而健劲，凛凛大节，已于翰墨中见之。今士气委靡，故书亦柔苶无气骨，君子于此观世运矣！（附图8）

附图8.罗振玉跋周顺昌手札

“孟翁亲丈”或为文震孟。关于文震孟跟周顺昌的姻亲关系，目前意见有二。一种观点认为文震孟的儿子娶了周顺昌的女儿，依据是张岱《石匮后书》（卷五十七）的记载：“文乘，南直吴县学生，为文肃震孟子，忠介周顺昌婿也。”另一种则认为周顺昌之子周茂兰与文震孟之弟文震亨是儿女亲家。恐怕唯有等到有更确凿的材料出现后，在多线并证的前提下，方能最终论定。

文震孟（1574-1636）

文震孟有一位只比他小五岁的外甥姚希孟，因名中亦包含有“孟”字，因而也有人认为“孟翁”或是姚希孟。例如，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网站以及《明代名贤尺牍集》就将其所藏之二通《致孟翁札》解释为写给姚希孟之尺牍。只是对方也不敢贸然断定，因而加上“或”或者问号，作了模糊处理。

容庚《丛帖目》著录多件周顺昌的信札，但凡写给姚希孟的信札通常上款作“现闻”，此正是姚希孟的别号。自然，二人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着其他可能性，不排除早期称外号、结亲后改口“亲丈”之类。毕竟古人多子女，“亲上加亲”的现象并不鲜见。所以，为保险起见，还是称“‘孟翁亲丈’或为文震孟”为宜。（附图9）

附图9.周顺昌手札之一

“断言”“竺凡”当属法师名号，其中的“断言”还出现在周顺昌《烬馀集·题血书〈莲华经〉》中：“秋夜，余迓断言师登法座施食。”而“竺凡”则无考。

附图9.周顺昌手札之二

上海图书馆藏周顺昌信札多种，其中的《孟翁亲丈札》的内容与本作品毫无二致，只是格式作了些调整，实属“双胞胎”一类。其实，在此无须过多的比对与辨别，因为二者之间书法水准的差距过于遥远，可以说“何止以道里计”！将二者并列在一起，相信读者不难明鉴。（附图10）再者，从书法来看，上海图书馆所藏周顺昌另一通面貌颇为接近的《孟翁亲丈札》（“雨窗清话，甚乐甚乐”云云），大概率也属于临本。此前，已有学者证明上海图书馆藏刘珏、杜琼等人手札属于临本，也有学者论证上海博物馆藏徐有贞手札为故宫博物院所藏之临本，等等，如今算上周顺昌的手札，仅仅上海一地的尺牍临本就已经不在少数了。它可以佐证一个事实，就是明清尺牍的研究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而对于那些文博单位的书画藏品仍有必要重新审视。

附图10.上海图书馆藏周顺昌手札临本

关于鉴藏印的问题

本作品上所钤“宗建私印”（白文方印）、“非昔珍秘”（朱文方印）等，均为晚清著名藏书家赵宗建藏印，这是毋庸置疑的。赵宗建(1824-1900)，字次侯，一字次公，号非昔居士，江苏常熟人。清藏书家，蓄金石图史甚富。有《旧山楼藏书记》《旧山楼书目》等。

赵宗建藏印“宗建私印”“非昔珍秘”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风雨楼”（朱文方印），此前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甚至也不见有人交代此印是何人所有。（附图11）

附图11.保利作品“风雨楼”印

事实上，该印之主人应为邓实。邓实（1877-1951），字秋枚，别署野残、鸡鸣风雨楼主等，顺德（广东省顺德市）人。曾出版《风雨楼丛书》等，主编《国粹学报》等，尤以与黄宾虹共同主编的《美术丛书》影响最为深远。此外，其所编《风雨楼扇粹》用玻璃版精印，前后出版多集，极受推崇。近几年，在国内外的拍卖会上犹能获见。若将本作品中的“风雨楼”（朱文方印）与《风雨楼扇粹》中的鉴藏印作比较，就不难看出二者实为同一枚。（附图12）

附图12.邓实出版物及“风雨楼”印

当年徐悲鸿曾作《风雨鸡鸣图》，图中画一只仰首高唱的雄鸡站立在山岩之上，四周风雨如晦，难窥曙天，画家借“风雨鸡鸣”的诗意来抒发自己的忧国之情。其实，无论是徐画构思，抑或邓氏楼名，均出自《诗经·郑风·风雨》。《毛诗序》的解释是：“《风雨》，思君子也。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郑玄笺则补充道：“兴者，喻君子虽居，不变改其节度……鸡不为如晦而止不鸣。”苏轼《龙山补亡》亦云：“吾闻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风雨，不改其度。”结合《诗经》、郑笺以及苏诗来看，本作品上的“半醒生”（朱文方印）、“不改其度”（朱文方印）、“处思君子”（白文方印）三印，与邓实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关联性以及归属可能性。

“半醒生”“不改其度”

鉴藏印内，又有“青照庐”“曹氏岂渔鉴赏”二印，前一印被视为罗振玉所钤，后一印迄今无考，不知印主为何人。查清末端方《壬寅销夏录》所载《倪文正、黄忠端墨迹书札合卷》上正钤有此印。此外，蓝瑛《仿张僧繇〈红树青山图〉》轴（浙江省博物馆藏）亦钤有该印，可作参考。

“青照庐”

“曹氏岂渔鉴赏”

由于种种原因，本文所重点关注且直接引用的罗振玉三则题跋，早已渺然不知所踪，这是颇为遗憾的，否则，将为本作品增色不少。还有一点就是，假如“青照庐”一印果真为罗振玉本人所有，则是否也包含文天祥名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寓意呢？这个，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保利刘锦锦、网友风入松的帮助，在此谨表由衷谢意。）

2024年11月8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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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利拍卖丨明末思君子，风雨不改度——《赵忠毅、高忠宪、周忠介三公手札册​》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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