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金友 徐凤翔：新技术革命浪潮下新型数字不平等的逻辑与影响

当今世界正置身于由新技术革命和智能浪潮引发的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境遇之中，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让数字社会锋芒早露的数字不平等问题呈现出新旧叠加的复杂特征：一方面，传统数字不平等问题虽已有所改善但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另一方面，新型数字不平等问题在线上、线下深度相融的时代背景下和人们对智能技术的高度依赖中悄然形成。如果说传统数字不平等展现的是不同人群在信息通信技术使用机会、技能及效果上的差距，那么新型数字不平等则指的是数字空间中在技术提供者与普通使用者之间出现的权力与权利的失衡问题，每一个接触、使用数字技术的普通人都是潜在的数字不平等的受害者。科技巨头基于对数据的搜集与算法的掌握而获得了对个人和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干预的强大能力，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使用者的权利牺牲，这种牺牲是处于劣势地位的用户群体不得不作出的一种妥协。随着社会方方面面数字化与智能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新型数字不平等将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

最先受到关注的数字不平等问题是信息革命之初网络接入机会在群体间、地区间的不均衡分布，而后，随着网络空间内可转换为实际收益的资源愈发丰富，数字结果不平等的问题也日益突显。数字机会不平等与数字结果不平等共同反映了社会之中原先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在线上网络空间的初生发育阶段对人们使用互联网的影响。以智能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数字世界，数字空间与现实生活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以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走向深度融合。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浪潮正带领着人类迈向全新的数字社会，人们的生活对数据搜集、分析与智能算法运行形成了高度依赖，这一变化即是新型数字不平等问题产生的现实基础。

（一）数字社会的形成：技术改变生活

原先基于互联网形成的线上空间是人们线下生活的补充，其所提供的信息检索和通讯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用户基于现实生活而延伸出来的需要。首先，当时的数字空间能为人类搜集关于社会现实的海量信息。与传统信息获取渠道相比，除了可以提供数量更多、来源更广泛、内容更丰富的信息，信息的搜索效率也显著提高。此外，散居于世界各地的人们也因数字空间的存在而得以更加自由地进行即时交流。例如电子邮件的出现就很好地满足了人们在工作与生活中产生的人际交往需求，而论坛的兴盛也使得网络的使用者可以有机会结识更多生活圈子以外的人。然而，受当时技术发展水平所限，数字空间所能发挥的作用还是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虽然它能使用户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检索自己需要的信息，但它不能让其自由地参与到有关内容的制作与传播之中。因此，此时人们的生活重心仍然以线下为主，即使没有建立与数字空间的连接，个人的生活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不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空间的扩展很快就给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首先，数字空间完成了对更大范围人群和地区的吸纳。便携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让移动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变得唾手可得，移动通信基站的铺设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升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随时随地在线”。其次，数字空间实现了对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类需要的广泛覆盖。数字空间发展出了涵盖衣食住行等在内的多样化业态，由此保持与数字空间的顺畅连接成为了许多人日常生活得以顺利进行的常备条件。再次，数字空间做到了对具体用户个人习惯偏好和个性需求的精准把握。日渐成熟的数字世界不单能保证让个体拥有更广阔的发言和创作空间，实现针对每个用户的精准化推送，此外还能通过各种装有传感器的设备更为细致地把握人们生活中的各类信息。从此，数字世界不再只是边缘性的辅助角色，它在与线下生活的高频互动中同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数字型社会已初步形成。

数字社会的运转以数据和算法为基础，这种以数据与算法为核心的运行模式已遍布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个人自我的身体健康监测，还是雇主对于雇员的筛选与评价，抑或是公共管理部门对社会治理的谋划和分析，大数据和智能算法都在其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许多领域内活动的开展都起始于对目标对象相关数据的提取与搜集，第二步则是将收集到的足量数据投喂给算法，算法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完成预判，最终呈现在使用者面前的是据算法逻辑来看最符合其喜好和需求的选项。对于使用者来说以上程序眨眼之间即可结束，很多时候使用者甚至不用自己主动向算法告知诉求，因为智能算法可根据过去历史记录的积累先行完成预测并进行推送，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变得更为高效。

（二）数字社会的特征：生活依赖技术

在社会生产生活被智能技术深刻改造的同时，人们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也在日渐提升。现如今，人们必须承认当下社会生活中许多活动和工作的开展已经离不开科技巨头手中的智能算法所提供的服务了。

对智能技术的依赖首先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目前，人们的社交活动很多时候都发生于数字空间之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类社交软件也让人们可以有机会筛选和结识更多与其兴趣相投的朋友、建立独立于线下生活的交际圈。此外，人们还需要智能技术的推荐来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现在，上网阅读小说、刷短视频已成为了许多人消磨闲暇时光时的必做事项。另外，据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势头迅猛，人们对智慧出行与智慧医疗的青睐程度明显提升，这更加显示出智能技术已是人们生活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对智能技术的依赖其次体现于人们的工作中。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工作本身就因技术的发展而生，而其实际的工作过程往往也离不开智能系统的规划与管理。除了那些依附于智能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如电商、直播和外卖等行业外，一些简单的创作活动也开始越发依赖智能技术的帮助来完成，如ChatGPT、Sora一类的人工智能已成为了许多人在资料搜索与文稿撰写、视频制作过程中的重要辅助工具，在网络上随处可见人们专门总结出的让人工智能帮助完成简易工作的指令合集。

对智能技术的依赖还体现于企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现在企业等组织的管理和社会治理活动也对智能技术有着越来越多的借助。以外卖及物流平台为例，目前市场上的外卖平台都是借助算法的运行来对外卖骑手进行工资核算，像在亚马逊及其旗下的全食配送中心也是根据智能系统及算法来完成订单在驾驶员中的分配。与此同时，智能技术的影响也逐渐覆盖社会治理的多个领域，如城市的交通管理等。此外，一些国家近年来也开始尝试将大数据及智能预测算法运用于司法活动，以保证决策的高效和公平，像在美国就已有许多地方开始将假释与否的决定权交给算法来行使。

靠科技创新驱动的智能革命带来了一个线上、线下高度融合的数字社会。在智能革命的持续推进中，人们对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技术的依赖愈来愈重，而正因为绝大部分与社会活动紧密相关的数据与算法实际上都由科技巨头公司掌握，所以用户对技术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对这些科技巨头的依赖。这种依赖关系的成立就是新型数字不平等问题产生的现实基础。

掌握智能技术的科技巨头公司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如今已近似于生活基础服务的提供者。无论是智能革命的到来，还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智慧城市建设，科技巨头都因其技术提供者的身份而在其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支柱性作用。它们将继续影响着人类在未来走向何方。在逐利需求的刺激下，科技巨头始终秉承着“赢者通吃”的信条，积极打造和维护着自己的垄断地位。新型数字不平等的出现除了有以依靠智能技术支持的数字社会作为现实基础以外，同时也是科技巨头们刻意追求的结果。为保证自身利益的稳定实现和利润的持续增长，它们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在技术和市场上的垄断优势，而这正为其在数字空间内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扩张奠定了基础。

（一）科技巨头的数据偏好

对于科技巨头公司来说，如何保证自己对用户的持续吸引力对其存续而言至关重要。为了减少成本压力及获取可观收益，科技巨头必须要弄清如何才能成功“抓住用户的眼”。智能革命到来之后，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数字巨头们首先以确保自己在数据掌握上的优势为前提。

占有充足的数据是获胜的基础。数据的重要性在于充分的数据量可以帮助人们同时实现宏观上的全局把握和微观上的精准定位，由此数据成为决策倚重的重要基础。在智能时代的背景下，数据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帮助各公司了解现实情况，更体现为它是各公司向使用者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基本，当使用者切实感受到自己的需求能被高效理解和满足时，其就会愿意在科技巨头们所有的平台内继续停留。借助足够庞大的数据规模，科技巨头公司能更准确地识别目标对象的喜好、需求和习惯，而最终对于数据量的累积反过来又可以帮助科技巨头在分门别类的基础上更好地把握不同社会群体的整体性特征，从而掌握一幅较为完整的关于全社会的信息图景。

这就是为什么智能设备和应用程序总是在向使用者索要关于各种信息访问的授权。原来系统收集的常见数据不过只是搜索和浏览记录及位置信息等，现在人们的生命体征等信息也被科技巨头们列入了记录之列，它们所能描摹出的个人画像愈发详细，而与此同时普通用户却难以知晓自己究竟有哪些数据被搜集，被搜集的数据又会被用以何种用途。当科技巨头通过数据把每个用户了解得彻彻底底的同时，用户个人却基本上对其一无所知。

（二）科技巨头的算法黑箱

足够智能的算法是制胜的关键。光掌握数据是不够的，拥有足够智能的算法才算得上是拥有了取胜的秘方。对目标对象固定偏好的行动规律的精准捕捉，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有效筛选和推选都是算法运行后的结果。数字巨头大都惯以“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为由来保护自己的算法，在此背后各科技公司想要最大化保证自己在市场中竞争优势的意图不难理解。

智能革命后，算法几乎无处不在。深入参与到社会生活生产各环节的算法以普通人所不熟悉的语言和逻辑编写而成，只有经过长时间学习和训练的专业人士才能摸清其中的门路。各科技巨头在数据量与类上的积累也构成了其后续算法持续升级的基础，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基于现存的知识鸿沟，作为非专业人士的技术使用者很难理解由代码编写而成的算法的具体运作过程及原理，另一方面算法拥有者的有意隐瞒也使普通用户要想弄明白内藏于算法之中的门道变得难上加难。

所以，作为使生活更为便利的工具，智能算法似乎又不可避免地会对人的自主性构成一定威胁。“在我们这个时代，正是算法推荐系统的诱人滋味削弱了我们探索选择和作出判断的能力”。表面上看算法是依照使用者本人的需求来向其提供选择，但是事实上，用户个人只是运行结果的被动接受者，他所看到的只是算法认为他应该看到的，只是算法背后的设计者想让他看到的，而在足够舒适和安逸的使用体验面前，使用者个人往往对其中的不妥很难有所察觉。

简言之，科技巨头对数据的占有以及对智能算法的掌握构成了其在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在数字社会之中，对智能服务的习惯与依赖使得人们乐意看见社会中的一切都往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但在此过程中，绝大部分关键的数据和算法都被牢牢掌握在科技巨头手中。除此之外，科技巨头在市场上的垄断行为也让其可以进一步把用户圈定在自己享有超强控制力的数字空间中，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探索和监控。

（三）科技巨头的资源优势

要达到理想的收益状态光是靠“抓住用户的眼”是远远不够的，科技巨头们同样关心怎样才能在吸引来使用者后“留住他们的心”，即在自己的用户群体之中培育起一种稳定的忠诚感。拥有数量可观的忠实用户基础可以很好地帮助科技巨头建立品牌效应，这种品牌效应除了能使公司能够增强自己对于市场上其他新用户的吸引力之外，同时也可以成为它们招揽高端技术人才的金字招牌，以巩固其现有的技术优势。基于此，科技巨头们在市场上的行为逻辑总是会展现出明显的垄断排他倾向。

科技巨头常常会吞并与“筑墙”双线并行。本来数字巨头自身的规模优势已使得同领域内的中小型企业缺少与之竞争的能力和机会，为加强自己的优势，这些科技巨头还通常会吞并那些具有潜在竞争威胁的中小型企业。一个典型的案例即是脸书对Instagram的收购。脸书在2012年以10亿美元的价格完成了对当时仅成立两年左右时间的Instagram的收购，并因此极大提高了自己在社交媒体市场的竞争力，巩固了自己在该领域内他者难以撼动的主导地位，而对于那些体量相当的竞争对手，科技巨头则会有意建立“壁垒”，让用户不能自由实现在不同平台间的跳转和转发分享，以避免流量的流失，这种“筑墙”行为伴随着智能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其中最为经典的案例就是腾讯与阿里巴巴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故事，而近年来双方之间的“拆墙”常常也是政策干预下的不得已而为之。

除此以外，科技巨头还会主动进行横向上的业务扩张，以构建更宏伟的集团版图。例如，最初以搜索引擎为核心业务的谷歌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借收购等方式扩展自己的业务领域，逐渐发展出了云计算、在线广告和自动驾驶技术等多线业务。无独有偶，如今在国内处于行业头部的字节跳动也有着与谷歌相似的业务拓展经历。起先同样以搜素引擎类应用“今日头条”为招牌产品的字节跳动如今已成长为了一个涉足短视频、直播和电商等多个领域的抖音集团。当下，人工智能是各数字巨头公司重点关注的领域。目前人工智能市场事实上已为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公司所把控，它们正在为日后占据在该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而摩拳擦掌，做好准备。

总之，作为关键数字社会建设者的科技巨头们绝不会自觉把社会公共利益及用户权益置于优先级序列的最高位。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孙达尔·皮柴都曾公开表示其对平等的重视，而事实却是脸书和谷歌早就合力瓜分了国外的社交媒体领域并极力阻止其他新鲜力量在该行业的发展。现实社会对技术的依赖及其在技术和市场上的优势使科技巨头在数字空间内得以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而技术的使用者往往大都“手无寸铁”，这便是新型数字不平等在当下的本质特征。

科技巨头的垄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其已有的技术优势产生加强效果，让其能够获取更为全面和完整的用户信息及拥有更为强大的算法运行能力。这种强劲的优势同使用者群体自身对其所提供的服务的强依赖相结合，便混合成了滋养新型数字不平等的沃土。新型数字不平等最终生成的核心逻辑在于科技巨头公司因自己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上的绝对优势而获得了隐秘的控制能力，因而其能够以多种方式、从不同侧面损害使用者的权益，而在强势的科技巨头面前，使用者个人则因其在技术层面的劣势而难以具备足够的保护自己的能力。面对科技巨头的肆意窥探和近乎专断的算法运行过程，用户最终只能选择默默接受。

（一）无辜的数据提供者

在数据搜集上，用户常常只是茫然又无力的被监视对象。韩炳哲指出当下人们是在建造一所囚禁自身的数字化全景监狱，在这监狱之中，人们暴露在技术之眼下的每一步行动都会被完整地记录和储存，由此，监视资本主义得以兴起，商人的盈利以对用户的隐秘监视为基础。为能发现新的消费需求，引领下一波消费潮流，科技巨头总是悄悄搜集大量关于使用者及社会的信息，打造一种人们难以躲避的实时监控。

使用者与科技巨头之间的不平等首先体现为两者之间的数据鸿沟，这既是指双方在数据获取能力上的差距，同时也是指基于前者形成的数据量上的差距。每时每刻都有大量关于人们生活起居的数据在被记录，细致入微的记录在悄然之间汇集成了一幅幅关于每个用户的精准画像，让技术和掌握技术的人比使用者更了解他们自己，而当使用者已近乎“全裸”地暴露在科技巨头面前时，他们却对后者知之甚少。

使用者与科技巨头之间的不平等还体现在用户在“具体什么信息被采集”这一问题上的茫然，由此便衍生出其隐私权易被科技巨头侵害的风险。在各个科技巨头对外公布的隐私政策中充满着大量对于对大多数普通用户而言难以理解的法律和技术专业术语，这些术语的堆砌实际只为掩盖背后公司肆意搜取用户数据的意图。

使用者与科技巨头之间的不平等最后还体现为前者作为数据的实际生产者，事实上并无权占有自己所生产的数据，而只能成为“默默无言”的数字劳工。智能革命之后，数据的重要性被极大凸显，它成为利润生成的基本原料。然而，虽然数据产生于用户本人的具体行为和操作，但是它们却被科技公司收入囊中，成为其盈利的基础。

（二）无助的算法接受者

当今世界，智能算法的运行逻辑已深入影响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当下数字社会的智能化水平还尚未达到人们的预期，但是基于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技术知识鸿沟来看，算法的运行俨然已构成了某种支配：一种算法对人的支配，一种算法的设计者和掌握者对算法的使用者的支配。试问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能毅然决然地拒绝终日被自己钟意的内容所围绕，无需耗费一丝多余精力便可获得“最佳”答案的生活？“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将目标实现”这件事对大多数人而言吸引力太大，而为此人们所需付出的代价则是不得不成为“黑箱”的被统治者，成为无知又被动的算法结果接受者。

首先，使用者必须要接受科技巨头利用算法来塑造其所能接触到的信息世界。科技巨头会借助智能算法来为用户提供一种私人订制式的信息推送服务，对使用者而言，这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可实际上科技巨头是在借由技术手段将用户囚困于一种“信息茧房”的状态之中。就这个“茧房”而言，除了充斥着符合用户价值观和需求的信息外，实际上还存在许多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的信息，例如那些搜索页面的排序常常显示的只是商家竞价高低的结果。

其次，使用者必须要接受算法以较为强硬的方式对资源进行分配，对行为进行规范。现如今，算法已成为许多物流及外卖平台管理和控制从业者的工具。它们会在对从业者的工作表现进行量化记录的基础上对其在完成时间等方面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而从业者对其所制定的高标准的满足情况往往就会对其业绩考核及下次接单、抢单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最后，使用者还必须要接受算法设计中隐藏的偏见与歧视。内含于算法中的歧视与偏见有可能产生于数据在采集环节中的缺陷，例如，“亚马逊以10年中收到的简历为训练数据集开发简历筛选算法，因为训练数据有偏，简历大多来自男性，导致根据训练出来的算法，所有带有‘女性’相关特征的简历均受到惩罚”。这种涉及性别、种族等因素的歧视也有可能是技术掌控者的刻意为之，事实如何，人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使用者许多时候都只是默默接受，因为很有可能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三）无奈的数字赋权者

作为数字生活的主要发生场域，由各科技巨头掌控的互联网平台早就与人们的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它们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几乎能涵盖人们各方面的需求。作为平台的搭建者和主宰者，科技巨头对于平台内的许多事物都可以行使一种近似于公权力的管理权。

科技巨头可以拥有的权力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制定规则和政策的权力。如今这种权力的行使已是一种常态，比如在平台内实行的内容审查政策就是用户在平台活动时所必须遵守的言行规范。二是执行规则和政策的权力。平台在搜集和管理用户数据的过程中通常会以自己拟定的政策、规则为依据去要求用户填写身份证、电话号码和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三是解决使用者间纠纷的权力。亚马逊等交易平台经常需要处理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其中涉及的一系列争议解决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与司法活动相似的特点。当科技巨头能够行使这些在性质上类似于公权力的权力时，使用者们依然还是处于相对无声的状态。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不能参与到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等规则制定过程中，但若他们想要使用科技巨头提供的服务则必须接受这些规则。此外，不仅决策过程并不足够透明，科技巨头的公正性也有待商榷，因为在行使执行规则和裁断纠纷的权力的过程中，它们常常会更倾向于优先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

数字世界的搭建与完善靠的是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知识与逻辑，因此人们许多看上去积极主动的选择实际上不过是某种消极被动的退让，这一是源自用户群体在陌生的专业术语面前的本能回避，二是产生于人们对“被隔绝”与“被排斥”之结果的规避意愿。大量依赖科技巨头所提供之平台而谋生的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的出现意味着当下科技巨头所提供的服务已不只是使用者享受生活之必需，而是其维系生活之必要。当个人拒绝授权给算法时，虽然其在形式上并未丧失获取任何资源的资格，但实际上其使用某些资源和服务的困难会明显增加。这种权利上的折损已然可被视为是一种来自科技巨头的变相惩罚。

福柯早已向人们说明了权力与知识之间相互成就的紧密纽带关系。科技巨头仰仗着自己对于技术的精通而在数据输入和结果产出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技术上的能力优势已高效转换为其在数字空间内的权力优势。越来越多行业和领域在科技巨头的推动下加快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进程实际上也是社会按照智能技术的逻辑被加以改造的过程，是个人的生活方式被智能技术的逻辑深入影响的过程，当一个人拒绝服从技术的逻辑、听从技术的安排时，他有可能就会面临着被技术“驱逐”的危险，成为数字社会中被忽视的弱势群体。总之，新型数字不平等所带来的问题绝不会仅是具体使用者与某科技公司之间的纠纷，而是会在社会领域内引发涉及公共利益的普遍矛盾。

当规范用户活动，决定资源分配的算法成为一种近似于法律的存在时，掌握技术的科技巨头也自然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权力优势。由此，一边科技巨头作为社会权力结构中异军突起的一极获得了其原本所没有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另一边普通用户的个人权利变得极为脆弱，其自身的自主性也不免遭受损伤。综合智能技术及科技巨头在数字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地位与新型数字不平等的底层逻辑来看，“新型数字不平等问题将长期存在”这一结论呼之欲出。在万事万物皆交由算法来决定和安排后，新型数字不平等势必会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

（一）经济垄断与贫富失衡

首先，新型数字不平等将导致市场对多元竞争的强烈排斥，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的维持变得愈加困难。目前，科技巨头已利用自己他者难以匹敌的优势获取了相应领域内的垄断地位，为维持自己的胜利果实，它们会继续利用限制流量和把控市场规则等手段来营造一个利己而不利他的市场环境。这不仅是对市场秩序的扰乱，同时也是对用户选择空间的极大限制，选择范围上的缩小反过来又会加深使用者对科技巨头公司的依赖，使其在与之的经济交往中变得更为弱势。

其次，新型数字不平等将导致消费者的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隐私权和自主选择权等被侵害的可能性大大提升。科技巨头通过对大数据的掌握和对信息推送的控制来影响用户的消费行为。科技巨头一是能基于多种数据的搜集与分析而更为精准地把握和高效刺激使用者的消费需求，使其沉迷于购物的快乐，二是能通过“大数据杀熟”来实现差异化定价以最大限度地在消费者之中牟利，三是能基于商家竞价来决定页面的呈现和信息的推送，以诱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总而言之，科技巨头的盈利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通过对用户群体隐私信息的挖掘而最大程度地激发其购买欲，由此今后使用者个人的隐私权保护很难不成为一种奢求。

再次，新型数字不平等将孕育更为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科技巨头公司能利用自己超强的技术能力，基于算法对每个员工实现更为精细的管理，把极为严苛的管理标准和考核要求强加于劳动者身上，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及劳动力市场环境都将因此受到负面影响。当前，借助智能技术的应用，科技巨头对劳动者的监管与控制已日趋隐形，后者常会自愿顺从前者不断提高的工作要求。未来这些科技巨头们必定能拥有对于劳动者个人更强的控制能力，通过无死角的监控将其价值榨取得更为彻底。

最后，新型数字不平等将导致大量的资源及财富集聚在科技巨头手中。根据2023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苹果、微软和谷歌这三家科技公司高居企业利润增长排行榜的前五位，苹果公司以近1000亿美元的高额利润夺得利润榜的第二名，而微软以727亿美元的利润紧随其后位列第三，榜单的第四名则被谷歌拿下。可以想见，此后科技巨头们会是这类排行榜中的常客，其在技术层面的优势和数字空间中的垄断地位、对社会生活各领域和环节的影响力都可以高效转化为可持续的盈利能力，使其能够将大部分社会财富收入囊中。

（二）政治介入与舆论干预

首先，新型数字不平等将使得科技巨头在与政治活动和公共议题相关的信息认知上持续处于优势，而庞大的用户群体继续处于劣势。当代人已高度依赖应用程序和网页的信息推送来了解这个社会，而为保证平台的使用流量，科技巨头往往更倾向于给用户带来个性化的信息呈现，这在客观上会导致用户被封锁在信息茧房之中而浑然不自知。用户只能接触到与自己观点相符合的信息而忽视其他观点的存在，从而易陷入某种固有偏见的包裹之中，很难形成客观公正的关于事实和问题的评价。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在对政治事件及社会议题的认知和态度上自然会有所差异，而信息茧房会使得人们忽略彼此之间的异见，让其很难有机会去理解那些与自己持不同看法的人。

其次，新型数字不平等将使得科技巨头在公共讨论中能继续享有强大的影响力，而用户在数字空间舆论场中发声的作用则难以与之媲美。一是科技巨头可以通过平台规则制定与执行和流量限制等方式来对特定政治观点的传播进行干预，对公民的言论自由进行限制。二是科技巨头能将流量集中导向其所关注的公共事件及其所支持的某派观点，进而使许多用户的立场在无意之中受其影响，从而实现对于公共舆论的不公正引导。综合来看，这种在数字公共讨论空间内的影响力优势不仅对民主社会所依赖的言论自由构成了潜在威胁，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人们自主作出理性判断，面对隐秘而精准的推送控制，人们既难以察觉又难以还击。

最后，新型数字不平等将使得科技巨头在民主选举的过程中能继续享受异于常人的干预能力。基于对于信息传播的控制优势，科技巨头可以使某些候选人的信息更易为人所熟知，而那些被刻意限流的候选人则难以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对科技巨头加以讨好，通过承诺满足其利益需求而使其与己结盟。新型数字不平等所导致的这种各参与方在选举活动中影响能力上的差距鸿沟有可能使未来民主选举的存在价值遭到消解并退化为一场虚幻的浮夸表演。除爆炸性的信息轰炸外，假新闻的肆意流传、只为流量服务的信息传播、根据浏览者个人喜好而特意打造的形象侧面和刻意煽动人民情绪的有意宣传等这些行为不仅是对民主社会所赖以为生的公民基础的腐蚀，同时也会使民主政治沦为一场由科技巨头和技术精英操纵的游戏。

（三）社会偏见与自我迷失

首先，新型数字不平等将带来针对特定群体的偏见在社会中的固化与加强。“真正的权力增长实际上属于那些程序算法精英。”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对于相关专业知识的陌生，绝大部分普通使用者对算法本身的运作逻辑一无所知而只是习惯于被动接受算法的运作结果，而在算法的编写过程中，这部分程序算法精英很有可能就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自身带有的某种偏见嵌入进大众所倚重的算法之中。在算法自带“价值中立”的欺骗性外衣下有关情况很难为人所觉察，从而使得某种关于某些群体的偏见和歧视有机会得以在社会之中广为流传。

其次，新型数字不平等将加剧社会中的消费主义现象。各科技巨头之所以在数据搜集、算法升级和产品研发等方面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因为其要使一切能更好地服务于盈利需求。换言之，当科技巨头利用智能技术对使用者进行监控时，监控本身并不是目的，其根本目的在于要通过这一操作来实现对使用者注意力最大程度的吸引，完成对某种消费欲望的刺激甚至是制造。这种诱惑力的形成一是来源于对于个体信息的掌握，二是基于对普遍人性的洞察而专门在技术中留有的“引诱”设置。由此，人们便很容易掉入科技巨头有意设置的陷阱并沉迷于虚假的消费快感之中，误以为通过购物即能获得生活的意义。

最后，新型数字不平等将深刻改变生活于社会之中人的自我认知。本身智能革命的发生就会给社会带来一场全方位的变革，让人们认识与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经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在这大转变之中，新型数字不平等问题作为技术革命的副产品很容易在悄然无息之间削磨掉许多人的自主性。一方面，科技巨头利用自己手中的技术资源频繁刺激用户的各类娱乐性需求，利用各种巧妙的上瘾机制诱惑其在自己打造的舒适空间内长时间停留，这可能会使得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习惯性将自己矮化为只满足于即时简单快乐的消费者。另一方面，科技巨头通过智能算法对劳动者进行微观监控，不断对其提出更加苛刻的工作要求，并灵敏地针对其“不合规”行为作出惩罚，这容易让时刻处于如此高压工作环境状态中的人变得麻木而自我催眠为一台必须时刻高速运转的机器。

综上所述，随着智能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已开始向崭新的数字社会形态过渡，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在彼此的高频交互中日渐模糊。人们在享受智能技术提供的高效、便捷、廉价服务过程中不知不觉对其形成了深深的依赖，因此用户往往愿意通过不断的授权来让科技巨头公司获取各种与自己相关的信息，接受如黑箱般神秘的算法推送的各类内容。掌握了数据优势和算法优势的科技巨头由此不仅能实现对具体用户的影响与支配，甚至还能使这种影响作用广泛覆盖社会整体，左右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各项活动。新型数字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在社会全方位数字化与智能化进程中日益凸显出来。随着未来数字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教育、养老、医疗等各个方面都将接受更为深入的来自智能技术的改造，这就意味着在新型数字不平等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并不只是具体的使用者个人，整个社会的利益都将因此变得愈发脆弱。因此，如果人们真的期待一个公平、包容和开放的普惠型数字社会在未来能成为现实，那么从当下开始就必须给予新型数字不平等更多重视。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朱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