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有恨”这几个字，见于苏轼的《水调歌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苏轼在我的心中，可称典型的文人。他跟新旧势力均不睦，屡遭贬斥。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虽同为文人，但却不是因文相轻，而是因政治见解不同，便让御史谢景在皇帝面前陈说苏轼之过。苏轼先被派到杭州担任通判，三年后又调往密州（山东诸城）担任知州， 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在密州时所作作下其代表作《水调歌头》。本写于中秋，中秋节，因时令渐冷，月圆花好，常被文人墨客吟咏，以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题中有“兼怀子由”句，据查，苏轼已与其弟子由七年不见，在这个特殊日子，想念亲人，写下《水调歌头》。一般文人写类似文章，大抵不逃阴冷低沉格调，但苏轼“不应有恨”，感情基调却以明快乐观为主。凸显苏轼高人一筹的文思和见地。
又四年后，苏轼调至山东徐州作知州。
1079年，苏轼已四十多岁，再调湖州任知州。苏轼例行公事，给皇上写了一封表《湖州谢表》，苏轼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虽是官样文章，却带有了诗人的个人感情色彩。新党趁机抓其辫子，攻击其“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意思是说苏轼莽撞无礼，攻击皇帝。这可是欺君之罪，死有余辜。新党遍查苏轼诗歌。我们知道，“诗言志”，诗歌往往有象征意义，苏轼这样一个有思想的人，诗歌中难免有个人观感。其诗歌被断章取义、歪曲理解和对号入座的过分解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苏轼上任才三月御史台吏卒逮捕了苏轼，押往京师，史称“乌台诗案”，受牵连者数十人。苏轼再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又升中书舍人，不久又擢升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苏轼遇到人生当中难得的仕途得意。
新势力当政后，拼命压制新党人物，废尽新法，苏轼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揭露，可是损害了保守势力利益，保守势力极力反对苏轼，苏轼又遭诬告陷害。可见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他所经历的挫折够集中和典型了。
而且，事还未完，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京师。又因政见不合，于同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第二年二月任扬州知州，第三年九月任定州知州。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当政，再次启用新党，第二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1097年，苏轼年已62岁，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至今，其政绩仍被海南民众广为传颂，但其一生不幸却是可见一斑。
苏轼27岁时，结发妻子病逝。后写下著名的《江城子》，1084年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苏轼的一生，妻死子丧，母病早亡，家庭生活中，应是极度不幸了。政治生活中，亦不能容于新旧势力，屡屡被贬，应该是饱经沧桑，历尽曲折坎坷。恐一般人氏，早已灰心丧气，一蹶不振了。但苏轼始终坚持“不应有恨”，以乐天知命达观的态度面对不幸。以豪迈气概开辟一代词风。苏轼在诗、词、文方面，都应该达到了宋朝的最高水平。不仅如此，他还在书法、美术方面造诣也达到宋朝的顶尖水平。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他每到一处，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先后修长堤数处，留下“苏堤春晓”等著名历史文化遗产。
苏轼，简直是一代旷世奇才。
愚以为，他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能有此成就，跟他从小学习道家思想有天大的关系，跟他“不应有恨”的人生态度有直接关系。好一个“不应有恨”。
不应有恨。对你有恩的人，不能恩将仇报。自己有理的时候，也让人家三分。不要得理不饶人。对待不把你当朋友的人，也让人家三分，原谅他们的浅薄无知和他们的势利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