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这位先生吗？
这位先生
虽非跃马横戈的斗士
却为中华民族秉笔直书
今天（2024年11月27日）
是戈公振先生诞辰134周年纪念日
让我们一起了解
新闻巨擘戈公振的一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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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新闻学之先河，第一次确立了报学史的研究是一门学问；
他对报纸的革新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创《图画时报》和《申报星期画刊》，使得我国画报由此前的“石印时代”跃入“铜版时代”；
他虽不是跃马横戈的斗士，却紧握犀利之笔，为中华民族秉笔直书。
我是中国人——戈公振用45年生命旅程诠释拳拳赤子心、殷殷爱国情。
戈公振，新闻事业从《东台日报》起步，成为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家、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
在东台，文化广场是一个热闹的所在。
就在广场一侧，一座古色古香民居静静地矗立在那里，青砖黛瓦，穿堂三进，经风沐雨的瓦花古朴地参差排列，一派书香门第的静穆气氛。
这里便是戈公振故居，门内首楣上高悬着东台籍著名音乐家周巍峙所题“戈公振纪念馆”匾额。
戈氏家族一直是东台的骄傲，新闻巨擘戈公振、翻译家戈宝权、丹青圣手戈湘岚，作为东台地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他们的名字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拥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时间回到1890年11月27日，初冬时节，东台兰香巷9号“慎园”，一个书香之家诞生了第二个男孩，颇有才识的父亲戈铭烈为其取名绍发，字春霆。谁也想不到，日后这个男孩会成为这个家族、这座城市的骄傲，而让人们记住他的，却是他的号公振，世人称戈公振。
戈铭烈是位鞠躬修身、翌翌守约的清末贡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家境清贫。戈公振自幼聪明，好学上进，他六岁起随伯祖母在家塾里识字，然后去叔祖父的学社习算术。1905年11月8日，东台乡绅夏寅官创办了东台县中学堂兼师范学堂，15岁的戈公振成为第一批学生入高小班，后升中学班，全班20多人，戈公振差不多每门功课都考第一名。
学堂毕业后，戈公振以优异的成绩与哥哥戈曙东一起，考取了张謇创办的南通师范。可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承担两个人的学费，戈公振毅然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哥哥。恩师夏寅官看到优秀学子失学，很是心疼，便聘请他担任孩子的家庭教师。1912年8月，原东台中学堂教员陈祺寿创办《东台日报》。夏寅官知悉这一情况后，立即介绍戈公振到陈祺寿的报馆去工作。
周巍峙为《东台日报》题词“戈公薪火，代代相传”。
从就职《东台日报》到成为新闻巨擘，戈公振始终不忘自己是东台人，一口不改的乡音伴随着他的新闻人生。就连其病逝后，墓碑上依旧写着“东台戈公振之墓”。
学过新闻学的人都知道，戈公振是新闻学绕不开的人物。
江苏的新闻工作者都知道，戈公振新闻奖是江苏省新闻界最高奖。
戈公振是一位在新闻事业各个方面都有突出贡献的杰出新闻工作者，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新闻学理论和历史的研究，所著《新闻学撮要》《新闻学》《中国报学史》等书，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著作，为新闻学这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作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新闻学撮要》是戈公振根据美国新闻学者开乐凯著的《新闻学手册》编译而成，虽是编译，戈公振却不满足于别人提供的间接资料，而是整日埋头于上海徐家汇图书馆，以查阅报刊为乐事，该书1925年2月出版。梁启超在序言中说：“戈君从事《时报》十有四年，独能虚心研究及此。予喜其能重视其职业，与此书之有裨后来者也，爰为之序。”
《中国报学史》则为我国第一部报刊史研究专著，该书概述了从汉唐到五四运动前中国报刊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代表了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可谓中国报业史的开山之作，它和《世界报业考察记》成为相互辉映的双璧。
研究新闻事业的同时，戈公振还热心于新闻教育工作。从1925年起，戈公振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新闻系，讲授“访事学”和中国报学史，举办各种新闻讲习班，培养新闻人才。
此信为谢六逸邀请戈公振讲学的信件。
谢六逸(1898-1945)，中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著名作家、翻译家、教授。
戈公振以“学问高，意气平”而闻达新闻界，他曾对侄儿戈宝权说：“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
1920年前后，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到青年宫补习英语，因为他已30岁，比老师还大，同学们嘲笑他是“八十岁学吹鼓手——不自量”。但他毫不气馁，终于顺利完成了英语学业。后来他到欧美日本各国考察访问时，又自学法语、德语和日语，甚至在40多岁访问苏联期间还学习俄语。他一再讲，要做一个名记者，非对各门学科有充分的修养不可。
1927年初，戈公振出访欧美、日本等国，考察各国新闻事业。
1933年，戈公振前往苏联，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写了不少有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通讯报道，寄回国内报刊发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东台，凡是去过文化广场的人，想必都会对戈公振故居门前的照壁上“我是中国人”五个大字印象深刻。
这是沈钧儒先生应陶行知先生之嘱写下的墨宝，同时也是戈公振先生临终只剩一丝丝游气，若断若续吐出的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戈公振的一生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的动荡年代。他虽不是战场上跃马扬刀的斗士，却以笔为刀，立场鲜明地通过办报、著述，表明自己是一个不断追求思想进步的报人，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他为五四运动鼓与呼。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就职于《时报》的戈公振结合上海和全国运动的发展和深入，挥笔写就了41篇时评，抨击卖国政府及其官员，为斗争的深入推波助澜。
他首发日本侵华警报，警醒国人。1928年旅日期间，戈公振惊讶地发现，日本当局正利用电影、展览、教科书等形式，煽动和灌输侵略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情绪与野心。他在发回国内的通讯《旅日新感》《旅日杂感》上唤起国内的警惕，做好应对日本侵略的思想和行动准备。
他不惜生命危险，三进日军禁区采访。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到上海和东北调查日本侵略真相。戈公振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调查的全过程。预料此行危险，他给家人留下遗书“此次赴东北难免遭遇不幸，但为了国难还是前往，不惜生命”。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他不畏日本方面的恐吓，三次进入沈阳城，并冒死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地点北大营采访，调查日军侵华真相，一度被日伪宪警逮捕，幸获释放。
在实地采访中，他为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业绩所感动，及时写了许多通讯报道。同时，强烈谴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回到上海后，戈公振还特地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撰写了《到东北调查后》一文，激发国人爱国觉悟，深得国人的好评。
他壮志未酬身先死，遗言“我是中国人”。1935年，邹韬奋电邀在苏联的戈公振回国，准备重新筹办《生活日报》。然而回国不久，戈公振就因身体不适住院，初诊为盲肠炎，于10月22日下午2时病情恶化，不幸去世，年仅45岁。
临终前，戈公振断断续续地对邹韬奋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要回国……国势垂危如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
戈公振逝世后，邹韬奋特地写了一篇悼文，盛赞他的一片赤子之心。爱国老人沈钧儒读了这篇悼文之后，大为感动，挥笔写下了四首慷慨激昂的五言诗，其中第三首是：“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在第三首诗写完后还准备写第四首诗时，竟悲痛得写不下去了！
“我是中国人”可谓戈公振先生爱国思想的升华和结晶，至今仍激励着国人，牢记“我是中国人”，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编辑 | 翁雅琪
一审 | 钱晶晶
二审 | 陈美林
终审 | 唐广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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