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近代中国人的洗浴史

学术 2024-12-26 17:05 北京

作者简介：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66年生于江西赣州。1986年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修中共党史，1989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2020年到北京大学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出版专著《铁水流——战时中共革命系统的运作》《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等，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发表论文上百篇。本文载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4年第6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原文。

洗澡有着久远的历史，虽然不像吃饭穿衣那样必不可少，却也是人类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晚清以降，伴随清洁卫生意识的推广，洗澡日渐普及，和电影业、出版业等新兴行业一样，洗浴业一度经历了勃兴的过程。本文关注的重心不在洗浴业，而是试图仅就洗澡本身稍作探讨。近代中国人如何洗澡，在哪洗澡，为什么洗澡，为什么又有些人不愿洗澡，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当然，近代中国无处不在的政治也不会在洗澡中缺位，作为一个生活史的话题，洗澡仍然无法离开政治，这就是当年中国社会运行的真实状态。

一、洗澡的需要

洗澡，古代多作沐浴。明清以来，洗澡一词开始普及。明末冯梦龙《醒世恒言》中写道：“这潭也好大哩。水清似镜一般，不论深浅去处，无不见底。况又映着两岸竹树，翠色可掬。少府便脱下衣裳，向潭中洗澡。” 《红楼梦》中也多次出现“洗澡”字样，第三十回写贾宝玉误踢袭人后，“袭人只觉肋下疼的心里发闹，晚饭也不曾好生吃。至晚间洗澡时脱了衣服，只见肋上青了碗大一块，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声张”。此外，安遇时《包公案》、李时珍《本草纲目》、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等都使用过“洗澡”一词。

人类天然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洗澡之后，皮肤毛孔舒张，有利于身体循环，也可以给身体带来舒适感受，很多哺乳动物都乐于洗浴身体。所以，洗澡首先是一种生理需求，源于人追求身体愉悦的本能。八路军干部王恩茂写道：“二十几天在外面检查工作，没有换过衣，身上长了虱子，所以回来的第一个工作，即是与郭副旅长、罗科长等到澡堂里洗了澡，换了一身衣，感到极大的愉快。” 这种愉悦感，可以说是跨越时空的共同感受。

随着文明的发展，洗浴不断被赋予意义。法国研究者认为：“在西方文明中，我们更多是通过身体的浸入来获得此种全部包含在沐浴象征体系中的再生的感觉：钻进水里，就是重返生命之源。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说法，这就像重返子宫的生活；就是在经受短暂的倒退，几乎是脆弱性的瞬间的同时：漂浮在一种安全的感觉中，以便随后进入消除疲劳和再生的阶段。” 这是从精神和身体两个层面诠释人类的洗浴要求。在东西文明中，沐浴后来都被赋予宗教性的神圣体验，应与人类从中体会到的上述原始快乐相关。当然，无论东西方，都出现过对水和沐浴的禁忌。16、17世纪的欧洲人一度认为：“沐浴水会侵入人体，进行破坏，使之面临鼠疫以外的更多危险。” 民国时期有些国人也相信洗澡伤身：“我们乡下，洗澡必须要选定一个佳日，由村上稍富有而要有‘浴锅’的住户，烧一大锅的水，看作一样大事情，东请西喊，人们就在这个锅子里洗澡，洗到后来水冷了，再用点柴烧一下，一锅水往往要洗二三十个人。老年人说，‘越挨到后一点洗，在这个别人一个个洗过的肮脏水里洗起来，你的精神要比他们先洗的人好！’”

近世以来，总体上看，洗浴逐渐回归人们的基本生活日常。明清时期各类话本频繁出现的“洗澡”字样，意味着洗浴不断日常化。当年一般国人洗澡多在大自然中取材，上述《醒世恒言》提到的洗澡即在水潭中。《王恩茂日记》中也有河中洗澡的记载：“到南门河里洗了一个冷水浴，因为洗热水澡，烧水借东西困难。” 南方地区水源充足，即便冬天，气候也不是十分寒冷，洗澡更为便利。比如广东几乎不下雪，“一般人的洗澡都是在家里的”。由于洗澡方便，广东澡堂较为稀缺，以致时在广东第一师范上学的陆地抱怨：“日光炎炎颇闷热，乃乘暇往烧热水处露天洗身。夫堂皇之省立学校，而际此暑天都无浴室，宁不笑煞人耶？”

在南方地区，一般的家庭多是在正屋旁建一个小隔间，用于洗澡：

在乡间，暑天一般人都跑到溪涧或池塘去洗冷水浴，天气冷起来了才在家里洗热水浴。洗热水浴的地方则没有固定，有在家里天井的南落的，（那是[时]小家庭的男人多这样），或在厨房的一角，也有提了水到祠堂去的。在城市的，夏天也在家里，用冷水抑热水要看各人的习惯而定，洗澡的地方多数在天井的角落，用木头或竹板做成的类似屏风式物以为遮蔽。大家庭或较有钱的比较考究一点：另设一间房子专供洗澡。但其目的在于避妇女的视线，是为瞻观起见的。

当年调查者在湖南衡阳做调查时也发现：“这里因取水方便，除冬季稍冷外，春秋两季温暖，夏季非常炎热，农家多有洗澡的习惯。”

北京清华池

中国幅员广大，东西南北不同地区，资源、气候、风俗有很大差异。相比南方地区，北方水资源缺乏，冬天气候寒冷，洗澡困难度大增，因此，这里的习惯和南方比，相差较大。调查者在山东邹平调查时注意到：“乡人很不注意，更不洗澡，尤其是北方人更厉害。就拿邹平来说：全县有十六万五千零七十口（公共机关寺院及商店中之寄居人均不在内），仅仅城里有个清华池，在半年以前，每隔四五日营业一次，现在是天天开了，可是水要三四日方换一次，生意总不发达。每天至多洗了二三十人，少的还不到十人，可见乡人不肯洗澡的情状了。”对邹平第十一乡都鲁平村的调查显示，该村“每人每年半洗澡一次，已经算是干净了。如第五八户，差不多每十九年洗澡一次，第五九户，每十二年洗澡一次。不是很可惊异么！该村离齐东县城不过四里路，城中本有浴室，还不肯去洗，省钱固然是一个原因，可是没有洗澡的习惯，也是一个很大原因了”。豫南一些地方“不是遇到婚丧喜庆大事的话，普通以每年元旦、端节，是一年中二次沐浴时期”。

艰困的条件下，老百姓不得不因陋就简：“山东乡间的老百姓……洗起澡来，真是很难，难到一定要遇到机会才可以洗。机会是什么呢？就是夏天在田间工作，做得大汗淋漓的时候，顺手把身上的肮脏擦掉一些，这是一个机会。还有一个机会，是利用夏天的阵雨，在大雨倾盆的当儿，无论大男小女，都把上身的衣服脱掉，故意的淋在阵雨之下，洗个爽快的澡。”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所做相关调查注意到这里民众对洗澡的态度。194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带队在固临县调查时发现：“卫生方面，这一带的老百姓也是一样的不讲究，妇女常是整年不洗澡，无论男女冬季都不洗衣服，洗脸、洗脚的也很少，有病时用‘法马、敬神、许口愿’等来代替医药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之后，张闻天主持的晋西调查留下大量资料，其中也涉及乡村卫生问题。有段记载70多岁老太婆对剧团女演员洗脸洗澡反应的材料，颇能显示乡村民众对洗澡的态度：

“她们进了窑，门子不关，窗子不闭，真是可惜（！）了水啦！一天要洗两回脸！这还不算！黑夜脱光光的，拿上手巾，在身上左擦右擦，最不干净的地方还要擦了又擦，你看这像什样子？我活了七十大几岁都没能见过这种不像样的人、不像话的事！

在中国西北这样的严重缺水地区，洗澡成了一种奢侈，热水澡尤其难得。红军长征进入西北后，洗澡成为严重问题：

急行军快到半月，战士们都未曾洗澡，各人都感到身上有点不大好受。恰巧这天，在圩上旁边就有一条河流，我们经过时，一纵队的战士们都在河上洗澡和洗衣服了。……为求得相当的恢复战士们体力，司令部决定次日各部留原地休息一天，故第二天清晨各部都准备有组织的，一班一班轮流出去五六里路远的山沟里找水洗澡、洗衣服，洗一次澡、洗一件衣服都要跑五六里路才有水，这是如何的麻烦呵！

作家高敏夫1938年8月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一直到9月底才“到管理科洗了一次痛快的澡，离开延安这是第一次洗热水澡”。匮乏的条件下，人们不得不制造一套话语克制身体的本能需求。中共在调查中注意到：“不卫生与迷信在农村中还相当盛行。衣服的洗涤很少，每天洗脸、洗澡的习惯是没有的。据老百姓说：‘衣服洗了容易破烂，不经穿。’穷苦的农民没有衣服来替换，是不洗衣服的物质原因。‘洗了脸容易使皮肤不结实’，是老百姓对不洗脸的解释。‘洗了澡容易伤风’，是他们不洗澡的理由。” 不洗澡的遁词后面实际是物质资源的极度匮乏。正因此，中共提倡清洁卫生的宣传并不那么难于被接受：“宣传要他们挖厕所，他们马上就动手挖，我们在那个地方也帮助他们挖；让他们洗澡，他们也接受。从这里证明只要我们很好的进行宣传工作，实际的给他们解决困难问题，他们的厕所也可以挖的，澡也可以洗的。”

20世纪40年代，大观园浴室外景图片摄影张才

相比吃饭睡觉，洗澡能被抑制的重要原因在于，洗澡虽然也是人类的本能需求，但毕竟不像吃饭睡觉那样不可或缺。因此，除了资源和环境造成的限制，怠惰也常常影响人们洗澡的热情。有人观察到：“北方人和内地人是不大洗澡的。我在川东四个月，就没有见过房东洗过澡。疥疮、皮肤病，往往而是。重庆附近的镇上，夏天已经冰室林立了，然而没有一家澡堂子，即重庆也属不多见，慢说每条街有一所了。做过医生的，大致总有过这样的经验：一块消毒用的棉花，在打扮时髦的女子的臂上一擦，顿时变了色。” 不仅仅是北方和内地，江南地区不大洗澡的案例也处处可见，阿英在浙江海盐的澉浦观察到：

此地城乡的人，夏天过后，是绝对的不洗澡。初去的时候，正值夏天，在家里洗浴，还不感觉到。到最近，天凉了，家内不能洗了，我便去寻浴堂，找不着。后来问问朋友，才知道此地的人过了夏地[季]，绝对的不洗澡，为什么原因，本地人也说不出，只是习惯如此。我于是问，是不是有一部分人家有‘暖锅’供给一家人在秋冬打浴，应覆是无论有钱无钱，‘暖锅’是没有的。我们在历史上，是曾看到北方的某一部分人是不打浴，并且以谁的身上垢为荣，却没有想到在交通极便，而又靠近文化中枢的地方，也竟然保着这种不卫身[生]的习惯，真是令人奇诧不置。

江南这样洗澡相对便利的地区人们为什么也不爱洗澡，阿英甚为困惑：“固然中国人，也自穷，没有余钱，也自忙，没有余闲。但用一点水，洗洗身子，其实是不花什么时间和金钱的。……显然穷和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写这篇文章时，正是抗战时期，作者甚至抬出了抗战的神主牌，声称：“提倡洗澡……从狭义的洁身，进而为广义的洁身，亦不失为抗战建国之一助欤。” 或许是为不愿洗澡提供理由，江南有些地区洗澡伤身的说法颇为流行：“在安吉、孝丰等地方洗澡是在锅子里洗的，一个人在锅内洗，一个人坐在灶下烧，像煮浑猪一样，一锅水要洗二三十人，先男后女，有条不紊，但是谁也不肯洗第一个。也不用肥皂，原因是‘避免减少身上的脂肪质’。”

正因为洗澡无法完全依靠自觉，而为养成洗澡的习惯，当时的学校多有强制洗澡的规定。如陶行知创办的新安小学计划“每年每人洗澡八十次到一百次”。梁实秋回忆他在清华学校时的情景：“洗澡的设备很简单，用的是铅铁桶，由工友担冷热水。孩子们很多不喜欢亲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签名，以备查核。规定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这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还是有人只签名而不洗澡。”

二、洗澡的方式

清末民初，作为清洁卫生的一部分，洗澡开始被社会关注，并得到提倡，城市地区大众澡堂涌现，让洗澡更为便捷。即便如此，这时候人们洗澡还不是很频繁，女明星“林楚楚每日必洗澡一次”，会以“信不信由你”的方式报道出来，可见每日洗澡的稀罕。即便官居全国防空委员会厅长的黄镇球，自己家拥有浴室，也不能做到每天洗澡。从黄镇球1937年8月13日到11月24日的日记中，共检索出“洗澡”29条。8月、9月夏秋时，他有时每天洗，或者隔一两天洗一次，10月、11月后随着气温降低，洗澡频次下降，大约一周一次。这在当年应该算相当频繁了。值得一提的是，黄镇球的洗澡习惯在当年国人中颇为独特，都是早晨“回家中洗澡”。由于洗澡还不是那么普遍，当年的人们对洗澡颇为郑重其事。陈果夫在1947年出版的有关提倡卫生的著作中特意提醒：“洗澡应察天时与环境宜否。如果天气不好，或是冷热不调，即不如不洗。如有好的设备，则应规定时间入浴。”

老澡堂门前的高杆灯笼，挂起表示水已烧开可以营业

在当年的中国，尤其是都市地区，像黄镇球这样拥有独立浴室者，非常罕见。上海寸土寸金，拥有洗澡间的房屋凤毛麟角。“上海的单幢的屋子里，往往住上六七家人家，放在客堂里洗好？放在灶披间去洗？屋小人多，攸关风化，似乎又是诸多不便。” 很多人洗澡只是“向老虎灶上泡一点水，在家里用一个大脚盆，就这么的洗一下。有些苦力、单身汉，他们根本没有那些设备，花了一千五百元的代价，跑到老虎灶附设的盆汤那里，但洗起来，总觉得不够舒服，不够爽快”。部分家庭“一家老小都挤在一间里，媳妇要揩身用水，碍着公婆的面，尚且脱不出来，何况洗澡”。为此，《大公报》曾刊登过一篇文章，教大家怎么做家庭简易澡堂：

到北京路去买三尺至四尺的旧白铁管（大概一块钱），一只凡而（大概六毛钱），再到马口铁店里去做一个莲蓬式的铅皮，莲蓬头直径四英寸，大概二毛钱就够了。再去请一个机器匠（或者托大房东去喊一个熟识的机器匠），叫他把白铁管和凡而接在自来水管上，再叫白铁匠把莲蓬头焊在白铁管上，这样经济洗澡室就成功了。……洗澡时把后门和灶披间的门关上，那时你可将装好的凡而一开，水便会从莲蓬管里源源而来，擦肥皂，洗肮脏是最便当不过的。

不仅普通人，当年大城市多数中产阶级家庭也没有完备的洗澡间，年底想要痛痛快快洗个澡尚不容易。因此，郁达夫在春节前，只好到旅馆开房间洗澡，而且招来一班还算富裕的朋友，到他开的房间洗澡：

三四点钟，迁入此房内住，Burlngton Hotel本系住外国人的旅馆，所以清静得很。

晚上周氏夫妇和徐家三姊妹来此地洗澡，一直洗到深夜的十二点钟……

今天华林也来，他也在这里洗澡，中国人住处，设备不周，所以弄得一间房间内，有七八个人来洗澡，旅店的Manager颇有烦言，也只好一笑置之。

旅馆的设备齐全、卫生。如时人说的广东各大城市的大旅馆，“都是每一层楼设一间洗澡室，里面装有磁盆，水由自来水管输送，冷热皆有。……旅馆的这种洗澡设备是为兜揽旅客而设的，故构成为一种例外了。普通都没有这末考究的”。上海的高级旅馆房间里会有单独的浴室、浴缸，郁达夫和朋友们过年时郑重其事地开房间，轮番洗澡，看上的就是旅馆良好的设施。

到旅馆洗澡，当年在中产阶层中颇为时髦。当时报纸说：“旅馆里全靠雌雄档、打牌和洗澡三种生意，才可维持下去。”这三种生意中，开房间洗澡是旅馆方最不待见的。“雌雄档来了便干，干了便去，再可卖钱，是最好的生意。打牌赏赐大，亦受欢迎。开房间洗澡，男男女女一大淘，阿姨、小姐妹、前楼嫂嫂都来揩油，从早晨到晚上，浴缸里没有空过，毋怪茶役听客人问连浴室房间，要大摇其头，说‘没有’了。” 到旅馆洗澡甚至形成一套生意经：“往往有一种人，他们开了一间沐浴房间，足足沐了二三份人家，这确是一个经济办法。譬如一间房间房金是四元，连小账和捐款以及自备毛巾肥皂，一共六元足了。假使到浴室去沐浴，先后共有四十人，每人总扯仅一角三四分，真是便宜之至。” 所以，不仅是郁达夫住的酒店，很多酒店对洗澡客人都敬而远之，但也无法拒却，这毕竟是客人的自由。

“开房间洗澡”，当时还有另外一种意义：

我们汉口市上，在衣冠稍为端整一些的人群里，常听到有“开洗澡房间去”这么一句话。开洗澡房间的目的，当然是为洗澡了。可是实际上也不然，记者承各位朋友们不弃，也曾被请过到所谓洗澡房间里去。一进房间，迎面便是黑压压的一堆人，心想今天有这许多客，大概要挨了几个钟头才洗得着澡……正踌躇间，主人却大呼小叫地指挥茶房摆起桌子来了。接着豁郎一响，分明是麻将出匣的声音；门帘动处，又含羞带笑地塞进几位时髦女士来，顿时全屋子里，便来了一阵欢呼，至于洗澡，却没人提及。

说是开房间洗澡，实际却是打麻将，这也正证明了开房间洗澡的时兴，人们把附着于其上的其他活动，一概都归结到洗澡这个大环节上了。

开房间洗澡虽然时髦，但所费不赀。即便是郁达夫，也只是在特殊日子才会去开房间，更多时候，还是去澡堂洗澡。澡堂是近代中国兴起的沐浴集中地。随着卫生观念的普及，洗澡成为清洁卫生的象征，大批满足人们洗澡需求的澡堂应运而生。澡堂一般多分布在城市地区，尤其像北平、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更是密集。另外，北方冬季寒冷，水资源缺乏，洗澡难度大，相应地对澡堂的需求更大，而像广东这样的温暖地区，“就是在热闹的广州市也不能找到一个澡堂”。澡堂的发展首先是缘于观念变化，也和气候、自然条件息息相关。

澡堂一般分大池和小池：“池有二种，一是单人洗的盆子，一是众人同浴的大池（俗称大汤）。”大池多人同浴，“具有两个优点：（一）闷热——这是别人最讨厌的——进去可以出身大汗；（二）宽大，可以仰卧，可以游涉”。大池的最大问题是卫生缺乏保障。洗澡本来是为了清洁，可是洗澡时的清洁保障，却又是个大问题。时人描述当时大池的龌龊状况：“室内气味尤为特出，如语人以‘澡堂子味’则听者未有不了解者。” “澡堂子味”后来成为汉语中的一个特定词汇，可见当年澡堂的气味给国人留下多么深远的印象。面对肮脏的澡堂，有自暴自弃心理的不在少数。“虽然朋友劝告我洗大汤肮脏，没有盆子干净，我说我每月洗澡一次，身上还清洁得来吗？以龌龊之躯报龌龊之池，那真要叹‘得其所哉了’。”

不仅清洁无法保障，集中洗浴，还会产生传染疾病的隐患。有人记载：“正在我放心大胆洗着的时候，从门外走进一位先生来，约摸三十多岁，胖胖的，混身长满了一层癞疮，有的在淌黄水，有的在冒花脓……这位先生则悠然自得，旁若无人地，先从凉池挨次向热池洗着，未到五分钟，所有四个池子的水，这位先生全沾过。” 虽然澡堂管理者有挂牌提醒患有皮肤病等传染疾病者勿入的义务，但出于揽客需要，多睁只眼闭只眼，患病者带来的交叉传染成为很大隐患。特别是公用品，如毛巾、拖鞋等，更是污秽：“在浴堂里，最龌龊的无过于大众使用的公共毛巾了，几十条白中带黑的毛巾，大家轮流的揩着，揩面孔是这几块，揩下部也是这几块，真是使人不敢领教。” 所以，梁实秋说：“‘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怕的是水不仅包皮，还可能有点什么东西进入皮里面去。”

针对浴堂的卫生和管理问题，管理部门和浴堂本身也在设法改进。当时有人提出改进方案，比如：“浴堂一律用池堂，不宜过大，以便不停的换水，同时又不致过于耗费热水，每一个只能在池外用肥皂尽量洗净，并以盆掬水洗涤清洁，然后再浸入池内，以使池水不致易于污秽。” 新生活运动中，相关规定强调：“浴衣围巾，于每日用后，须用开水烫洗一次”；“浴池每日须换水两次，并于每次换水时刷洗洁净。” 上海市专门公布公共浴室管理规则，规定：“凡在本市开设公共浴室应先向社会局声请登记，俟转送卫生局审查合格后，方准给照营业。” 20世纪30年代前后，澡堂卫生确有所改进，这和多方面的敦促是分不开的。

淋浴也是防止交叉污染的较好措施。人数众多的地方，比如学校、工厂，常设立集体淋浴间。当时的清华大学就是淋浴：“要洗澡的同学们，在更衣室里人声嘈杂中脱了衣服，一丝不挂的走进浴室。浴室里的人口的密度也不在更衣室以下；尤其是在喷水管底下的地方，这里一方尺或者可以站两个人，因为一个喷水管底下同时有好几个学生洗着。” 广州的大学也多采用淋浴：“在学校里因人数多了，都是另筑一间大房子为洗澡室，里面用木头或士敏土隔成许多格，那形式就有点像公共厕所，只差的没有垫足的和盛粪的装置。格里什么亦没有，什么人要到那里洗澡都得自己动手。广州中山大学有莲篷式喷水管送冷热水供学生洗澡，那是非普通人所能享受的了。” 淋浴可以避免共用洗澡水导致的交叉感染，但设施简单，难以与拥有放松和社交功能的澡堂相提并论。

三、洗澡的社会和政治化

20世纪前半期，澡堂逐渐发展为中国人洗澡的重要场所。据1932年北平市社会局的调查，全城有浴堂140余家，工伙三四千人。著名的浴池——清华园新建楼房耗资即达数万元。南京1936年的澡堂大小共有80多家，较之20世纪20年代中期翻了一番。福州澡堂更为密集：“福州人是有洗澡癖的，城区之内就散布有五十多家的温泉澡堂。” 就连冀中的高阳县，作家高敏夫去访问时，还可以到“设置完备的浴池洗澡，看到用美丽花纹的玻璃砖镶的墙壁和地板，光亮的电灯”。

当时不仅私人去澡堂，公司也和澡堂签订合同，让员工去澡堂洗澡。北平电车公司就与澡堂立约，规定：

第一条凡公司工程处所属各厂课工友，持公司所印制之沐浴券前往澡堂沐浴者，得准入内沐浴。一切待遇均须与普通客人相同，但只供给白开水饮料，不另收费。

……

第四条沐浴券印有月份，每券只限一人一次，在该月内使用。

一些比较成熟的企业自己建有澡堂，比如天厨味精厂建有“洗澡室，这是工人洗澡的地方。有个男子澡室，也有一个女子澡室。内面也很清洁，是工人自己扫除的”。甚至有商场和澡堂合作，购买一定数量物品后即发放洗澡券，促进消费，这一做法被作为成功的营销案例写进书中：

每买五角以上之货物者，即赠洗澡票一张，每买二元以上之货物者，赠洗澡券四张。依此类推。方法极新奇。故摩登化人们，必欢迎之。普通洗澡，大约一角，因买五角货物，即得一张洗澡票，可洗澡一次，顾客心理必非常快活也。

化妆店因与洗澡堂有特约关系，故洗澡票之折扣很大。每张实际上化妆店先付于洗澡堂者，不过六分钱或四分钱而已！洗澡堂之营业，藉此亦可发达。

条件较好的监狱也开始修建澡堂。李维城1938年被国民党政府羁押，初入狱时，洗浴不便，他记载当时的状况：“所中今日为在押人备木盆热水洗澡，优待室同人，每人一盆，洗罢之水，由普通在押人服劳倾换。待一一浴毕，再令普通在押人轮洗之，但每盆水须同时供两人之用，且时间以五分钟为限，因盆少人多，照料为难，故惠而不实也。余自在西安被羁禁，已共五月矣，用浴盆澡身，此为创举。平日用脸盆盛水擦拭，深感不足，然无可如何，聊胜于无也。” 半年后，“监中新筑一个浴池，今日开始洗澡，全体职员看守洗罢之后，再轮到在监人，这池膏汤，自然十分肥沃”。虽然卫生状况不容乐观，但浴池的修建，还是让洗澡更为便利。

澡堂的社会化为洗澡增加了清洁之外的额外功能。有人回忆：“在北门桥街的巷子里有个澡堂，秋冬之间，我常常和同学们在下午课少时请假去洗澡。那里的擦背非常痛快舒适，洗过澡之后，懒洋洋的，在靠椅上躺一会，吃点冰糖莲子或白果，这时候，没有苦恼来扰，但觉满足无求。” 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新疆乌鲁木齐的澡堂，条件颇为不错。“迪化最好的澡堂，一屋外有坐可脱衣，内小间有木座位两层，有冷热水管，澡盆甚小，取水自洗。室内甚热。仆役为一哈萨克人，然颇能汉话。洗澡者男妇皆有。” 作家陆地进入东北城市后，立即想到的就是洗澡：

6时许即起床赴新华池洗浴。刚换的热水，一净数月来的积垢，痛快得很。出澡塘后去豆浆房吃了豆浆，又理了发，一气即花去千数元，一月的津贴一下全完了。立刻感到进城住下来，生活风格就有很大差别。……但在今天战争期间这一点点零吃，洗澡等等也就算是奢侈了。

澡堂功能递增，某种程度成为一个社交和休闲的场合。“郑州的流氓吃讲茶，及会客谈事等，大都是在洗澡堂里面的。因此郑州的洗澡堂，生意十分兴隆，而且价目亦很便宜。每一个人洗澡及茶钱，仅8分大洋，连小账也只一只角子。” 安徽芜湖的鸠江，“朋友来访，家中不便叙谈，则邀入浴堂洗澡，且以为敬客也。裸身铣足，箕踞相对，如此敬礼，大足发笑。而尤难堪者，擦背之堂倌，身不挂一丝，非独擦背时然也，即在客座出入时，亦作此状。此邦人民，不以为怪，初来之人，不习其事，鲜不为之掩面者。” 甚至有人到澡堂睡觉、躲债，“除夕之夜，送穷无计，躲债无门，澡堂之中尚可以上宾相待，三十饺子，四两白干吃罢，于爆竹声中悠然睡去，再醒则年关已过，再见讨债人尽可长揖拜年不谈前事了”。

由社交衍生的还有色情。有报道说：

哈尔滨的浴室里，有一种名目，他处是没有的，这个名目叫“洗对盆”。所谓“洗对盆”，就是男女同浴于一室，青年夫妇，如洗对盆，原亦无伤大雅，假使是孤客，去洗澡而要洗对盆，那末可由堂倌找伴浴的女子……这种伴人共浴的女子，既不是妓，又不是娼，土人称她们为“大坑”。

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状况，女子进入澡堂，尚不容易。当时社会性别上不平等，女子澡堂远远不如男子澡堂普及。按理说，女子需要保护更多的隐私，对洗澡地的隐蔽性要求也更强，所以女子比男子更需要拥有独立洗浴的空间。但北京直到1914年才有第一家女澡堂即润身女浴室开张，而且很长时间里独此一家，北京的女子出外洗澡只能去润身女浴室，比如女学生李静仪就记下“与母亲赴润身浴室洗澡”。1928年后，清华园等澡堂才开设女部。到1926年，天津尚没有单独的女澡堂，“女澡堂都附设于男澡堂内，惟出入之门，各不相混”。上海的情况也类似：“上海有一家龙泉浴室，也有女子浴池，但是到那边去的女人，却并不普遍，大多数的女人沐浴，还是在旅馆里举行。” 为此，专门有人论述过女子洗澡问题。“女人在社会中要占人口的半数，少数贵族化的公馆和大饭店、旅馆里，虽有卫生设备，有‘钱’的人可以随意应用。但大多数的平常家户人家的女人，尤其是一般有生产能力的劳苦女工们，是决享不到那种‘福’的。……因此我以为‘女澡堂’是本市卫生当局积极倡导的。……本市至少要办五所女浴堂，并由公安局派女警察去按户劝导入浴”，而之所以如此，文章有一个判断，“因为现在的女人多数还没有开化，出来洗澡，怕难为情，由女警开导，则一定很有效果”。

出动警察引导洗澡，颇能体现国人的心态——洗澡代表文明和开化，政府有责任予以劝导。正因为洗澡被认为代表着文明的生活取向，所以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时，洗澡即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蒋介石在阐述新生活运动发起原因时批评：“再讲普通一般中国人的穿衣，十个有九个，是钮扣不扣齐的，帽子歪戴的，还有，对于自己的身体不仅不知洗澡，甚至连脸也不洗的。” 河南省的新生活运动章则明确规定：“夏天每日要洗澡一次，夏（疑为春）秋冬三季，要每星期洗澡一次。”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中，洗澡也没有缺位。八项注意的早期版本中，最后一条就是“洗澡避女人”。这说的是洗澡中的禁忌。同时，中共也非常重视卫生话语下的洗澡，八路军行军宿营时要求，“大小便能找厕所或自己挖，行进中自找掩蔽处，或离开道路较远的宿营地，每个人员都能热水洗脚，早上也能将脸洗了。休息时能洗衣、洗澡”。相对固定的营地中，一般要修建澡堂，“周围十五里中士兵总是轮流使用着，每天指定归一个单位享用”。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William Band）记载他在晋察冀根据地洗澡的情景：

里面原来是一个狭长的房间，布置很像火车里的餐车；这是更衣宝，再进一道门，就是浴池。更衣室里挂着一个布幔，幔内换衣服，幔外坐着一排军官等候洗澡。

房间里很温暖，皮尔决定一试。……浴池大得很，足可供十余人同浴，水亦很清洁，但是有一阵羊肉的臊味使人起疑，皮尔洗过了澡，自己也不敢说到底干净些没有。直到多日之后才晓得，这里所用的肥皂是用羊油所做，所以有这阵气味。

在中共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有时洗澡还会被当作一种权利和得到照顾的象征。比如，炊事员“身体容易脏，所以除集体洗澡外，把干部的澡票给他们，叫他们抽暇换班去洗，另外每月再解决几块肥皂，这样来照顾他们”。高敏夫的日记记载，为体现对日本俘虏的优待，特意组织他们洗澡，而俘虏洗澡某种程度也成了宣传：“叶文津带两个日军俘虏到城内去洗澡……一方面是优待他们，另一方面有意让群众看到他们。此间传说八路军不打仗，这一批一批的俘虏就是铁证。下午4时叶文津回来，据说城内人山人海，围观俘虏。”

结语

人类文明的幼年时代，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需要给一些基本的事物赋予特别的意义，借此获得超越的能力，洗澡一度被赋予超出人伦日常的仪式和宗教意义。随着人类的成长，开始可以更平实地面对世界，洗澡由此回归日常生活。正因此，关于近世洗澡的讨论，注定会是一个浅显直白的生活史话题，人伦日常就是生活本身，生活不需要那么多强加的意义的笼罩。近代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物质条件发展不够充分，国人的很多基本生活需求无法得到保障，洗澡在中国也是千姿百态。自然环境更多决定着洗澡的方式和频率。不过，要注意的是，由于澡堂的兴盛，洗澡在近代一度又具有社交功能，还无法完全回归个体生活日常的洗澡，在组织化的大背景下，有时也被赋予社会活动的意义，澡堂成为满足近代化导致的更为频繁的社会流动和社会交往需要的场所。

而且在政治不断日常化的大背景下，洗澡一度还被纳入政治的轨道，国共两党都有介入洗浴业的动作，国民党把洗澡作为新生活的一部分，中共则以洗澡为移风易俗的手段。这是洗澡在走下神坛时的一个小小曲折。真正让洗澡彻底回归到洗澡本身，还应在私人洗澡间几乎已经实现全覆盖的今天。也正由于此，站在今天的基点上，回顾一下近代中国人洗澡的历史，或许更能体会到百年来中国的巨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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