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黄鹤》是汉英对照“汉派作家作品译介计划”中的第一部。“汉派作家作品译介计划”是武汉市文联致力于武汉文学艺术形象的国际化表达和国际化传播推出的新举措，旨在积极推动武汉文学领军人物和其作品的海外传播。
《我见过黄鹤》收录183 首诗，主要选自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文学院院长、诗人张执浩的获奖诗集《高原上的野花》和近作《万古烧》。这些诗细心感受日常生活，抽丝剥茧地厘清街头巷尾、晚霞晨光里的波澜起伏，并通过贴切而非凡的诗歌语言表达出来。它们把原本平常的人生经历转化为诗意的内容，鲜活的意像，亲切的心灵触摸。让读者在阅读中仿佛亲身感受到滋滋冒着热气的青葱岁月、宽阔的江汉平原、容纳众生的胸怀 ，薪火相传的历程。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魏天无为本书撰写书评，并于外文出版社刊发。
詹姆斯·伍德曾说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下“带根的词”，诗人张执浩的写作也可作如是观：黄鹤是其中之一。
外文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张执浩中英双语诗集《我见过黄鹤》，只有用作书名的同题诗里写到这只神奇的大鸟：“啊它高飞/又低徊，一次次/掠过了汉阳树和鹦鹉洲……”
《我见过黄鹤》从诗人《高原上的野花》《万古烧》两本诗集中，收录了183首诗，分为七篇。译者何跃敏既是翻译家，也是文化研究者和大学教师，长期在弗吉尼亚一所州立高校执教。她在引言中认为，“张执浩的诗所用之修辞、词句之雅致、提振之力量，令人赏心悦目”（Zhang’s poetry is simply enjoyable with its eloquence, elegance, and elevating power.）。她在后记中也使用“故事”一词，说明诗人“总能从日常细节入手，低入高出，引领读者到入胜之处”，读者也乐于参与“始于欢愉、终于智慧”（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语言游戏。
这里所谓“故事”，并非情节之谓，是指他的诗往往从具体场景、人物，以及看似纤小的事物出发，生发某种喟叹，获取某种感悟；也或者，只是沉溺其间，凝视或摩挲，让事物发散不为粗枝大叶者所感知的辉光，营造温暖、惬意的氛围，磁石般吸引有同样渴望的人围拢过来。当然，也不妨从“故事”一词的本义上理解它。收入集中的《找信号的人》就“如实”记录了我给他讲过的真实故事。我曾参加学校组织的农村生源自主招生面试，以视频方式进行。一位甘肃考生因为没有电脑，举着手机爬上一座山峰寻找足够强的信号，最终未果而放弃。诗人由此写道：
我无数次想象过这样的/镜头：一个青年举着手机/奔跑在山岗上/山顶摇晃，永远不够高/他一边跑一边对着镜头大呼小叫/再也没有更高的山了/再也没有比先前诅咒过/如今还需要再诅咒一遍的生活/更让人无可奈何了/我曾无数次陷入在这样的生活中/张开嘴巴，却一言不发
作为教师的我只是为那位考生的遭遇而颇感心酸，课堂上提及时难以抑制声音的哽咽。诗人则由此场景进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的生活困境——“困境”一词在此获得了具象而令人难以释怀；而每个人也都可能经历过因深陷其中，“张开嘴巴，却一言不发”的时刻。
《找信号的人》或许算不上张执浩最好的诗，但确实有感而发，而又止于“一言不发”。这并不是诗人欲言又止，故弄玄虚，因为他深知——他也深信读者深知——生活常常让人无言以对；生活的底色不一定都是苦涩、难堪，但也有比这一切更加让人萦绕于怀的东西。他的名篇《高原上的野花》则干脆省去交代或铺垫，仅以诗题昭示场景，提笔即入内心：
我愿意为任何人生养如此众多的小美女/我愿意将我的祖国搬迁到/这里，在这里，我愿意/做一个永不愤世嫉俗的人/像那条来历不明的小溪/我愿意终日涕泪横流，以此表达/我真的愿意/做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
诗人曾自述这是他游历川西高原的偶得之作，“野花”于一刹那间成为埃兹拉·庞德所言“理智与情感的复合体”。正是在一个全新的、令人惊异的场景中，“小美女”“祖国”“愤世嫉俗”“涕泪横流”“披头散发”这些近乎媚俗的比喻、象征，这些“大词”“圣词”，被洗刷一新，重焕光彩；也可以说，诗人为这些通用词汇赋予极其个性化色彩。四个复沓的“我愿意”之后的“我真的愿意”，其实是以“真的”来表明，越是简单、纯粹的意愿，越是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某种程度上，这首八行短诗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在手法和结构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位于诗集的第一首诗《万古烧》同样具有“故事”的特质：
我买了一口好锅/可以用一辈子的那种/陶土的，有松木盖的/只要天塌不下来/我就可以一直用它/煲汤，烧肉/但更多的时候我宁愿/它就那样闲置着/像我一样空空如也/却不可测度
诗的结构上由物及“我”，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是“我”在凝视、揣度这个物。诗在外形上酷似传统咏物诗，都聚焦于物我的相似性；但咏物诗起笔于物，终结于物我合一：“我”的抽象的不凡气质、儒雅品性、高迈理想——简言之，特出的人格——因物而获得具象化表现。典型者如明代于谦《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但在张执浩的笔下，物我虽相似却依然各自独立；不是“我像物”而是“物像我”，“像我一样空空如也/却不可测度”。以物为象征或以物为“托”（托物言志）的写作惯性，在此得到某种修正：物既是日常器物也是亲密伙伴，且只有在“我”与物的亲密无间中，物的日常性光芒才会闪烁不已，“空空如也”与“不可测度”之间才会生发出隐匿在日常性中浅近亦深奥的哲思。那些认为日常性不值得书写，或很容易书写因而缺乏写作“难度”的人，实际上停留在自我对日常性的“想象”中，并未深入其中，得其三昧，犹如油浮于水。
张执浩的“目击成诗，脱口而出”的写作理念已为人所知，他的多首诗都可看作以诗喻诗，比如《写诗是……》《被词语找到的人》等。前首诗的结尾“写诗是记忆里的尖叫和回忆时的心跳”，强调的是诗的感性特质，也就是本书译者所言“故事”，或我们谈及的具体场景、人事，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界倡言的“及物”之“物”。诗始于感性，这是中外诗人与诗论家的共识，至于它落向何处，全看写作时的状态，也有赖语言的造化。不过，物之于张执浩，其作用不止于充当写作的触发点、取火石，更像是一头扎进世界——日常生活——的弹跳器：在厨房、菜场、解放路、汉阳门，在芡实与菱角、红糖与油条、蘑菇与木耳、秋葵与蛾眉豆……也在回忆里的岩子河，在最好的朋友与最亲的亲人中间，物物相连而成就生活的千姿百态。诗歌因此无比充实，但仍然显得“空空如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此后一代代诗人倾尽笔力，并不是为了填充、弥合这个“空”，毋宁说是纵身跃入其中，自在翱翔，去寻觅属于自己的汉阳树与鹦鹉洲，可栖息，可漫步，可遐思无限。
张执浩在同名随笔中提到，他在黄鹤楼下搬过五次家，在黄鹤楼下生活了三十多年。与其说这座江南名楼像影子一样追逐着他，不如说像一种灵光，携带着那只黄鹤高飞又低徊的羽翅的气流。置身其中的他既深感荣幸，又无以摆脱其“影响的焦虑”。他在随笔集《不如读诗》《传告后代人》中多次追溯这座楼的前生今世，进出其中的伟大诗人及其真挚友情。他在崔颢的名作中体悟到，好诗的生命力具有超越具体字词的神秘力量，那种“迥异奇崛的筋骨，以及无限延展的美学空间”，是艺术永恒的追求，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更易。伟大诗人总是立足此在而又超越当下，为后代人提供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
《我见过黄鹤》，这只并不存在的大鸟——如同诗人承认的——就这样翱翔在想象的湛蓝天空中，却又与汉阳树、鹦鹉洲的真实存在相依相偎：武汉人都不会容忍对这种相依相偎的质疑，尽管后者也已消失于历史尘烟中。你可以说黄鹤是艺术真实或心理现实的产物，但它诞生于真实情境中，又超越了地理景观，金光四散。借用一句话说，诗人或许不能想象真实的黄鹤，但可以真实地想象黄鹤。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