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流亭这片充满历史底蕴与文化色彩的大地上，流传着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些故事如同璀璨星辰，点缀在岁月的长河中。今天就让我们走近流亭街道，一起感受流亭独特的文化魅力。
河流入海处称为“口”，白沙河入海口在女姑山侧，但称为“女姑口”而并非“白沙口”。女姑口是从秦朝到民国两千年的海上贸易港，是青岛三大港口之一，可以说，有了女姑口，才有了城阳的发展，才有了流亭大集。
古海港形成有其基本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要求：首先是可以避风，女姑山形成女姑口的天然防波堤，其次是湾泊登岸方便，再次是人口聚集有消纳和吞吐货物的能力。女姑口堪称适逢其会，因而秦汉时期已经成为交通贸易口岸。在汉不其城故址，1950年前后曾数次发掘汉墓，墓葬中有大批彩釉陶器等物，据认定是江浙一带所产，且应该是水陆运达，可为女姑口早期海港活动的佐证。
秦汉
《汉书·朝鲜传》载，西汉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调发5万大军，从海路和陆路前往朝鲜半岛平定卫氏朝鲜右渠王的反叛。从海路出发的水军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水军船队的启航处便是胶州湾东北岸的女姑口。
南北朝
《宋书》载，420年（南北朝时期），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朝，史称“刘宋”。泰始四年（468），刘宋置东青州，州治为不其，女姑口仍为海口。刘宋与北魏曾在女姑口进行海战，刘宋军败，不其被北魏所占。
唐
《旧唐书·太宗下》载，贞观十八年（664）十月派兵征高句丽。志书记载，唐军曾在今女姑口、杨埠寨（养补寨）一带，补充粮食、淡水，并在白沙河畔修建了观音寺。
明
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即倭寇）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对此，洪武年间（1368-1398），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政策。
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即墨城阳社海商牛稼，通过打通巡检司的关节，得到浮海通商的默许。于是牛稼便租船经营着从金家口（今城阳京口）到南方淮安一带的海上贸易。牛稼获利颇丰，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海商。
明万历六年（1578），进士出身的许铤出任即墨知县，他毅然上书朝廷要求开海通商。许铤在上书中以牛稼为例，论证了“开海通商于国于民皆有益处”的道理。他主张开放女姑口、青岛口、金家口（今即墨金口）等即墨沿海口岸。清代同治女姑口《重整旧规》碑记载：“自前明许公奏青岛、女姑等口准行海运，于是百物鳞集，千艘云屯，南北之货即通，农商之利益溥。”女姑口盛况昭然可见。
清
清朝建立后，沿袭明朝海禁制度。此后，清政府又先后五次颁布禁海令，厉行海禁，这期间的女姑口被迫闭港。原来从事海上贸易的商船皆被官府封存，海商们也被迫改行务农。在近30年的海禁期间，往日船舶进出的女姑口码头一片萧条，泥沙淤塞也越来越严重。到了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发布谕令取消海禁，正式宣布开海通商。
清康熙海禁开后，女姑口港航贸易亦有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女姑口“亿亭号”的遗物《南北则例本》 （1845年手抄本），为女姑口港航贸易提供了有力证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前后，女姑口已有相当规模，商铺林立，沿岸有仓库设施，货物卸岸后，有的进入仓库，有的凭借车辆担杖运至各处。
《南北则例本》揭示，进出女姑口的船舶有刁船、宁船、沙船、瓜篓船和山东平底船等，各船种进出女姑口税种有差，总起来有正税、查船费、丰湖费、进口税以及各种杂税（费）计25种。
清咸丰九年 （1859），侍郎郭嵩焘奉命考察山东口岸税务状况。是时，在塔埠头、金家口设有厘税局，青岛口、女姑口设有分局。
咸丰十一年（1861），山东烟台设东海关，在女姑口设了海关分卡，足以说明道光至咸丰年间女姑口的地位。
同治十一年（1871），女姑口港航贸易进一步发展，女姑众商因“旧章渐湮，货物交易或失公平之心，钧石轻重，不无出入之异”，为了公平交易，故重整旧例，更创新规，并刻石记之。
德国侵占胶澳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设胶海关，女姑口脱离东海关的隶辖，成为胶海关下的女姑口分卡。
撰写于清代光绪年间的《即墨县乡土志》，则记载了女姑口等港口的进出口货物情况。《即墨县乡土志·商务》中载，大宗披猪、核桃、杏仁、大白菜、豆油等山东特产均由女姑口，经水陆运往江南各地；同时，来自福建的大宗桐柴、奉天的木段和料板，也经由水陆来到女姑口，并将女姑口作为销场予以销售。
至20世纪20年代初，女姑口海关分卡仍在行使其正常职能。但随着船舶货物装卸集散向青岛大港、小港的转移，女姑口逐渐衰败，随着港口淤废，女姑口海关分卡亦被裁撤了。
至今，在城阳博物馆中陈列的齐刀币诉说着女姑港口的先秦岁月，而《胶澳志》则满写着女姑口的近代繁华：湾阔而水深，方向位置举得其宜，外当黄海之门户，内通中原之奥区，固天然之商业地也。且黄海舟楫之利，秦汉已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