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异人必有异相。如古代帝王，几乎无不具有“奇骨”“重瞳”“龙章凤姿”等一些典型的外貌与形体特征。但没有哪位帝王的相貌，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充满传奇色彩。朱元璋存世画像有正像与异相，或称真容与疑像之别。为什么一个人会有两副面孔？朱元璋相貌之变的推手是谁？这两副容貌是如何在文本与图像中形成并广为传播的？本文将通过对文献与图像两种历史材料的追踪，探析朱元璋相貌之变背后的政治与文化意涵。
据《明史》记载，朱元璋的相貌，对其发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郭子兴传》记子兴据濠州，太祖往从之，“门者疑其谍，执以告子兴。子兴奇太祖状貌，解缚与语，收帐下，为十夫长，数从战有功。子兴喜，其次妻小张夫人亦指目太祖曰：‘此异人也。’乃妻以所抚马公女，是为孝慈高皇后。”“正史”的记载令人印象深刻，是支持朱元璋异相说的重要文献基础，有必要对其史源加以梳理。
其实，朱元璋曾撰《纪梦》一文，回忆他入城之际为人所执，“城门守者不由分诉，执而欲斩之。良久得释，被收为步卒。”其中并无郭子兴“奇其状貌”的内容，甚至没提郭氏出手相救之事。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为滁州郭子兴庙立碑，《敕赐滁阳王庙碑》根据朱元璋本人提供的材料说：“（上）抵其城，为门者所执，将欲加害。人以告王（郭子兴），王亲驰活之，抚之麾下。间召与语，异之，取为亲兵。”《滁阳王庙碑》相比《纪梦》，补充了郭子兴“亲驰活之”的情节，称拔擢他为亲兵，是因为“间召与语，异之”，当是异其谈吐，未及其相貌。然而《明太祖实录》记述此事，已发生变化：“门者疑以为谍，执之，欲加害。人以告（郭）子兴，子兴遣人追至，见上状貌奇伟异常人，因问所以来。具告之故。子兴喜，遂留置左右。”朱元璋得郭子兴知遇之故，已由“与语异之”潜变为爱其“状貌奇伟异常人”。郭氏次夫人之语，亦见《滁阳王庙碑》，称郭子兴欲为朱元璋择配，“次夫人忽惋惜谓王曰：‘方今兵乱，正当收召豪杰。是子举止异常，若不抚于家，使为他人之亲，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次夫人谓朱元璋“举止异常”，是称赞他才干出众，亦非诧其容貌。通过对文献的追踪，可知《明史》所记朱元璋初从军时，因其“状貌”异常而获得特别的机遇，殆非朱元璋口述原始史料的本意，在传播过程中已发生变异。其变化之始，可追溯到永乐间重修的《明太祖实录》。永乐初所修《天潢玉牒》，记明太祖开创事迹，该书载有许多奇异事件，为明王朝的开国史披上一层神秘面纱。如谓朱元璋微时，“往来濠城，有一奇士，指太祖言：‘此非凡人。’因避而弗敢入城”。这是笔者所见太祖之“奇”的最早文本。这位“奇士”指朱氏为非凡之人，至乃逊避不敢与之同城，可是没有说明朱元璋奇在何处。到永乐十一年（1413）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已着力刻画朱元璋“非凡”的外貌：“（上）龙髯长郁，然项上奇骨隐起至顶，威仪天表，望之如神”。碑文中的朱元璋，生着一部长而茂密的龙须，项上“奇骨”隆起，隐然上行，直至头顶，确乎一副骇人的异相，或更确切地说，是一张具象的“龙颜”。然而朱元璋的“奇骨”并非天生，而是在他登基前不久突然形成的。事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八，吴元年十二月戊申条：“上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傅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今见《太祖实录》为永乐九年至十六年的三修本，与碑文同一时期。考虑到更早的《天潢玉牒》尚未将朱元璋的“非凡”坐实，孝陵碑出现“项上奇骨”而未明其故，唯实录介绍最详，因推断其演变过程应是：朱元璋对其出身原本朴实的自述，如“朕本农夫”“淮右布衣”等，到永乐初年已开始添加神异的因子（“非凡人”），但还未形成具体的表象符号。到永乐中年建孝陵圣德碑，这一符号（即“奇骨”）诞生了，并被进一步加工，写入实录。实录的记载更具神秘色彩，实际上起到了为“奇骨”解码的作用。梦一类的记事，本在实录凡例之外，但《太祖实录》破例记载此事，且将这个在现实中得到呼应的“异梦”系于吴元年（1367）十二月戊申，别有用心。因为这一神秘事件就发生在朱元璋紧锣密鼓筹备称帝之际，他随即于次月，即戊申年（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乙亥日登基。以彼戊申日暗指此戊申年，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事实上，正是《太祖实录》开始系统地利用相术原理构建朱元璋奇特的容貌特征。朱元璋由奇人到奇貌的变化，并非野史向壁虚构，它由官方的历史书写首先完成，《太祖实录》反复渲染太祖相貌的奇伟，是这一转换的关键。实录在追述朱元璋少年之事时，赞曰：“上稍长，姿貌雄杰，志意廓然，独居沉念，人莫能测。”《明史》据此写道：“（上）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奇骨贯顶”是对“奇骨”的发展，但这四个字在实录原文里尚未出现，只是到了明晚期始为描述朱元璋容貌的经典用词。《明史》乃径采之，羼入历史文本中，实际上是用后起的观念对历史本态进行追改式的重写。实录还记载：已入寺为僧的朱元璋，一日游方至六安，有老儒相其面曰：“我观贵相非凡。我善星历，试言汝生年月日为推之”云云。前引《天潢玉牒》的“奇士”指元璋为“非凡人”，此老儒也是一奇士，他用相术及星历之学，准确推出朱元璋非凡的命造。如果我们从官方文献叙事的连贯性上观察，会发现，朱元璋之奇与非凡，正由空泛一步步落到实处。老儒相面，是朱元璋“贵相”的最早记录。围绕朱元璋何以发迹，《太祖实录》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它主要的理论工具，就是相术。朱棣与其父不同，在诸般术数里，他比较偏好相术，在其发迹史上，相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影响必然渗透到实录等官方文献的修纂中，成为解构、重塑本朝历史的工具。当然，对于“得国不正”的他，这主要还是为了服从他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说，朱元璋相貌之变，其子朱棣是第一个“整容师”。明初著名相士袁忠彻在景泰二年（1451年）编纂《古今识鉴》一书，其中记一个叫铁冠的方士为尚居人下的朱元璋相面，语曰：明公状貌非常，龙瞳凤目，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丽天，辅骨插鬓，声音洪亮，贵不可言。但四维滞气，如云行月出之状，所喜者准头黄明，贯于天庭。直待神采焕发，如风扫阴翳，即受命之日也，应在一千日内。可看到，此时朱元璋尚未“奇骨贯顶”，还只是“辅骨插鬓”（又叫“辅角插天骨”，以辅骨长耸为上，是清贵之像）。在《古今识鉴》中，有多位士人生有此像，似乎并不甚奇。“奇骨贯顶”就非常尊贵了，指额正面头骨方正而大（名伏羲骨），上至头顶百会穴，相书又称朝天伏羲骨、方伏羲骨，也就是常说的“日角相”，多被视作古代帝王之奇品骨相。相语中常见龙行虎步、龙姿凤质、天日之表一类的判语，其实与形容人器宇轩昂一样，盖皆泛语，不是具体的体态描绘，“奇骨”却是一种较为显眼的体貌特征。然而，无论是孝陵神功圣德碑，还是《太祖实录》，它们所描绘的项上奇骨，与此并不相类。所谓“奇骨贯顶”，应是后人借用相术词汇对朱元璋“奇貌”所作的符号化的再概括。虽然孝陵碑与实录首发“奇骨”之端，但“奇骨贯顶”一说还未出现在《古今识鉴》里，而到明晚期何乔远撰《名山藏》时，已称“太祖日章天质，凤目龙姿，声如洪钟，奇骨贯顶”，全然为相学家口吻。由于《名山藏》出世较晚，作者应受到当时流传的太祖异相的影响，可能属于“看图说话”。又由于相术的广泛影响，相家术语强烈渗透到文艺创作及人们的日常话语中，“奇骨贯顶”之类多属俗语套话，未必一定都有史料的渊源与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古今识鉴》对朱元璋容貌“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丽天，辅骨插鬓”的形容，已与传世的异相或丑像颇为相似了。天地是指天庭和地阁，分别象征额头和下巴，相朝之状，是形容其突崛相对——异相的朱元璋，不正长着一张两头弯弯的鞋拔子脸（或称“猪龙形”）吗？考虑到铁冠此人都不太可靠，则他所称的“明公状貌非常”，很可能就是袁忠彻本人的生花妙笔，不过借铁冠做代言罢了。显然，这副以相术理论为依据写出的太祖容貌，已较官方钦定的版本有了更大的丰富，加进了相术家自己的想象与改造。如果说，永乐时期的碑文、实录，为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的“形象建设”，指出了一个神性的方向。这有一个过程，那么到袁忠彻奉敕辑纂《古今识鉴》时，已“实证”地推出一个颇具异相的太祖皇帝了。明中期正统、景泰时的太祖御容，已经显出奇异的特性，但还走得不太远；至少这时，朱元璋的脸孔上还没有“黑子”，奇骨还未贯顶，“龙颜”也还没有异化为一副丑陋不堪的猪龙之形。
二、朱元璋“异相”中的符号意蕴
隆庆中任南京工部尚书的张瀚回忆曾于南京武英殿见太祖御容，其像“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奇异之像大不类。”从其记载来看，到明代中晚期，太祖异相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比如万历时人张萱之父在云南作知县时，曾于黔国公府“摹高皇御容，龙形虬髯，左脸有十二黑子，其状甚奇，与世俗所传相同，似为真矣”。后来张萱在京为官，“始得内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须髯皆为银丝，可数，不甚修，无所谓龙形虬髯、十二黑子也”。较之只有京官才能瞻仰的太祖正像，异相传播更广，留给人们的印象更为深刻。那么是否能为朱元璋异相的产生及流传设定一个时段上限呢？这里先提供一些与朱元璋相貌有关的旁证材料，如朱元璋侄子朱文正，“貌类高帝”。宗室中，宪宗第十三子荣庄王祐枢，也是“状貌类高帝”。这两位王子都和朱元璋长得像，但没有他们相貌怪异的记载。臣子中也有“貌类”的，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进士山阴人陈思道，仕至礼部侍郎，此人生平“有二异”，其一就是“貌酷肖御容”。然查张岱《越中三不朽图赞·陈行父公像传》所存陈思道官服像，其面容并无奇处。成化进士陆容记：“闻苏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国工所塑。永乐初有阖百户者，除至苏州卫，偶见之，拜且泣。人问故，云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识天颜，此像盖逼真已。”此事祝允明《前闻记·天王堂土地》亦载。陆、祝二人都是明中期苏州人，在他们的记述中，均未提到朱元璋相貌怪异。综合以上明初至明中期人“貌类高帝”的材料，似可推断，在明代中期前，朱元璋怪异之像尚未广为流传；朱元璋完成由“奇貌”向异相的转变，大约在嘉靖时期，其后始大量出现太祖异相之记载及绘画。
三、对朱元璋“异相”及其传播的政治文化考察
异相中的朱元璋，容貌险奇怪异，有的还满脸布有黑子——这是一副惊人的相貌。对其真实性，历来讨论颇多，有信以为真容者，也有人视之为疑像。赵汝珍《古董辨疑》说：“朱元璋传世之御容有二，一为温文儒雅、五官端正者，一为雄豪奇伟、深目长颊者。二者均常见之，南薰殿各代帝王像，二像均有之。数年前南京明孝陵之享堂尚同时供此二像。明太祖亦同常人，绝不能有二像，是其中必有一伪，惟孰真孰伪，前人未有纪录，凭空推想亦难确定。但以理推之，当以深目长颊者为真，盖此像迹近侮辱，含有朱豬之意，若非真像，在专制时代无人敢为之，况其子孙又奉祀之，其必为真像，盖可知也。”赵氏之见实存罅漏，如谓“数年前南京明孝陵之享堂尚同时供此二像”，已在清末，恐怕难称“（朱明）子孙又奉祀之”吧！一个人长那样一副尊容，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许多人虽然不做定论，还是倾向认为丑像“非真”，如明人王圻编集的《三才图会》，即不取异相。其实，与画像孰真孰假的推想之词比起来，对朱元璋一人而具两副容貌做出解释，更具价值；其中持“疑像”说者最多，又有三说：其一，明末清初人谈迁说：“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识其貌，所赐诸王侯御容一，盖疑像也。真幅藏之太庙。”此说似难成立，其本身就存在矛盾：微行恐人识其貌，与赐诸王侯御容何干？难道“诸王侯”还会不识今上真容？且朱元璋在位，主要依靠公朝理政，经常临朝亲断政事，何曾担心臣民会认得他！何况好多朱元璋“微行”故事，还是后世野史敷衍出来的。其二，清初人宋起凤《稗说》说，南京二寺有两种朱元璋御容，灵谷寺者为一草本（大概指不设色的纸本），其像“望若龙状”；鸡鸣寺者为“五官端好”“面无纤痕”的彩绘图像。“二处凡游者，必请主僧展礼。两地迥殊，不知其孰是。或曰灵谷者上令工为之，宣威外域尔，非真也”。其三，与上说近似，但不称“宣威外域”，说是朱元璋在得天下前为威服世人伪造的。当元运已终，天下大乱之时，第一个以相貌之奇来主动承受天命的，是布贩子出身的徐寿辉。《明史·徐寿辉传》载：“元末盗起，……奇寿辉状貌，遂推为主。”似乎朱元璋也希望有一副徐寿辉那样有号召力的脸孔。此说很为人深信，因为它为朱元璋不合常理地拥有两种面容，且异相太过惊人，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然此说实难成立。因为徐寿辉很快为部下所弑，朱元璋应该很清楚，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生存，一副奇貌是靠不住的。如果说他欲借一副由天命符号构成的写意面孔，来传达他才是真命天子的讯号，就更不可信了。因为朱元璋即便已为江南兵力最盛的诸侯，仍在名义上依附于韩林儿龙凤政权。这是他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的策略，假造异像之说，有违于此。以上三说皆认为异相出自朱元璋刻意的伪造。然而“异人”之像，“奇”固然重要，还须配一“伟”字，“奇伟”之像才是完美的。历代帝王画像，虽然都会在造型中融入一些符合相理的特征，如大耳、丰准、广额等，并且成为古代造像的基本手法；画师们在追求面容相似的前提下，都会表现渲染一下这些代表尊贵的符号。但前提是，必须符合大众基本的审美观，尤其是面容。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位“隆准而龙颜，美须髯”的美丈夫，他也有“七十二黑子”，但长在左股上，而不像朱元璋，满脸落花，实在破相得很。反观朱元璋的怪像，却是那样丑陋不堪，甚至十分猥琐，毫无贵气可言。朱元璋常常自拟汉高祖，甚至还觉其输于己，他会以那样的丑态来自贬吗？2、朱元璋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是其迥然相异外貌的基础朱元璋的本像绝不如此骇人，只是他的儿子朱棣在篡位后，对开国历史进行了重塑，一个重要表现是：洪武朝的异人与异迹骤然增多；永乐以后，与朱元璋有关的各种圣瑞与“神迹”的传说更如井喷，一个神化、传奇的朱元璋逐渐从其平常人的面貌中脱脱而出。通过前文对文献及图像的追踪，不难发现，这两种历史材料的演变大致是相对应的。从朱元璋的相貌被泛泛地形容为“姿貌雄杰”“异常人”，到符合相术上“辅骨插鬓”的特征，再升格为极贵的“奇骨贯顶”，体现出一个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了整个的明朝中前期。其表现便是朱元璋的容貌越来越奇，也越来越“丑”。换言之，朱元璋的容貌在传世的过程中，经历了改造、加工，不断被添进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信息符号，如奇怪的脸型，突出的五官特征，以及12、24、36、72不等或“盈面”的黑痣等，最后变成一副“猪龙”之形。异相中朱元璋相貌并不完全相同（如有的就没有黑子），正是加工者手法、观念及心态不同的表现。它是民间的集体创作，远比宫廷画家的“稍加穆穆之容”要大胆和没有顾忌。这个过程又与时代大变迁的背景下，朱元璋形象的迅速演变相对应。首先应指出，朱元璋先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才会产生两副迥然相异的面貌。明中期以后，本朝太祖的形象，变异速度加快，在大众观念中的“人格”发生分裂：一方面，他是雄才大略的旷代圣主和明君，一方面，他又是超级嗜血的暴君和凶徒，在野史、笔记、口传、戏剧中出现了大量描写他无知、猜忌、多疑、滥杀的故事。其情节或真或幻，或虚或实，但他残杀画工的众多传说，则无疑加剧了人们对他真实容貌的怀疑。张瀚就猜测说：“相传太祖图像时杀数人，后一人得免。意者民间所传，即后一人所写，未可知也。”与其正像为官方标准像，而异相多被民间奉为真身一样，朱元璋圣明的正面形象是官方、正史的语言，而那些掺杂了各种离奇、惊骇内容的故事形象，主要出自民间的演义与加工。当然，朝野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它们是积极互动的，如本文指出的，朱元璋相貌之变，发轫者正是官方，但相貌如何继续演变，却成了民间的自由创作，超出了官方的控制。但宫廷和上层后来也部分地接受了太祖皇帝那张不同寻常的丑像，否则黔国公府也不会尊藏悬挂——由于相学思想对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性影响，即便朱元璋的子孙，对其祖先那些与正像不合、不雅，但是显出“雄奇”的异相，也不会感到不满，甚至还可能津津乐道。朱元璋的形象塑造，其基础是人们对开国历史的集体记忆，而诱发其变的指针，则是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与需要。明中期以后，政治腐败，国势日衰，怀旧之思成为人们宣泄不满的一个窗口（万历年间海瑞重提太祖以剥皮重典惩贪的旧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内矛盾重重，北虏南倭，交相来袭。当国家和社会面临严峻的危机，而人们又觉拯溺无力时，太祖皇帝“扫孽胡而握汉统”的开创之功，以及在位期间强力整肃吏治，实现政治清明的“伟大功绩”，就更令人称羡怀念了。太祖何以“不阶寸土一民”而得天下？成为士大夫和普通百姓久议不衰的话题。而对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人只能用“天命”来解释。如何察知天命呢？往往依靠包括相士在内的各类术士、方士的中介。明代方术之风甚盛，尤其是成祖凭着一副龙颜得天下后，相术与政治的结合愈加紧密，愈为突出。如成化十二年的“侯得权之变”，侯得权本是一游方僧，止因有一副“奇貌”，就不断有术士奉承他是天子的贵造。他初时尚不自信，直到有术士拿也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来鼓励他，他才笃信，以为只要相貌足够“奇”，命中就一定有非分可希。侯得权迅速扩大了他的门徒队伍，就连许多宫廷宦官都甘心拜在他门下，奉他为“上师”。只凭一副奇像，就想做皇帝，侯得权并非独例。正德年间，封在宁夏的安化王朱寘鐇，也是听信术士说他相貌奇伟，辄敢称兵造反。曾几何时，相人术被朱棣借来为自己篡逆披上天命的外衣，但他想不到，相术之理也会成为反抗皇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大量相术支配人行动的事例证明，通过相貌特征来研判人之祸福休咎，在群众中有着非常坚实的根基，是异常典型的群众心理。在此语境之下，朱元璋的面孔自然在变形中愈放愈大了。人们总在试图探索朱元璋真实的相貌。其实，根据传播学理论，所谓真实，包括三个层次：客观真实、媒介真实和心理真实（即主观真实）。媒介真实是借助符号再现的，根据相理“易容”的朱元璋，脸上集中体现了诸多的相学符号，如黑痣、龙形、虬髯、五岳特征等；尽管它离开朱元璋的真容（即客观真实）已不啻千里，但媒介真实比起原态之物更为饱满、精彩而多幻。在朱元璋面貌及形象的传播中，“真实”通过两套媒介体系传播：官方的正史、碑文、玉牒，以及陵寝、太庙等处悬挂的御容等；和民间传说、故事、小说、戏曲、口碑、私史、私绘帝王图像等。显然，两者都有各自的叙事框架，在传播中进行有意的选择、加工与引导，试图建立符合各自取向的观念架构。然而它们在议题和符号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交叉，这两条线索、两种真实，交相影响，积极互动，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之下，形成大众认知上的“主观真实”（或称“受众现实”）——那就是一个谜一般的传奇皇帝朱元璋。人们似乎更乐意接受朱元璋的怪异之像，即便到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孙文率国府众僚参谒孝陵时，所奉的仍是一幅朱元璋的异像。这或许是因为，正像中的朱元璋，只是一位器宇轩昂的封建帝王，而那些“丑”而奇特的面孔却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隐含了更多的话语，更符合人们对神秘力量的崇拜心理（这也是民间秘密宗教设像的一般特点）。“朱元璋”这位复杂诡谲的帝王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按照自己的观念、想象和需要集体创造出来的。北大医学部教授：如何活得长、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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