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得缘，至四川大邑安仁古镇游览了刘文彩庄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四川大邑的刘文彩和山东栖霞的“牟二黑子”是被作为全国农村地主阶级的代表来进行批判的。这两处庄园也被当作了对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的最佳场所。如今，时过境迁，这两个地方都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牟氏庄园我早就去过，对比刘氏庄园，南方的地主与北方的地主在获取第一桶金、积累财富、庄园建设及为人处世等方面有巨大的不同。这固然有时代差异的原因，主要还是南北文化方面的差异造成的。
一、牟氏庄园与刘氏庄园比较
牟氏庄园位于山东栖霞，始建于清雍正年间，止于民国二十四年，经历牟氏家族五代人近200年的历史建成，拥有三组六院厅堂楼厢，造型古朴，布局井然，现保存厅堂楼厢四百八十多间，占地两万多平方米，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封建地主庄园。1947年土改复查时，牟氏家族共约有6万2千亩的土地和12万亩的山岚。
刘氏庄园位于四川大邑，始建于清朝末年，止于民国末年，由刘氏宗族各自建成。是典型的川西坝子建筑风格。庄园占地7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达2万平方米，房屋间数350余间，为南北相望相距300米的两大建筑群。老庄园呈不规则多边形，四周由6米多高的风火砖墙围绕，7道大门，内有27道天井，180余间房屋，3个花园。庄园内重墙夹巷，厚门铁锁，秘室复道，布局零乱，整座庄园宛若黑沉沉的迷宫建筑。刘文彩死前拥有田产１２０００余亩，公馆２９个、街房６８４间、当铺５个、碾子１０座、、银行字号２２处。
从资产上看，刘氏家族实力应强于牟氏家族。从庄园结构来看，牟氏庄园规划超前，房屋布局严谨讲究，家族之间隔墙而住，房屋建筑风格统一，各开其门，对外称堂号。而刘氏庄园则受地貌条件限制和近代思想的影响，家族兄弟各建其房，房屋自称公馆，各有特色。两个庄园完美体现了“南敞北封”的中国建筑特点。
二、牟氏家族与刘氏家族发家与发展比较
中国南方经济文化活跃，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而中国北方政治活跃，多注重国营商业。由于实现财富的时期不同，牟氏家族的发展史与刘氏家族差异较大。
牟氏家族发展更体现古代封建地主的财富积累和文化思想的特点。牟氏来自湖北公安，原家贫族弱，后发奋由族中子弟读取功名，在康熙初年成为栖霞县四大家族之一。现在人人称道的牟氏庄园起初仅是清朝雍正年间开始建造，牟氏作为山东头号大地主的发家史正是从此时开始。牟二黑父亲虽也读书，但家里农活太多，只得了个太学生，分家后，虽十分勤快，却难以发家。后来清政府对东北粮食解禁开始外放时，他有个远房兄长在京做官，知晓较早，遂租船前往辽东贩运卖粮食，并趁灾荒借贷换地，开始发家，家里的土地渐渐由本村扩展到外村，至其子主持家务时已有土地上千亩。牟氏庄园从此开始走向了发展兴盛的道路。牟氏的发迹人牟二黑，虽聪明绝顶，却不喜欢按父亲意愿考取功名，可能是因为同期他做官的堂兄们家境都十分贫穷。他专于农活，精于理财，在嘉庆十年（1806）便提出“人不患无财，患不善用其财”的主张，终其一生，广置田地山岚，善于利用天灾人祸廉价收购土地，如道光十五、十六年，栖霞大风灾，庄稼皆毁，他从东北贩来一船高粱，便从饥民手里换得大量田地。另外在太平天国捻军转战山东时也购置了大量的田产。至牟二黑去世时，其土地和山峦已发展至四万亩。
牟二黑对家族的发展经营，主要有六条原则：一是制约子孙，严守祖训，读书耕作，生活勤俭，家族人员在1920年前没有人吸大烟、嫖娼、赌钱就可以看出；二是庄园设置管理机构--帐房，进行全方位理财，每人吃穿用均有定制；三是花钱买官，严访官府敲诈，其中最捐官最高的一次是光绪三十一年用一万八千两捐了个三品加三级的兵部郎中，实则为从一品；四是支援国难，求取官府保护。每次天灾人祸都积极向官府捐款救济，如捐款办书院，第二次鸦片战争京津告急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都捐了一千两银子；五是广行善事，缓和与各种人矛盾，是满足乞丐群生活要求，杜绝土匪抢劫。如栖霞每次农民起义攻城，城外的牟氏庄园都是起义军的驻地，但这也给庄园留下了隐患。六是采取低租金政策，建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牟氏的地租可以说在整个北方大地主中是较低的，一亩好地也只收一斗，约为收成的二、三成，无地的农民们都希望能租种牟家的土地，并且庄园免费提供住处，只在农闲时给庄园打差即可。直到1920年后，由于牟氏家族走向奢靡且被各级军政府盘剥，牟氏家族被迫渐渐加大收租，最后达到五成之多，对佃户的剥削加重，就有了宣传中的阶级矛盾，关于牟氏勤俭的家风、家财之多，当地多有传说，几乎当地每一个古镇都村人都会给你讲述一段。
刘氏家族发展则全面体现了近代南方封建资本财富擢取的文化思想。刘文彩30岁以前，走的其实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农民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发家路线。刘文彩的父母不过是一个拥有十来间房的小四合院，几十亩田产的乡下小地主。直到１９２０年刘父去世时田产也没超过１００亩。而仅仅二十多年之后，刘文彩就已经拥有田产１２０００余亩，公馆２９个、街房６８４间、当铺５个、碾子１０座、、银行字号２２处。绝对是“暴富”的典型啊！刘文彩的成功靠的是其能干的兄弟——刘文辉。刘文彩先后被委任为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局长、叙南船捐局长、川南护商处长、川南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捐税总局总办、叙南清乡中将司令等职。兄弟俩一个抓印把子，一个抓钱袋子，配合得得心应手。这种先进经验如此成功，以至于现如今依然是古今各地喜闻乐见的致富模式，党政军里亲戚套亲戚，经济领域亲友助亲友。
与牟氏家族等大多数的保守型地主不同，刘文彩的发迹，依靠的不是精打细算和勤俭持家，而是通过两条非正常途径：一方面是他倚仗其胞弟军阀刘文辉的权势，从一个小财主一跃成为掌管宜宾、江安等几十个县的川南税捐总办，得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则是他控制下的十万袍哥，即所谓“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
牟氏家族与刘氏家族的发展是中国富豪历史发展的写照，既有牟氏这样信奉“勤俭家风，耕读世家”依靠多代积累财富，也有如刘氏家族一样信奉“天官赐福”依靠官商勾结实现财富暴增。
三、牟氏家族和刘氏家族的盘剥比较
财富的多少本身并不是判断某人好坏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法。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牟氏家族与刘氏家族对贫雇农们的盘剥，文革时期的宣传确有些不实之处，但不能就此否定这些地主们对贫民阶层的压迫。
牟氏家族的主要问题出现在牟氏后人抛弃了牟二黑的经营原则，追求奢靡腐化的生活，对雇农们不断增加租金，影响到他们的基础生活。而在收租过程中，由于雇农们交不起租金而发生的催租、夺产的事不断增加。刘氏家族的情况比牟氏要严重的多。有鉴于刘文辉在军阀混战的乱局中随时有可能败走的现实考量，刘文彩的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倾销和变相高利贷，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敛财效果。其硬性规定各商号“只许赚钱，不许亏折”，年利率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规定“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由此，以权力开道，其他同类商家只能倒闭关门。财产来的太快和太容易，也滋生了刘文彩在生活腐化堕落，崇尚封建统治和个人独裁，谁对他不敬他就将人置之死地。“收租院”发生的事虽然有些不是刘文彩做的，但大部分肯定是真实的。
我国在评价一个人时，不习惯多角度分析，我们表面承认“人无完人”实际却推崇“非黑即白”。客观评价地主阶层，做过一些坏事，也做过一些好事，就对社会的危害来说，牟二黑这样的地主比刘文彩之类的好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