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尹博编辑整理
1928 年初，当中国学者吴金鼎为致力于寻找中国独立的彩陶文化时，精美的磨光黑陶从城子崖遗址破土而出，以黑陶为典型特征的“龙山文化”从此被世人知晓，西方学者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变得不攻自破……1929 年 12 月，当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周口店兴奋地断定出远古人类的遗骨时，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得到了确证，几十万年前北京就有人类生存的事实使得举世皆惊……
百年的中国考古学从 20 世纪 20 年代伊始，一代代学人们前仆后继，一批批重大发现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出，中国的考古学不断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考古的魅力正在于探索与发现，甚至是颠覆人们的认知，考古人有何慧眼，能够看到人们看不到的东西呢？是知识，是直觉，是运气？让我们从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了解这些惊人发现背后的故事。
01
“北京人”与安特生
1918 年 2 月，在北京任教的著名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送给了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一份礼物——一份带着红色粘土的骨骼化石。麦格雷戈·吉布告诉安特生，这份化石是从周口店鸡骨山的山崖获得的，鸡骨山就是因为红土中潜藏大量鸟类骨骼而得名的，而且周口店附近类似堆积物的石灰岩洞穴极多。
安特生（1874.7.3～1960.10.29）
周口店当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但安特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西方学者对中国“龙骨”极感兴趣。
在 20 世纪初，一个德国人在北京买到了不少被当作中药材的“龙骨”和“龙齿”，这些“龙骨”“龙齿”经由一番波折，被德国古脊椎学家施洛塞尔教授获得。对“龙骨”“龙齿”进行了鉴定，一下子竟然发现了两颗符合人类特征的牙齿，人类牙齿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强烈关注。这些龙骨的出处经由西方学者的追查，产出于中国的直隶地界。
安特生在 1917 年就产生了为瑞典博物馆采集一些“龙骨”带回去的念头，而周口店鸡骨山就在直隶地区，所以安特生一听说到周口店有骨骼化石，就一定想要去一探究竟。
3 月初，安特生就骑着毛驴颠簸地到了周口店，在两天的考察中，他发现很多堆积物已经被剥离了。在小规模地发掘后，安特生发现了很多啮齿类和肉食动物的化石，当地人不能识别出这些化石，所以管它们叫鸡骨。遗憾的是，安特生这次考察并没有更大的发现。
但化石产地的发现对安特生产生了激励，安特生一直把对鸡骨山的考察放在心里。1921 年，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了中国并与安特生进行了合作。安特生同样派师丹斯基去了鸡骨山附近发掘。
在安特生带队的一次发掘中，有一位当地人看他们挖掘鸡骨山，看他们正在挖化石，就好心地告诉他们说，在这里再挖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收获，我知道离这不远的一个地方，那边的龙骨更大一些。
安特生没有放过任何线索，立刻向那个当地人进行了问询。这次考察中，在一条矿墙的裂缝里，安特生发现了特别像人类的原始工具、有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安特生想，这种碎片的锋利程度足以切割兽肉，这会不会是我们祖先用过的东西呢？
安特生更加坚定自己的挖掘信念了，他曾说：“等着吧，总有一天，这里将变成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对同行的对师丹斯基，安特生表达了自己的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
安特生在研究
安特生正是根据白色带刃脉石英碎片的发掘推断出那里一定埋藏着我们祖先的遗骸。虽然安特生在 1921 年只是发现了一枚“可疑的”牙齿，但师丹斯基认为这枚牙齿是类人猿的，安特生还是没什么大的发现，但他仍旧没有丧失信心。
安特生的坚持到了 1926 年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偿。1926 年夏，安特生在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终于从周口店化石中辨认出一枚明确的人类牙齿，由此也证实了 1921 年那枚“可疑的”牙齿是一枚人类的牙齿。
周口店猿人洞“北京人”出土点
在 1926 年 10 月 22 日瑞典王太子访华的欢迎大会上，安特生公布了自己的发现，古人类牙齿的发现，震惊了学术界，当时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不曾发现过这样的古老的人类化石，这一消息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两枚人类牙齿所属的人类被命名为“北京人”，安特生无疑拉开了周口店遗址考古的序幕，也由此成为了“北京人”的发现者，古人类的宝库大门，正在向考古学界招手，而人类的起源，就此也多了“东亚起源说”。
“北京人”复原图
当然，对“北京人”更多探索，还要通过后续中国学者们的努力。1929 年 12 月 2 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1936 年，贾兰坡接替裴文中先生的工作于 1936 年 11 月连续发现三具“北京人”头盖骨。此后，考古工作者又对北京人遗骨多有发现，大量的石器石片也被发现。我国发现的资料最丰富的古人类遗址，也是世界上出土古人类遗骨和遗迹最丰富的遗址，这就是“北京人之家”周口店遗址。
02
“仰韶文化”与安特生
在对“北京人”心存关注时，安特生同样把目光放在了其他方向。
1918 年，安特生为采集化石曾来到河南的瑞典传教点。当时新安县的传教士马丽亚·佩特松帮助安特生寻找一些河南西部的遗址。安特生曾在这里发现化石，值得注意的是，安特生发现的化石的地点，离仰韶村很近。
1920 年秋，安特生又派遣助手刘长山去了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当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他带回来了很多石器，有数百件之多，涵盖石斧、石刀及其他类型。据刘长山给安特生带来的消息，这些石器都是他在仰韶村收集到的。
安特生的知识积累广博、兴趣广泛，早就注意到了日本的一些学者在中国东北等地区发现过石斧，安特生本身也发表过相关的短文，是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石斧”的，加之他曾在仰韶村附近的地区考察出化石，也因此，安特生对刘长山带回来的石器有着足够的敏锐度，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潜藏着关于石器时代的秘密。
为了进一步探索其中的考古信息，1921 年 4 月 18 日，安特生和助手刘长山一起前往了河南渑池县，准备仔细探查仰韶村。在车站，县知事胡毓藩接待了安特生，并且安排了一些陪同人员协助安特生到仰韶村开始工作，安特生于 4 月 21 日前往了仰韶村。
当安特生第一次来到仰韶村，他并未急着去挖掘，这是因为对仰韶村的挖掘要经过合法的程序，得到政府的批准。彼时安特生虽被北京北洋政府农商部聘用，但也没有肆意挖掘河南地区东西的权利，只能先进行采集的工作。
于是秉持严谨的态度，安特生先是在村子附近仔细地测量、照相、观测，并搜集陶片、石斧、石刀等东西。很多陶片、石斧、石刀是从村民们手中收购的，安特生自己也采集了几大箱。之后雇车运到渑池县政府，然后装火车运回到了北京。
安特生拍摄的仰韶
回京后他对所采集物品和仰韶村地质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仰韶村很有考古发掘的必要，于是他就去积极联系政府寻求帮助。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安特生还送出了自己最心爱的黄金烟斗。终于，经协调，河南省政府同意了安特生的考古发掘请求，安特生才有了深入发掘的机会。
1921 年 10 月 25 日，安特生前往了河南。10 月 27 日，安特生和中国考古学家袁复礼等人开始了正式的挖掘。这一次挖掘，被“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评价为：“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开始了。”
1921 年安特生、袁复礼与当地乡绅在仰韶村的合影
安特生对仰韶村的发掘到 12 月 1 日终于结束，共持续 36 天。挖掘成果运回北京后，安特生组织了专家学者们进行了严密的讨论，最终，专家学者们一致认可安特生对仰韶村的发现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论断。仰韶村的发现正式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因其中彩陶多，也被称为“彩陶文化”，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石器时代！
安特生于仰韶发现的陶制人头形器盖
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工作，被大加称赞，就连胡适也对安特生的考古赞赏有加，胡适了解到安特生的工作，曾在其日记中写道：“他的方法很精密，他的断案也很慎重……他自己的方法，重在每一物的环境；他首先把发掘区画出层次，每一层的出品皆分层记载；以后如发生问题，物物皆可复按。”
可以说，中国人的考古，从安特生身上获得了很大裨益。而正是因为和安特生一同考古，中国人接触到了近代考古的方方面面。“北京人”和“仰韶文化”的发现，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新序幕，百年的中国考古学，自此正式开始。
03
城子崖“龙山文化”对中国独立彩陶的确证
1923 年，安特生发表了一篇报告，名为《中华远古文化》，这一报告中，安特生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把仰韶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利彩陶纹饰的对比，他认为仰韶文化是由西方传入的。只是仰韶文化单一遗址对于他的学说证据还嫌不足，于是为了找寻更多的证据，安特生又在西北留下了他的足迹。
1924 年，安特生来到洮河岸边，在甘肃临洮城南约10公里的马家窑村发现一处彩陶遗址，这便是后来著名的马家窑遗址。马家窑文化后来被认为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但当时在安特生的影响下，是作为仰韶文化的组成部分被认识的。
中国学者对安特生“中国彩陶西来”的说法很不服气，安特生说法在中国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学者决心一定要找出中国独立的彩陶考古学文化。
这样的机会降临到了中国考古学家吴金鼎头上。1928 年初，中国考古学者吴金鼎正在调查平陵故城，在平陵故城附近时，他看到了火烧的遗迹，对此吴金鼎顿时起了兴趣。
吴金鼎
火烧痕迹附近红土堆积层很深厚，而且烧过的地方似乎有一些带形状的东西。吴金鼎在他的《平陵访古记》如是记载他发现完整文化层的场景：
“崖上之灰土包含层极为显著，中含陶片石块及贝骨等物，颇与吾人常见者不同。未几，掘获骨质之锥二枚。其制造之粗糙颇足代表其年代之久远。余心不禁狂喜。”
吴金鼎所发现的地点，就是城子崖。城子崖位于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东的山城庄北面的长方形台地上，其之所以被命名为“城子崖”，是因为这一台地是附近最大的台地，而且上面有许多的城垣遗迹，故名“城子崖”。
在发现粗糙的石器后，吴金鼎于 8 月到 10 月又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三次详细勘察，终于确定了这一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村落。
城子崖发掘图 图源：中国考古网
吴金鼎的发现在当时引起了极大重视，政府很快就采取行动，组织了一批人员对城子崖进行发掘。1930 年，在一批专家学者的努力下，城子崖遗址不出意外地被顺利发掘，陶片、骨器、蚌器、石器以及人骨、兽骨，一大批古代器物被开掘出来，标本有 23878 件之多。
城子崖出土陶器鼻把 图源：中国考古网
城子崖下文化层出土陶鬶 图源：中国考古网
在这些出土文物中，颇有一批精美的陶器是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由于城子崖遗址靠近龙山镇，考古学家就把这些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的彩陶完全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彩陶，也因此安特生的“中国彩陶西来说”的说法就根本站不住脚，中国有着自身独立的彩陶文化，这是任何西方学者都不能抹杀的，龙山黑陶就是最直接的证据。
城子崖遗址的这次开掘，也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致力于寻找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中第一次独自发现、独立组织，采用一套科学的记录方法，带有明确学术目的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国的考古学，彻底开启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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