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凉国的治国之策
丁家闸墓壁画：神马图
西凉国是我国历史长河中唯一在酒泉建都立国的封建地方割据政权，虽然它存续的时间只有22年，却是酒泉历史上相对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稳定的时期。《晋书》称“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说明西凉国在当时的河西地区及西域诸国中享有较高政治威望。西凉文化成为酒泉文化中的一颗遗珍。
西凉国建立于群雄争霸时期
东晋时期（公元317年—公元42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烽烟四起、群雄争霸的时代。在我国北方和巴蜀地区，先后建立了一些封建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时期，在古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地段先后存在过前凉（公元317年—公元376年）、后凉（公元386年—公元403年）、南凉（公元397年—公元414年）、西凉（公元400年—公元421年）、北凉（公元397年—公元439年）五个地方割据政权，史称“五凉”时期。西凉于公元400年建国于敦煌，公元405年迁都酒泉，公元421年被北凉灭亡，立国22年。
史载，西凉国的创建者李暠是一位深谋远虑、饱学经史的政治家。李暠（公元351年—公元417年），字玄盛，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人，史书称其为西汉“飞将军”李广之十六世孙。李暠所属“陇西李氏”世为名族大家，“荷宠前朝”“著功秦陇”。史书记载，李暠“少而好学，性沉敏宽和，美器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成年后，颇习武艺，诵孙武兵法”。说明李暠自幼聪颖好学，博涉经史，尤其擅长文章辞赋，精通武艺和孙子兵法，文武双全，志向远大。
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由前秦政权派生出来的吕光创建后凉政权。当年七月，吕光在今甘肃临洮一举击败张大豫（前凉国主张天锡之子）。十一月，吕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十二月，吕光先后攻占张掖、酒泉、凉兴（今甘肃瓜州南部）等，在酒泉一带设立酒泉、晋昌、凉兴、敦煌诸郡，凉州及河西大部分地区均为吕光占据。
后凉末年，统治者倒行逆施，导致河西地区时局纷扰，民族矛盾尖锐，群雄并起，段业、沮渠蒙逊、秃发乌孤等各族群臣相继起兵反抗。东晋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初，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了南凉政权。同年六月，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在张掖拥戴段业为凉州牧、建康公，创立北凉政权。同年，任后凉吕光太史的河西名士郭黁对宋繇（十六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大学者）说，李暠有国君相，现在正是李暠有所作为之时。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8年），北凉段业以敦煌太守孟敏为沙州刺史。不到一年，孟敏病卒。敦煌护军郭谦和沙州治中索仙等人，以玄盛温毅有惠政，推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公元398年，李暠进号为冠军将军，称藩于北凉段业，段业拜李暠为敦煌郡效谷县令。不久，段业又封李暠为安西将军、敦煌太守，领护西胡校尉。
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四月，北凉段业从敦煌郡中分出凉兴（今瓜州西南）、乌泽（今瓜州县东）两县；从晋昌郡分出宜禾县（今瓜州西南），将三县置为凉兴郡，任命李暠为持节、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都督凉兴以西诸军事。西凉的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公元400年十一月，段业与沮渠蒙逊矛盾激化，北凉晋昌郡太守唐瑶背叛段业，转而支持李暠，并移檄文给敦煌、酒泉、晋昌、凉兴、建康等张掖以西各郡，推举李暠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李暠乃赦其境内，建年号为庚子，追尊祖弇为凉景公，父昶为凉简公，并大事册封功臣。李暠的这些做法，标志着西凉政权正式立国。
在十六国时期，西凉国是中国西部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它的疆域包括河西走廊西北与西域两部分。其东部疆域包括河西走廊的今酒泉市境及张掖市局部，为西凉国立国的本土，主要管辖敦煌、凉兴、晋昌、酒泉、会稽、广夏、西海、建康等八郡。西部疆域包括西域的尉犁（今焉耆南）、高昌（今吐鲁番东南）、鄯善（今若羌）、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于阗（今和田南）等地，占据了新疆的哈密盆地、天山东段、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高原，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西凉政权的建立，顺应了当时社会政局发展潮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在河西和敦煌大族的支持下，李暠“以纬世之量，当吕氏之末，为群雄所奉，遂启霸图，兵无血刃，坐定千里，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成就了称王建国大业，李暠逐步成为河西地区各族人民政治、经济利益的总代表。
酒泉晋城门
西凉治国之策后世可鉴
李超夫人尹氏墓出土的“凉嘉兴二年”纪年墓表
西凉国在酒泉存续22年，尤其是在李暠当政的17年中，在南凉、北凉和西凉并存争雄的大格局中，其实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政策，考量俱当，深得民心。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曾说：“氐、胡、鲜卑，皆不知治体，惟段业、李暠为汉人，为治较有规模。”
“渐逼寇穴”的迁都之策。西凉国初立敦煌，名为一郡，实则仅有今敦煌、瓜州两县之地。因“地狭民稀”，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缺乏，公元405年李暠谋划迁都酒泉，但大臣们意见不尽统一。当时的西凉大儒刘昞在其所著《敦煌实录》中记载传导了“虎化为人”的神话传说，借此完成政治上的造势与舆论。敦煌独居河西走廊最西端，偏安一隅，孤郡悬远。李暠劝说大臣：“大业须定，不可安寝，吾将迁都酒泉，渐逼寇穴。”因此，抵御东面强大的北凉，是李暠迁都酒泉、实施“东伐战略”的根本原因，也是西凉的基本国策，从而实现“席卷河陇，扬旌秦川，全制一方”的宏大抱负。对外关系上，李暠两次派人奉表建康，表达对东晋王朝的忠贞不二。面对北凉、南凉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李暠审时度势，利用矛盾，远交近攻，采取交好南凉、对抗北凉的外交政策。
“息役养民”的立国之本。西凉立国，李暠权衡利弊，“深慎兵战，保境安民，俟时而动”。通过和、战两手策略，确保境内和平安宁。对内，李暠夙兴夜寐、兢兢业业，励精图治、积蓄国力。考虑到立国时“诸事草创，仓帑未盈”，他坚持“慎刑重农，勤恤民隐”“息兵按甲，务农养士”，把发展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采取了积极适时的策略。立国初，在玉门关、阳关实行军民屯田，广田积谷，增强国力。史料记载，李暠以敦煌为都城建立起西凉政权与敦煌人口多有直接关系。敦煌有近15万人口，是当时河西的人口大郡，为西凉政权的巩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西凉通过实施两次大规模移民政策，严密户籍管理，酒泉郡、敦煌郡境内人口增至27.28万人。人口的流动与迁徙，使劳动力资源分布趋于均衡合理，江汉和中原文化融入西北腹地，有利于农耕与畜牧经济的繁荣和文化融合。1977年发掘的酒泉丁家闸5号壁画墓及酒泉、嘉峪关相继发现的魏晋壁画墓群，壁画中反映的农、林、牧、桑等繁荣场景，说明了西凉时期酒泉经济的兴盛发展。公元405年—公元407年，酒泉一带连年丰收，“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于是使儒林祭酒刘彦明为文，刻石颂德”。充分显示了屯田经济、“劝课农桑”和大兴畜牧业良策的战略功用。
“招贤纳才”的用人之术。李暠的用人原则是：求贤若渴，唯才是举，不念旧恶，希望能汇聚群英，成就大业。为了振兴西凉，李暠效法古人，广泛招揽四方人才，实行汉魏时期的察举制度，并亲自主持策试，遴选贤才。李暠兴办学校，在各郡设置五经博士，负责讲授经学。李暠在《述志赋》中写道：“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是其选贤任能的殷殷之策。西凉庚子四年（公元403年），李暠在敦煌南门外党河岸边修建堂舍，取名“靖恭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兼为教化群臣之所。“靖恭堂”四壁绘古代圣君贤相、忠臣良将、孝子、烈士、贞女图像及文武群臣，李暠逐一题词赞颂，表明其鉴察训诫之心。刘昞撰《靖恭堂铭》记录此事。此外，西凉还在敦煌建有“恭德殿”。迁都酒泉时，李暠手令自己的子弟，对他们提出了为人、施政必须遵循的道理。刘昞“通涉经史，才志不穷，价重西州，有闻东国，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李暠邀封刘昞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后升为抚夷护军，将他们的关系喻为“孔明之会玄德”。刘昞隐居酒泉时，弟子达五百余人。备受李暠推崇的宋繇，“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生在门，常倒屐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对西凉儒学乃至中国儒学的传承发展功不可没。西凉庚子五年（公元404年），李暠在敦煌南门外党河边建立学馆“泮宫”，招收豪门大姓、贵胄子弟五百人就学，拉开兴学重教之幕。李暠还以珍爱历史典籍的做法来倡导儒士学习。据《魏书·刘昞》记载，李暠见到“史书穿落者”，要亲自补缀，当时适逢刘昞站在旁边，要求代李暠补书，李暠却说：“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
“通涉经史”的文化之道。李暠不但是一位善于执政理国的杰出政治家、外交家，还是一名出色的文学家，他所作《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等，都是当时广为传颂的文学名篇。他经常与宋繇、刘昞等文学名士聚集一起，吟诗作赋、勒铭刻石。李暠深知文化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之道,他极为尊崇鸿儒大家，支持他们整理出版儒家经史著述，传承文脉。创办学校，招募儒生，勤加培养，倡导形成“追师就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的社会文化风尚。设置修建“嘉纳堂”，“图赞所志”，作为甄选奖掖人才之所，堂内悬挂先贤画像，供人瞻仰师范，为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和施展才能创造条件。著名学者陈寅恪说：“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如敦煌之刘昞即注魏刘劭人物志者，魏晋间才性同异之学说尚得保存于此一隅，遂以流传至今，斯其一例也。”陈寅恪谈到五凉文化的巨大影响时说：“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李暠在文化建设上的做法，使西凉成为十六国时期文化成就极为突出的国家。它不仅保留了中原传统的儒家文化，还造就了许多著名学者，这些学者在北魏时进入中原地区，对拓跋族的封建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告诫诸子”的治国之忧。李暠深受儒学熏陶，对儿子们的教育极为重视。他是一国之君，儿子们肩负国家命运的重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固化始终。公元405年，李暠率文武官员迁都酒泉时，效法前贤诸葛亮，以“手令”形式提出《诫子书》。《诫子书》开篇，李暠从自己身负重任的开头，讲到修身与家事、国事的关系。“至于杜萌防渐，深识情变，此当任汝所见深浅，非吾敕诫所益也。汝等虽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当事业也。”李暠告诫儿子李歆等，要用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兢兢业业修身处世，“杜萌防渐，深识情变”，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第二段提出“节酒慎言，喜怒必思；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动念宽恕，审而后举”“广加谘询，无自专用，从善如顺流，去恶如探汤”等为人为政之要，贯穿着“仁政”思想。李暠告诫李歆等，处理具体人事关系，要高瞻远瞩，通盘考虑，从善去恶，平等待人。《诫子书》既是训诫教育子弟的，也是对西凉官员提出的具体要求。
唐代《敦煌二十咏·李庙咏》这样称颂李暠及其西凉国：“昔时兴圣帝，遗庙在敦煌。叱咤雄千古，英威静一方。牧童歌冢上，狐兔穴坟旁。晋史传韬略，留名播五凉。”李暠在古代酒泉开创的西凉国虽已消逝在时空的烽烟中，但历史回馈我们的西凉文化依然后世可鉴。
作者：杨永生｜酒泉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来源 | 酒泉日报
责任编辑 | 吴丰萍
编辑 | 年超君 张奕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