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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小院高墙”到“多极互惠联盟”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对华贸易战逐步升级,以 5G 和芯片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遏制与打压全面展开。2019 年 5 月,美国特朗普政府联合 32 个国家推动形成了《布拉格提案》,标志着美国通过构筑技术联盟实施大国科技战略竞争进入新阶段。随后,欧盟于 2020 年 1 月“被迫”建立了“欧盟5G 工具箱”,旨在推进对中国 ICT 技术产品的安全审查与替代进程。同年 4 月,美国国务院启动“5G清洁路径”计划,全面限制中国 5G 技术产品的全球应用。同年 8 月,“5G 清洁路径”快速扩展到整个数字技术生态,美国国务院依托盟友推动的“清洁网络计划”,试图在全球数字空间系统性排除中国的数字产品与服务。
二、美欧贸易技术委员会的困境与跨大西洋关系变革
为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拜登政府在 2021 年 6 月 15 日的美欧峰会上与欧盟共同发起成立了TTC,旨在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深化跨大西洋经贸与技术合作。TTC 下设十个工作组,其中九个工作组均与科技竞争密切相关。然而,在推进 TTC 合作的过程中,美欧之间暴露出深层次矛盾。随着欧洲保护主义和数字主权的兴起,欧盟将美国和中国视为同等的技术、经济挑战者,并试图通过强化战略自主增加政策工具。例如,欧盟制定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不仅加强了数据安全保护,还对美国公司进行罚款。此外,欧盟通过“互联网流量公平共享”政策,对美国数字平台收费补贴欧洲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同时,出台《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加以约束并罚款。以 TTC 为框架的美欧技术联盟的核心矛盾在于,跨大西洋数据流动规则迟迟无法达成共识。安全港框架和隐私盾框架这两大关键的数据传输机制近乎瘫痪,严重影响了美欧间的数字经济合作。
三、“经济安全”困境与“经济北约”计划
由于“小院高墙”策略难以彻底阻断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技术供应链联通,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加速推进“经济安全”战略,提出所谓的“经济胁迫”和“去风险”论。2023 年 5 月,七国集团在 G7 峰会上发布了《G7 经济韧性与经济安全声明》等文件,标志着美国在亚太地区以“经济安全”为旗号,通过联盟伙伴关系重塑高技术供应链体系。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推动盟友和伙伴在经济与技术领域的“安全化”共识,依托技术联盟加大对华的技术出口管制,并通过技术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去风险”举措,削弱其他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纽带,从而在“经济”与“安全”领域对中国形成非对称性竞争格局。同时,2023 年 6 月,欧盟也发布了《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文件》,明确提出建立欧洲经济安全风险框架。欧盟认为,如果不采取经济安全措施,其合作伙伴可能会转向其他经济体结盟,导致欧盟被分化和削弱。为此,欧盟经济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是采取共同协调行动,保持成员国间的团结,应对外部风险和挑战。
四、强化实力与威慑的“印太战略3.0”
美国的“印太战略”自特朗普第一任期提出以来,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2017 年 11 月,特朗普在访问越南时首次提出美国将参与印度-太平洋地区事务作为其政府的首要任务。2019 年 11 月,特朗普政府正式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明确了通过加强与该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建立强大且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架构的目标。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印太战略启动了基础设施交易和援助网络(ITAN),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支持“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开发。同时,美国联合盟友启动了“蓝点网络计划”(BDN),通过评估认证等手段干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领域,特朗普政府启动了数字连接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DCCP),目前已覆盖东南亚 6 国和南亚 5 国。在安全层面,美国派遣海岸警卫队(USCG)前往“印太地区”。
五、从“阿尔忒弥斯协定”到太空外交
2024 年 12 月 13 日,巴拿马和奥地利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签署了《阿尔忒弥斯协定》(Artemis Accords),成为该协定第 49 个和第 50 个签署国。这一协定由特朗普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内于 2020 年发起,旨在为美国及其盟友在月球探测与月球矿产开发方面提前制定规则,同时推动签署国建立可互操作的月球通用基础设施和标准。该协定还提出准备在月球建立排他性的“安全区”。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原计划于 2024 年实现美国重返月球,并在月球南极建立长期战略存在——“阿尔忒弥斯大本营”(Artemis Base Camp),但因为技术和资金等原因,该计划被迫推迟。
六、结 语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新政府将基于战略交易重塑联盟体系,推动“互惠外交”。拜登政府时期构建的技术联盟体系将在“新孤立主义”和“保守国际主义”的角力中经历分化与重组,多极互惠联盟的战略趋势更加明显。在这一联盟体系重塑进程中,结构性技术权力的战略竞争更加激烈,国际秩序竞争已从“基于规则”的体系转变为“基于权力”的体系。以太空和数字为代表的多域空间,将成为大国科技竞争和技术外交的主战场,将成为大国系统性战略竞争的最前沿,围绕技术外交的战略竞争正重新定义大国关系的基本内涵。
(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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