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中，“我”对叔叔故事的叙述，其实是对这个故事的一种消解，而这消解本身，又反过来是对“我”的自我消解。“我”本是因为对叔叔那辈人怀着既羡慕崇敬又有点不买账的态度，去讲述叔叔的故事的，然而，随着叙述的展开，“我”发现了有关叔叔的故事中的不合逻辑(事实逻辑与推理逻辑)的地方。“我”通过逻辑推理，或对事实的分析，发现了叔叔原来并不是那个想象中的精神偶像。小说中运用了对同一个事实的不同叙述法，有些评论家称之为复数叙述，比如说关于叔叔下放的地点，小说中有两次不同的叙述，一种叙述使叔叔有了崇高的理想，一种叙述则使叔叔显得平庸。“我”虽然并没有给这个事实下定论，但这种叙述本身已暗示读者，叔叔可能一开始就并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这是成名之后他或者别人虚构的。
另外，小说还运用了分析性的虚构，即当叔叔的故事没有客观现成的材料来说明叔叔的言行的时候，“我”就用合乎逻辑的推理方式，来分析叔叔言行的前因后果，比如小说中关于叔叔离婚的原因，就采用了这种叙述方法。这两种叙述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假设，它的效果就是不确定，于是，叔叔高大的形象就给人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其实，也就是把这个形象给消解掉了。作者消解叔叔高大崇高的形象，也是一种文化反思。这种不给出结论与意义的反思，反而留给我们更多的想象空间与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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