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SS回顾|圆桌讨论：多方合力，提升老年听力干预率

参与嘉宾

主持人：

雷俊卿一唯听中国

分享嘉宾：

赵 宇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蕴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顾羽卿一唯听中国

王睿婕一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艾 毓一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赵 南一山东省听力语言康复中心

论坛议题

01

主持人雷俊卿：研究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听力损失患病率高达52%，且随年龄增长而上升。根据现有研究和调查结果，我国只有不到10%的听力损失患者得到了助听器干预，远低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的传统验配助听器采用率高达45%，包括OTC在内的任何形式助听器采用率为49%，是中国的五倍左右。并且，助听器的采用常常延迟于听力损失的发现，且很多人购买了助听器也不持续使用，这进一步降低了助听器的实际使用率和干预效果。

请在座的专家们，基于自身的实践经验和案例，分析老年性听力损失干预率低的原因。

老年听力损失干预率低问题是一个多层次的社会问题，涉及从国家政策到家庭支持的各个层面。

第一个是观念渗透不足：老年听力损失的关注度和干预治疗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涉及国家政策、残联重视、政策扶持、三级转诊诊疗机构完善、临床医生科普宣教，以及地方社区和家庭的参与。

第二个是家庭成员的支持和理解对老年人的干预率有直接影响。老年人在考虑听力干预时，经济因素和家庭成员的支持是两个主要考虑点。有子女支持的老年人干预率较高，而缺乏经济支持和家庭支持的老年人可能会错失干预的最佳时机。另外老年人在干预后的早期阶段需要一个适应期，家庭成员在此阶段的陪伴和支持对于老年人的康复也至关重要。

第三，我们知道听力损失不仅影响个体，也影响其密切接触的人。因此在咨询过程中要重视家庭成员的作用，以帮助设立目标并促进接受和康复。

我这边的工作是语言康复，属于整个听力健康服务链的终端，到我们这里来的用户都是有听力治疗或者干预经历的人。说到干预率低，首先是老人往往要经历了长时间的听力下降，他们对自己的听损情况不自知；第二是植入了人工耳蜗或者佩戴了助听器，但是效果不理想，听不清。在下基层时我们还发现，有些老人有残联发放的助听器但也没有佩戴，是因为对助听器的认知不足和助听器没有经过科学适配，戴着觉得太吵。另外缺乏家庭支持和家庭适应性训练不到位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我的感受有三点。

第一，就是轻了不来，重了不配。老年人在听力损失较轻时往往不会寻求医生帮助，而当听力损失严重时，他们又不愿意使用助听器。这种矛盾行为导致他们在需要听力辅助时，效果和言语分辨能力更差。这可能也和我们的文化、认知有关；

第二个是老人助听器配了但是感觉受益不大，不愿意继续使用；

第三就是没有正确看待助听器的效果。人们常常拿助听器和眼镜对比，后者相对简单且效果明显，这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我们视觉传导通路中最外端的问题。而要求助听器解决内耳和听觉神经的复杂问题，效果可能不如眼镜那么立竿见影，这点是可以理解的，要对助听器效果有正确的期待。

我认为尽管有多种原因导致老年听力干预率低，但最主要的还是经济问题。以上海人工耳蜗进入医保后，植入数量显著增加为例，说明经济因素对干预率有重大影响。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干预率可能并不低，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我的门诊经验来看，干预率低的原因：

一是意识不足，许多老年人并未意识到自己患有听力损失，甚至在被告知时会否认，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还能听到说话。

二是经济条件限制：很多老年人认为助听器价格昂贵，即使最便宜的助听器也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三是误解和负面经验：一些老年人因为听朋友或他人说助听器效果不好，或者自己未经正规验配和调试就使用助听器，结果感到不满意，从而对助听器持有负面看法，并可能影响其他人的使用意愿。

我从企业层面对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个是听力筛查的缺失：目前新生儿听力筛查已经普及，但老年人的听力筛查率很低，导致大多数有听力损失的老年人未被筛查出来，从而无法得到及时的干预。

第二个是老年人的观念问题：老年人对于听力损失不够重视，他们可能认为听力下降是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发生的事情，因此不认为需要特别的干预或治疗。

第三个是助听器佩戴的舒适度：助听器的舒适度对于老年人接受干预至关重要。如果助听器佩戴不舒服，老年人可能不愿意继续使用，这需要通过训练和调试来改善。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听力门诊的张慧，我想从我们科室对近200名老年性耳聋患者进行的调研结果，来分析他们未选配助听器的原因。

第一个是舒适度问题：许多老年患者对助听器的舒适度有顾虑，常见的不适包括耳闷堵感和自听增强。

第二个是家庭支持：家庭支持不仅涉及经济资助，也包括在康复过程中的陪伴。家属对助听器的了解不足可能导致患者感到负罪感，影响他们佩戴助听器的意愿。

第三个经济因素：经济原因是影响助听器选配的重要因素。一些患者认为高端助听器价格昂贵，而他们只愿意承担几百元的费用。

我觉得老年人不喜欢助听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助听器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年龄增长导致的外周和中枢听觉系统，包括听神经和听觉皮层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得仅靠助听器很难达到像儿童那样的效果，所以中枢分辨能力差异是重要原因。另外是缺乏沟通技巧指导，在老年性聋的康复中，重要的是提高老年人的沟通能力，而不仅仅是听力，这涉及到多感官的整合和全方位的提升。应该教会老年人一些沟通技巧，比如面对面交流、在安静环境下对话，以及在第一次说话未被理解时换一种说法等。

02

主持人雷俊卿：我们刚刚讨论了为什么助听器干预率低，各位专家都根据自己的观察、经验列举了一些原因，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针对这些原因我们应该怎么办，以及如何办得好。

我之前在“罩得住他爸”的微博上做一些科普，我发现用自己专业人士的身份去讲解一些知识，老百姓是愿意听的。包括我们成立的爱耳慈善基金，最初是帮助经济困难而无法进行人工耳蜗植入的患者，后来基金功能扩展到资助需要助听器的患者和科普工作。对于老年听力干预率低，轻度不就医，重度不愿配的情况，科普工作很重要。作为人民代表，我连续多年提议在成都市社区开展65岁以上老人的听力筛查，目前已有社区在陆续开展这个工作。除了商业途径，我们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在中国助听器主要需要个人购买，而西方国家可能有商业保险或政府支持。所以经济问题是影响助听器使用和听力干预率低的主要因素。加大科普力度，推动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干预率，比如国家卫健委出台的促进老年听力健康的文件政策，是一个可以借助的东风。另外我认为助听器在听障人群中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对于重度听力损失患者，助听器可能无法完全解决问题。因此，需要为助听器“减负”，确保它用在最适合的人群上。除了助听器外，还有其他干预手段，应该合理分配这些资源，避免对助听器的过度依赖。

通过优化助听设备的适配和使用，可以提高效果和干预率。比如随着耳蜗适应征的扩增，很多助听器佩戴者后期会选择对侧植入人工耳蜗，也就是双模式佩戴。主要有几种情况:助听器侧的效果不好、助听器侧的分辨率尚可、助听器侧的分辨能力较好。不同患者适应双模式的时间不同，针对性的调试也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制定个性化的验配策略来让用户感受到更好的效果，从而提升接受度。从验配结果看，双模式聆听不仅能提高老年人的言语识别能力，还能增强他们的声音定位能力，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和避险能力。 

确实目前老年人的听力筛查率不够，我们医院听力中心虽然会去社区进行筛查，但覆盖范围有限，且工作量巨大。关于我们社区筛查的一些总结是：由于资源和人力的限制，筛查工作往往变成了更为全面的听力评估，包括纯音测听和言语测试，这需要更多的设备和专业人员。

第二点我想强调的是完善老年人的听力诊断体系。除了纯音和言语测试外，还应包括客观的ABR测试、皮层检查和声源定位等，以确保听力问题的准确诊断。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优先进行纯音测听和言语分辨能力检查，特别是噪声下的言语分辨能力，以筛选出真正需要助听器的人群。针对言语识别率过差的病人，不宜强行佩戴助听器，以免造成负面影响和浪费，而应选择更合适的干预方案。对于不愿意双耳验配的患者，可以通过量表而非昂贵的声源定位仪进行评估，特别是对于认知障碍的患者，这样的评估有助于为他们提供更合适的支持和建议。

我们先从政策方面讲，山东省残联与卫健委共同颁发了“山东省防聋治聋专项行动方案”，目的是多方合作提供听力残疾预防和支持。响应政策号召，我们制作并投放了科普宣传片；尝试在社区进行听力筛查，但面临基层条件限制，缺乏专业人才和设备等问题。对此我们开始注重专业技术的支持，加强基层听力师队伍的建设，提高验配技术，包括为老年人提供家庭适应性训练和长期的家庭听能训练指导。未来我们计划建立老年人听力门诊，并探索适合本省老年人的听觉康复模式。

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与政府合作进行听力健康问题的筛查。WSA集团与上海地方政府将合作开展听力筛查。我们将配置移动验配车，用于支持社区筛查和验配服务。同时我们也会注重验配师培训课程的设计，来提升门店验配师的专业水平，包括本次WASS峰会同期举办的菁英验配师实战大赛，也是希望能通过实际案例学习和专家指导，提升验配师的实践能力。在康复服务方面，我们也将帮助合作伙伴建立康复板块，以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我们在听力干预方面存在一些误区，尤其是老年听力干预。我认为，提高干预率的关键在于早期发现，但听力筛查执行起来有难度。我提倡采用更灵活、主动的方式进行听力筛查，比如开发游戏形式的APP，让家庭成员在轻松的氛围中参与听力测试，以此提高筛查的覆盖面和接受度。专业验配应分级，可以考虑根据不同难度层级的听力状况和用户需求，提供不同层级的听力健康服务。干预措施需要分层次，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定，而不是一概而论。对于真正需要助听器的患者，专业的验配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助听器的舒适度问题，一些不匹配耳道的耳塞使用会影响助听器的效果。总之，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患者的真正需求，并且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优化我们的干预策略时，我们才能真正提高助听器的干预率和社会的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