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富藏精鉴，宗仰海内，《清史稿》：称陈介祺“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1924年梁启超称：“山左金石学最富。自顾亭林来游，力为提倡，厥后黄小松（易）宦斯土，搜剔益广。斯土学者亦笃嗜之，有以名其家者。海丰吴子苾（式芬）、诸城刘燕庭（喜海）、潍县陈簠斋（介祺）、黄县丁彦臣、福山王莲生（懿荣），皆收藏甚富，而考证亦日益精审。故咸同光间金石学度超前古，而山东学者为之魁。”

       王献唐称陈介祺：“此老精研金石，对于鉴别、考释、椎拓，……无不从潜心阅历中得来，当时如潘伯寅、吴清卿、王廉生、鲍子年、李竹朋、吴平斋等，莫不推挹备至，其得名不虚也。”1933年商承祚先生发表文章称陈介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介祺父陈官俊，嘉庆十三年（1808）二甲二名进士。《秦前文字之语·前言》谓其“以名翰林入值上书房，后为上书房总师傅，道光帝师，并授皇长子读。历任四部：工部、兵部、礼部、吏部尚书，累官协办大学士，道光二十九年卒于官。”陈介祺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月进士二甲三名。由内阁中书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因厌倦官场，遂于咸丰四年（1854）以病托辞，归老潍县。

陈介祺故居即万印楼

       陈介祺之父陈官俊曾得以著名金石学家阮元为师，其为掖县翟云升《隶篇》作序，并对书中摹录隶书本体与演变以及正经补史的意义等均有深湛的识见。从《许瀚日记》获知，陈官俊即能通晓金石之学。

       陈介祺从堂弟陈介锡亦是著名金石学家，其辗转收藏由胶州高凤翰、即墨郭桹葊陆续所辑海岱先贤书画手迹七十余巨册。并在此基础上，与陈介祺相与考订增补，广罗天下与齐鲁相关之名人书画手迹，署名曰《桑梓之遗》，竟至百余巨册。

       陈介祺次子陈厚滋能随之传承金石之学，协助陈介祺整理文物、编写文稿。陈介祺长孙陈阜，于金石学有较好的素养。陈介祺四世嫡长孙陈文会传承金石之学，斋号“海隅逸史”、“续祖印斋”等，在京与柯劭忞、罗振玉、丁佛言、黄侃等有学术交往。陈文会五弟陈文璘，字秉忱，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先供职于军队，解放后不久调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其家学渊源，金石学基础深厚，当时田家英等人于文物收藏，从其处受益良多。选编出版《毛主席手书古诗词选》等文集，并且有的还由其手书题签。当年陈介祺曾孙媳妇陈郭祖珍捐献曾伯桼簠和迟簋，即是经陈秉忱等人动员事成的。陈介祺五世嫡长孙陈元章，字君善，曾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幼承家学，饱读诗书。陈介祺所藏玺印大都辗转归其保管，后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同时陈介祺鉴定收藏用印70余方一并捐献。二弟陈君藻，曾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与王献唐等有学术交往，精于金石篆刻与书法。六世嫡长孙陈继揆，早年参加革命，曾任天津师范学院图书馆长、历史系党委书记教授，其对陈氏金石之学之继承与弘扬颇具典型。七世孙陈进，紹承家门之学，秉承祖训，活跃于国内外关乎陈介祺研究之学术界，整理出版陈介祺以及潍县金石学家的著作数种。由此可见，陈氏一门，祖孙八代，绵延二百年之长风，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陈氏受齐鲁乡风包孕，自少年即从当地开始收集先秦玺印。道光十一年（1831）陈介祺先后到莱州府治掖县、山东省治济南应府试、乡试，《十钟山房印举》自序云：“应试始至莱，秋试始至历，见齐鲁三代器秦汉印即好之。”陈氏时年十九岁，可见自年少即爱好先秦铜器与秦汉玺印收藏。同治四年（1865）三月，作《玉印合编》序谓：“余自弱冠后，留意求之，积三十年，于吾乡燕秦南中获三十余印。”从此知之收藏玺印之始初，以及其所收集玉印的数量。

       纵观陈介祺一生金石学术历路，少年得乡风之包孕，始得雅好金石之学而收集玺印与三代古铜器。自道光年间至同治时期，为陈介祺学术发展渐趋成熟的阶段，此间定居京师，交游极广，同时还有官场应酬，尤其遭遇父亲亡故，清朝逼捐，为筹措捐银而疲于奔命，事息则归返潍县直至终老。这既是陈介祺人生历史上的极大事件与转折点，同时也是其金石学术成长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与转型期。陈介祺同治十三年（1874）有联语称：“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这应是其对学术知识积累发展与升华的认识，我们认为若将此寓意用在其四十岁左右之时最为綦切。

       首先，从学术发展史审视，在中国金石学发展史上陈介祺是集大成者，无论收藏研究与学识均迥越前代与时贤。其对文物出土地点之环境如山川水流、历史古迹、城址、墓葬、共存文物相关信息，文物出土收藏流转过程及自身的度量数据、完残程度等相关信息均旁搜远绍力求完备；同时注重田野考古调查，如派助手丁艮善、王石经等到琅琊台及其周近访拓秦汉碑版、调查故城遗迹、搜寻出土文物，并且要求访古者作调查日记和图绘环境；在对青铜器研究上注重器物的形制、花纹与文字书体，这被李学勤先生称之为考古类型学之萌芽。由此可见，陈介祺不仅是金石学之集大成者，而且其新的思维方式方法还由传统金石学架起通向考古学的桥梁。

       其次，拓宽金石学领域，陈介祺收藏文物的种类超越历史与同代，举凡鐘鼎盤匜、金戈鐵劍、鏡鑒錢幣、圭璧環璋、碑版造像、經幢志石、陶文璽印、封泥銘範、瓦甓宮當與宋元翰墨悉搜羅庋藏。对历史文物怀有敬畏和使命感，藏古之目的在于传古，传古则是传古文字。陈氏有着良好的家学即经学基础，而又广求明教结交学术精英，洞悉历史精审文物，目光如炬心细如发。其不仅收藏文物种类最广，而且精品最多，有的则是天下独一无二堪称同类文物之冠的，如毛公鼎与陈氏三量。先恩师于思泊省吾先生称古文字资料有八类，即甲骨、金文、陶、石、玺、化、竹简、帛书。在陈氏之前并无陶文之类。是由陈介祺第一个发现陶文，并大量收藏与研究陶文的，而且其收藏之数量、质量与研究水平和成果也是当时第一人。铸器铭范旧所未藏，封泥前人未闻，陈氏都能慧眼识珠，收藏研究。

       复次，学术研究创新。陈介祺之所以收藏数万件文物俱是真品，关键在于其高人数等的学术眼光。陈氏一生对文物作伪深恶痛绝，而其对青铜器、钱币与瓦当辨伪，极为精到，其所秉持的鉴别核心即在于古文字。其运用三代吉金文字纠正许书，对传统小学《说文》的研究作出贡献，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更有陈氏之心血与智慧。辨识东土“六国古文”，而与秦国文字有异。还如释读金文“玟”、“珷”为“文王”之“文”、“武王”之“武”专用字，而纠正《尚书·大诰》之讹谬。释正从“土”与否之“陈”为齐国代齐之陈与淮阳原地之陈迥然有别，以及简单数字而释正“锡”字。其数十年之心血编印《十钟山房印举》，渐行渐远，最终臻至完善而开创玺印汇编之体例，为后来至圭臬。

       再次，文物收藏、保护与研究，对中国博物馆发展史的贡献。陈介祺则于归里后对文物进行分类，以斋号名其场馆，如“万印楼”、“十钟山房”、“宝簠斋”、“簠斋”、“三代古陶轩”、“古瓦量斋”、“宝康瓠室”、“君子砖馆藏砖”、“千货范室”、“三代货范之室”、“君车汉石亭长”、“秦铁权斋”、“三百范斋藏范”、“二百镜斋藏镜”、“秦诏量瓦之斋”等等。由此可以看出，陈氏以其所庋藏文物名斋。除去标识文物器类与个人志趣外，内中更有俾便文物分类存放管理与明辨研究资料性质的宗旨。由此斋号玺印所钤在的文物资料，仅从玺印内容即可分辨文物种类，凡此诸种多是出于科学管理的需要。

       最后，传古方法创新与其他。陈氏为求传古文字之精切，而总结历代碑版吉金的拓墨技法，并参以中国画散点透视的原理改进完善“全形拓”。尤可称道的是，其不仅用于鉴古而使用显微（放大）镜，而且为便传古首次应用西洋摄影术，其还将摄影的光学明暗对比之原理，一并应用到吉金铭文和器形的拓制上。由此而精心做出的拓本，真可谓“纸白如玉，墨光如漆，为天下第一”。

       陈介祺于书法、诗词、中医中药都有其独到之处。而于地方传统手工业，诸如潍县仿古铜、铸造铜印、红木嵌银等都有其突出贡献。

       还有，惟不可不提及的是，陈介祺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其关心国是民瘼，对于朝廷政治、封建吏治、创办报纸、抵御外侮，地方边区安靖、登州倭寇、捻军防备、荒灾赈济等等，关切之忱既散见于与友朋通札字里行间，抑或是亲力而亲为之。

       （孙敬明，中国先秦史学会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山东省博物馆特聘首席专家、潍坊市博物馆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