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比附，作家应当归纳于古代“文士”的范畴。
士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于以“百家争鸣”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士人的去留能够决定一国一地的兴衰，因而，诸侯国之间养士之风大为盛行。比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养士都在三千人之上。
古代的士不像贵族那样有可以世袭的恒产和统治权，又比庶民多了许多这样那样的“文武艺”，他们非常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于建言献策的辅佐臣地位。由于士没有可以世袭的恒产，在物质方面，他们与统治者之间，不得不有某种依附关系。因而，士必须有强烈的精英意识与进取精神，只有掌握了更多的“文武艺”，才能“货与帝王家”，从而为自己争得更大的腾挪空间和更多的存在感。比如孔子的弟子曾参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士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又不像奴隶与统治者之间那样，依附关系是必然的。他们可以随意流动，可以追寻更大的、更适合他们的舞台。因而，士子又是最活跃、最自由的。
因为自由，更需竞进，因为竞进，所以活跃。
也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士子精神”。“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自觉的担当意识与酬报情怀；“士可杀而不可辱”，则体现了他们的风骨。其实，统治者与士子之间，未尝不是“刺猬式的拥抱与博弈”，拥抱适度，相得益彰；博弈过猛，互相刺伤。这就需要双方分寸的互相把控与拿捏。士子可以自信，可以有个性，但不能任性；可以特立独行，但绝不可以目空一切地膨胀。自信与自负之间往往仅仅是一步之隔。拿捏不准，很可能会导致“致命的自负”。
而对权势者来说，养士不仅需要足够的经济条件和统驭权，更要有足够的涵养与雅量。周文王访垂钓于渭水之滨的姜子牙，刘备为求诸葛亮出山，曾“三顾茅庐”，至今仍为后人津津乐道。
扯这么多，是为了说我和景涛的关系。景涛晋升之前，曾担任过文广新局局长，当过我五年多的顶头上司。
上下级之间，既有纵向的、垂直的，近似于君与臣的隶属关系；又有横向的、平等的社会关系。前者谓之“忠”，后者谓之“义”。忠是一种垂直的伦理关系，它注重的是秩序与服从；义是一种横向的伦理关系，它强调的是热血担当、平等双赢。如果说“忠”是必须的，“义”则是互相的，松散的。“朋友”的“朋”字，就是对“义”的形象解读——即在人格上比肩而立，是平等的。
纵与横的“忠义”二字，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的伦理关系。
在景涛担任我的顶头上司的时段内，起码在我“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友善的。景涛充分表现了他的涵养与雅量。
景涛上任担任文广新局局长，我作为他属下的一个单位的小头头，竟然有将近半年没向他报到。后来我和景涛，还有分管艺术的仇副局长，一起参加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会议还没开始之前，我悄悄对仇局长说：带我去见见陈局长吧。仇局长大为吃惊：陈局长上任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向他报到？后来我想：景涛上任这么久，我之所以没有及时向他报到，大概与前两任的杨局长和刘局长对我都是“散养”有关。
杨局长本身就是剧作家，我又是他作为人才引进的，我与杨局长是亦长亦师亦文友的关系。当时，机关单位用车还很紧张，杨局长换车的时候，把他原来的公务车给了我们，便于我们出外观摩采风。杨局长不止一次地说：保护不好一个贾璐还中？刘局长当文化局长之前，长期在报社当副刊编辑和总编，写过很多美文，深知创作的甘苦和需要的松散状态。因而，刘局长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大多是：在濮阳没有？我只要说在濮阳，刘局长就说，吃个小饭吧。我就知道，刘局长这是有创作想法和任务了，就说，别吃饭了，说事儿吧。刘局长说，还是边吃边说吧。
我也对杨局长和刘局长说：我很可能很少向你们汇报工作，但是，我可以保证，只准我们市里不排戏，不准我们这里没有剧本，而且还要是不错的剧本。从我担任创作室主任以来，我市没有引进过一个剧本，而且还向全国输出不少剧本。我们作为四、五线城市，创作的剧本，排演的戏，获得过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的“文华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濮阳建市三十周年座谈会，邀请了对建市有所贡献的人员参加。会后，我请有恩于我的杨局长、刘局长和景涛局长在一个鸡毛小店吃了个便饭。景涛说：只有贾璐老师能把三任局长请到一起吃饭。
多任中央领导都说过，领导要与艺术家交朋友。杨局长、刘局长与景涛局长，何尝只是把我当朋友？因而，借此机会，向杨局长和刘局长、陈局长以及所有给过我帮助和支持，并包容我的缺点的领导和同事们，道一声感谢，绝对是由衷的，真诚的！
明朝文学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景涛上任，我作为下级没有及时向他报到，却从此与景涛开始了“久处不厌”的上下级关系。《易经》中记载了孔子的两句话：“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是说君子在相互交往中不论贵贱，要保持既有的礼节又有自尊的风度，下级结交上级不谄媚阿谀，上级对待下级不随意轻慢。真正要达到孔子所说的境况，首先是上级要对下级不轻慢，下级在上级面前才敢不卑不亢，更不会谄媚阿谀。我与景涛局长，不管是正式谈工作，还是闲聊，总是要先互相调侃几句。
我至今仍想不起来，景涛局长亲自给我安排过创作任务没有？他要么派人给我送点茶叶，要么送点水果，甚至亲自登门看望。士为知己者死，有感恩之心和知道感恩的人，知道领导的信任和关心是更大的压力，需加倍回报。所以，即使是根据范县一位老英雄的真实事迹创作的大型剧本《尘封的军功章》，也是我主动提出来的。甚至二度创作人员的选定，景涛局长都完全信赖我，所以，我们打了个短平快，从开始创作剧本到立上舞台，还不到半年。《尘封的军功章》由于市里主要领导看了演出很兴奋，所以，市委书记、市长等主要市领导率领市发改委、人劳局、财政局等重要部门到豫剧团现场办公，现场决定给豫剧团“四加一”：一、由差供改为全供；二、给一百万买一部大客车；三、给几十万办公经费；四、政府每年采购200场。“加一”就是等剧目获了奖给予重奖。
领导对下属信赖，下属对领导负责，这样必将形成良性互动，必然会双赢，甚至多赢。其实，景涛对别的专家也是这样，比如《红楼梦新补》作家张之，考古专家孙德萱，杂技专家赵华等，即使他们退休了，仍不断登门拜望。即使对龙乡籍的外地专家，景涛也不断或登门拜访，或请来做客。
对知识的向往，对专家的礼敬，既温暖了别人，更丰厚了自己。景涛如斯，发乎内心，性本善良！
英国作家毛姆说过：“十全十美的作家是没有的……他们的缺点往往是和他们的优点相伴而来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也说过：“你具备做一个作家的全部优点，然而，你缺少作为一个作家所必须具备的缺点，那就是偏激。性格的偏激在艺术创作中是难能可贵的东西”。
我在2010年12月的QQ日志里也曾写过：“感恩之心，独立精神，其实这二者并不矛盾，只有时常怀有感恩之心，才能放平心态，时常给自己营造良好的创作氛围。虽有感恩之心，但绝不可放弃独立精神——这是一个作家安身立命之本。不唯上，不唯尊，但一定要从善如流……”我在2012年8月的QQ日志里写道：“作为以码字为生的人来说，准确理解和把握文人风骨极为重要，所谓文人风骨，就是不卑不亢，不俗不媚，绝不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目中无人。《三国演义》里那个狂傲的祢衡先生搞形体艺术，脱光了衣服击鼓骂曹，最后掉了脑袋，那不是文人风骨，是失心疯……”
作为有个性，甚至有偏激“缺点”的作家，在创作和修改剧本过程中，有时候与领导意见不合总是难免的。景涛后来晋升为“濮大”党委书记，曾写过一篇文章《那儿是个读书的地方》，他在文章中赞赏“河南十大最美大学校园”功臣丁玉忠先生时，顺便提到我，“……这种潇洒的自信，让我想起一位同事剧作家贾璐，我曾经要他在北京请几位大家来点评剧本，他说我就是大家，我赞成这种因实力而具备的自信”。
可见，景涛是洞察和领教过我的执拗，甚至偏激的。而每当我执拗或偏激的时候，景涛总是或玩着手机，或剪着指甲（我后来猜测他是故意这样——对身处高位者来说，把无关原则的冲突做“冷处理”，既表现了他们丰厚的涵养，又展示了领导者的智慧与艺术），然后慢声细语地调侃：“贾璐老师这是黔驴技穷，狗急跳墙”，引得一起讨论的其他领导和同事哄堂大笑。在我的印象中，景涛对所有人都是慢声细语，不疾不徐，即使很棘手的事情，也能化矛盾于无形之中，更别说急赤白脸地发脾气了。百韧钢化做绕指柔，景涛总有这样的智慧和能耐，不服不中！
在《尘封的军功章》的修改中，我也曾和景涛“较过劲儿”——他受有关领导的指示，非要我把某个桥段写进剧本不可，任性的我坚决不加。即使是这样，善良、智慧的景涛局长仍没有用命令和“压迫”的办法，仍是怀柔地说：贾璐老师，我也知道难为你了，哪怕咱先加上，领导看了再让咱删掉呢。我体谅景涛的压力，也不忍心太让他为难，答应添加修改。景涛作为领导，就是这么善良地、智慧地、艺术地，让一个有个性的艺术工作者愉快地工作，甚至是舍命报效。
在一个历史剧本里，我曾写过这样几句唱词：
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
君视臣如手足，
臣视君如腹心。
君臣相谐邦为本，
不怕它国不富，民不殷，
八荒四海不归心！
剧本是剧作家的代言体，这何尝不是我与景涛相会于心，“君臣”相得的写照与我的内心剖白？我与景涛的这种“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自然首先应该感谢景涛的雅量与善良。同时也说明，知识分子的心最脆弱，最敏感，最容易被感动。心，比什么都珍贵！
景涛做我的顶头上司的时候，我很少主动打扰他，更谈不上巴结。他晋升之后，我们的交往和联系更少了，但并未“相忘于江湖”，仍默默地互相关注、关心着。有一段时间，景涛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我有次应邀到山西的大山里采风，偶遇一位善用偏方治疗疑难杂症的草泽郎中，听他讲述，他的诊术很对景涛的病症，便马上给景涛的夫人打电话，说如果景涛有意，我可以陪同前来寻诊问药……
其实，景涛作为主管文化的领导，不仅是对我，对知识分子关爱有加，他会细致入微地关照每一个下属的切身利益，以及喜怒哀乐。元代剧作家岳伯川在杂剧剧本《吕洞宾度铁拐李》中有唱词曰：“人道公门不可入，我道公门好修行。若将曲直无颠倒，脚底莲花步步生……”公门指古代的衙门，就是现在的机关；在“衙门”里任职，更便于行善举。
修行何必在深山？红尘才是大道场。其实，公门更是一个修行的大道场，只要不谋私利，处事公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更容易修成正果，所以，岳伯川才说，“若将曲直无颠倒，脚底莲花步步生……”
景涛在担任文广新局局长不算长的时间内，培养、提拔、推荐了一大批干部，使他们有了施展才华的更为广阔的舞台。即使没有得到提拔的同事和下属，他也尽其所能在各个方面给予关爱和温暖。
“濮大”是龙乡的最高学府，更是知识分子荟萃之地。景涛从文广新局局长晋升为“濮大”党委书记后，也曾经当过教师的我，深知教师的清高、纯粹，以及诉求的朴素。我能敏感地捕捉到，长期在政府机关任职的景涛，有短暂的不适。但是，景涛很快进入了角色，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以知识谋生做事，以品德涵养成人，常年必修，相益一生，是为教育神圣之所在”。他不仅把“濮大”打造为“樱花如雪，书香满园”的“河南十大最美大学校园”——每当樱花开放季节，“濮大”赏花人流如织，成了全市最美的景观和网红打卡地。景涛更用他的善良与人格魅力，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拥戴。
所以，同事和下属们说到景涛的时候，除了敬佩他的领导艺术，善谋大局，能干大事，更多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发乎内心的善良。
我也常说，景涛局长有很多优点，但是，他最大的优点是善良。由此看来，说景涛是有佛缘的人，当不为过！
善是阳光之本，善是美好之源；善人者，人亦善之。善温润了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必当回馈以善；当人人都心中向善，多行善举的时候，必然会营造出美好的生态环境，这世界便是美好的人间。
善良的人自带光芒，景涛便是如此！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景涛爱上了摄影，而且是用手机随手拍，并不断发到朋友圈里。一草一木，一景一物，皆是美图。我曾经怀疑景涛的随手拍是经过“美颜”处理的，并这样调侃他。他的贤夫人言之凿凿地为丈夫作证：他拍的绝对没有经过处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读到景涛的外甥女写的文章《那些灿烂的细节》，作为一个中学生的女孩子，用诗一样的语言写了她的二舅——景涛用手机拍照的小清欢、小确幸：“二舅爱上了摄影，远方的天边偷偷挤出一缕轻烟，二舅微微眯眼，用小拇指和食指支住手机，把这一抹惬意留在了手心里，他轻笑，对于摄影，他没有将它作为爱好，而是将他内心的文泉思涌全部倾诉给了这位好友。这也是他一个不善于表达的学者自己的小天地”。
景涛把这些美图发到朋友圈的时候，有时候还要配上几句隽永的文字。比如，他最近发在朋友圈的关于市人大机关一只狗狗的图片中，就配发了这样的文字：“狗狗在十几年前的一个风雪天流落至此，那时候它还是个幼崽，当年的同事非常默契地收留了它。之后岁月于它来讲幸福而平静，有了自己的家，还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它每日站岗巡逻，从无是非……十几年来，它严守规矩，从不进办公楼，今天依然不例外，在门口向仍在忙碌的他们，恭恭敬敬行屈膝礼，令人泪目……”景涛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有一只狗狗叫宝宝》，并和同事们互相接力，相继写了这只叫“宝宝”的狗狗，被市人大历届领导、同志视同亲人般的呵护，以及聪慧的宝宝将人大机关为家的幸福生活。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活是诗，生活是美。心中有美，眼前尽可入诗；心中有善，红尘亦可成佛。对一草一木，一景一物，一只狗狗，尚且用情欣赏，施以菩萨心肠，这就不难理解，景涛为什么如同振翅洒水的凤凰，处处播撒善良了！
景涛在《无以言表》中写道：“有好友表扬：‘心中有爱，处处阳光，美在任何之间。心中无风无雨，世界一片静好’。面对大好山河，人间百态，我努力不煽情，不造作，努力把眼前世界那一幕幕精彩瞬间，于无人所知时，悄然留在人生故事当中。”
景涛继续写道：“放眼前望，前方还有许多景象在自然发生，需要我们捕捉那不复再来的光辉一瞬间。前方还有仰慕已久的大哥小妹，需要我们去偶遇，举杯相邀，一醉方休；还有亲人四邻，在等待我们回家，共享团聚之乐；更有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尚不知在哪一棵巨大的垂柳之下，目视远方，期盼风雪夜归人……出征的队伍，从来不等掉队的人。前程漫漫，赶路要紧”……
热爱生活的人必然热爱工作，虽然景涛甘愿做一个无愧人生，成就别人，奉献社会的“赶路者”。但是，还是希望景涛弟的脚步稍微慢一些，更从容些。剧作家曹禺先生为北京人艺建院35周年大庆，曾挥笔写下八个大字：“龙马风神，骆驼坦步”。
“龙马风神”般的竞进固然可嘉，“骆驼坦步”何尝不是一种从容的境界？
智者乐，仁者寿，仁便是善，善是润泽万物的雨露，善是照亮世界的光。景涛弟，别忘了，你的微信名便是“阳光明媚”，因为善良，所以阳光，因为阳光，景物皆为你明媚，世界皆为你清朗，前方的道路漫漫其修远兮，且等着你慢慢驻足品赏呢！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