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关于电影的一日中抵达永恒

目  录

序

安哲罗普洛斯

概论

第一章 电影人生
第二章 文化之维
第三章 历史视野
第四章 影像美学

作品
第五章 迷失的土地：《重建》
“希腊近代史”三部曲
第六章 中午的黑暗：《1936年的岁月》
第七章 历史的苦旅：《流浪艺人》
第八章 刺骨的梦魇：《猎人》
第九章 梦想的破灭：《亚历山大大帝》
“漂泊/沉默”三部曲
第十章 家国何处：《塞瑟岛之旅》
第十一章 女王蜂之舞：《养蜂人》
第十二章 最初的奇迹：《雾中风景》
“边境/追寻”三部曲
第十三章 若我多行一步：《鹳鸟踯躅》
第十四章 以电影的名义：《尤利西斯的凝视》
第十五章 归来我的语言：《永恒和一日》
第十六章 “希腊”首部曲：《哭泣的草原》

附录
悲伤缪斯：艾莲妮·卡兰德若
马纳基兄弟
与安哲罗普洛斯的笔谈
安哲罗普洛斯年表
安哲罗普洛斯电影作品表

参考书目
跋

新印版跋

《尤利西斯的凝视》第一章 电影人生（节选）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1935年4月27日生于希腊雅典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斯皮罗（Spyro）的祖籍是安贝里奥纳（Ambeliona），那是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个小村庄，它位于奥林匹亚和阿波罗神殿这两处古代神圣遗址之间。斯皮罗在雅典经营一些小商店，生意做得不错。在安哲罗普洛斯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极其安静的人。他心地善良、谦虚勤恳，特别受邻里朋友的尊敬和欣赏。他的母亲卡特里娜（Katerina）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妇女，一心扑在操持家务和抚育孩子上。安哲罗普洛斯把母亲比喻为一个充满爱心的“独裁者”或女家长。安哲罗普洛斯的弟弟尼可斯（Nikos）后来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还有两个妹妹—比他小11岁的哈洛拉和在他13岁时就夭折了的小他2岁的妹妹伍拉。在《雾中风景》里，安哲罗普洛斯将影片中的姐姐取名为伍拉，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早夭的妹妹。

      和他那一代希腊人的命运一样，从出生起，安哲罗普洛斯就陷于动荡的历史，成了一个“战争儿童”。1936年，也就是他出生后的第二年，梅达萨斯（Loannis Metaxas）将军发动了政变，建立起独裁专政。1940年1月28日，墨索里尼对希腊下达最后通牒，强行要求意大利军队在希腊境内自由行进。安哲罗普洛斯的耳廓里第一次响起了刺耳的战争警报声。这一次，希腊人奋起反抗外敌，成功地抵御了意大利军队的挑衅。随着欧洲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战争的威胁接踵而至。1941年4月6日，德军也开始了对希腊的疯狂侵袭。纳粹军队侵占雅典的场景，成为小安哲罗普洛斯脑海里对战争的最初印象。《塞瑟岛之旅》开篇的那一幕即是他自己童年记忆的再现：一个小男孩跑过破旧的街道，哈德良拱门边一个德国兵在指挥着交通，男孩在其身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转身撒腿向狭窄的街道深处跑去，德国兵恼羞成怒地想要捉住他，小男孩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安哲罗普洛斯总是将一些记忆中的童年景象在电影里重现出来。他说：“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总是陷入残存的回忆之中，重新唤醒一些亲身经历过的生活片段。我的作品充斥着那些我的童年和少年时的特殊时刻，还有我那时的情感和梦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哲罗普洛斯一家和众多希腊家庭一样遭受了战争和饥饿的双重打击。1944年希腊解放后，国内政治派别之间久积的分歧和矛盾使得内战一触即发，噩运在这时悄悄地降临到这个普通的希腊家庭。当年年末，在被称为“红色十二月”的某一天，极左的激进组织“解放希腊人民军”（E.L.A.S.）逮捕了安哲罗普洛斯的父亲，罪名竟然是他在德军占领期间没有支持该组织。更为荒唐的是，逮捕他的人竟然是他的堂兄弟。当时，有许多希腊家庭因为党派纷争和内战而导致家庭分裂。家庭成员因为不同的政治理念而骨肉相残的人伦悲剧至今仍然长久地烙刻在人们心头，难以磨灭。这种家庭惨剧在大师的电影中多有表现：在《猎人》中，激进分子伊亚尼斯的同名表兄是个企业家，他们兄弟俩分属不同阵营，亲人之间反目成仇，亲情荡然无存；《哭泣的草原》中的双胞胎兄弟因隶属不同阵营的军队，竟然在同一个战壕里互相厮杀；《流浪艺人》中的剧团分裂和《塞瑟岛之旅》中的村民分裂也是如此。这些场景都是安哲罗普洛斯对当时历史状况的诗意再现。

      安哲罗普洛斯记得，1944年他刚满9岁时，有一天，母亲领着孩子们在荒野乱尸中寻找父亲的尸体。尸横遍野、惨不忍睹的景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难以抹去的恐怖印象。所幸的是，父亲的尸体并不在尸堆里，他已经侥幸逃脱、不知去向。在安哲罗普洛斯的记忆中，父亲失踪的那几个月，生活毫无色彩。家庭失去了往日的快乐，母亲也一下苍老了许多。当大家已经渐渐绝望时，父亲出乎意料地归来了。原来，他被关押在希腊中部的某个地方，得到释放后，他居然徒步穿越了半个希腊，回到雅典家中时已是精疲力竭。安哲罗普洛斯依然清晰地记得重见到父亲时的情景：“他孤零零地站在街头，我们这些孩子们正在街上玩耍。他向我们慢慢走来。我马上跑回家叫母亲。母亲冲到街上去迎接他。当我们回到家中，大家都一语不发。我们坐在桌旁喝着汤，互相看着。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没有涌出来。”在他的第一部长片《重建》中，移民柯斯塔・古席斯返乡回家，和家人们重又团聚、一块儿吃饭的场景，正是安哲罗普洛斯童年记忆的再现。在《塞瑟岛之旅》中，老斯皮罗的发妻卡特琳娜迎接三十多年不见的丈夫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吃过了吗”，这其实正是安哲罗普洛斯的母亲重见到丈夫时说的话。这句平凡的话语蕴涵着多么深情的思恋。可能与这次家庭事件有关，在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中，父亲归来的场景反反复复地出现，父辈的归乡渐渐成为一个长久萦绕在他心中的主题。

      安哲罗普洛斯并不像许多文艺大家那样拥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完全是自发形成的。事实上，连他自己也不太清楚究竟是何时产生了对文艺的兴趣。在父亲被捕的那段日子里，不知是因何缘由，9岁的安哲罗普洛斯写了第一首诗。从那以后，诗歌便成为对他影响最大的文艺形式。可以说，他的启蒙老师都是些著名的诗人。隽永的诗句灌溉了小小的心灵，艺术之芽萌生了。尽管最初的作品还十分稚嫩，但创作多了，自然就写得越来越好，写诗成为他最初的艺术创作活动。16岁时，他已经在文学杂志和日报的文化版上发表了许多诗作。安哲罗普洛斯的诗歌创作先是受到拜伦式浪漫主义的影响，随着阅历和理性思索能力的增长，他又渐渐喜欢上塞弗里斯和卡瓦菲的诗作。

      除了诗歌，安哲罗普洛斯还广泛涉猎其他类型的文学著作，他几乎看遍了当时市面上所有能找到的希腊文翻译的外国小说。在外国作家里他最钟爱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他会佯称生病不去上学，一个人躲在家里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他也喜欢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在所有法国作家中，他感觉自己与司汤达最贴近。《巴马修道院》和《红与黑》是他最爱读的小说。后来，他又喜欢上了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品。

      小安哲罗普洛斯对音乐也非常感兴趣。他一直期待能听上一场国家剧院的星期日音乐会，可是昂贵的门票却将他拒之门外。他痴迷于电台在每个星期日早上播放的音乐广播节目，每周都不错过。像许多爱乐者一样，他从最易感受的莫扎特开始倾听，继而渐渐熟悉了所有知名作曲家，最后钟情于巴赫和维瓦尔第。除了古典音乐，安哲罗普洛斯也喜爱自己国家的民族音乐。手风琴是他最喜欢的乐器。安哲罗普洛斯对于绘画的兴趣则不及文学和音乐。

      在安哲罗普洛斯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家庭并没能给他以基本的文艺启蒙。在他的眼里，父亲一直是个极其安静，甚至有些乏味的略显陌生的家庭成员。但很多年以后，他在收拾父亲遗物的时候却发现了整卡车的书籍。这些著作都是父亲从年轻时就开始收藏的。这让安哲罗普洛斯极为诧异：原来这个商人一直都是个文学爱好者。父亲收藏的书籍大多是经典名著，茨威格、巴尔扎克……名家作品赫然在目。可见，安哲罗普洛斯眼中的这个商人除了赚钱之外，对文艺也有浓厚的兴趣。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希腊内战纷起，政局动荡，全国的政治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少年安哲罗普洛斯几乎参加了当时所有的学生示威游行活动，比如支持塞浦路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游行。但是，他当时并没有产生清晰的政治意识和明确的政治立场。当左翼和右翼的学生们在校园里武斗时，他并没有冲动地参与其中，而是远远地看着，仿佛要看穿这种情况的本质。这让人想起《流浪艺人》中那场左右翼青年在小酒馆里唱歌对抗的场景。这种辩证的影像正是他少年时脑海里烙下的印象。

      安哲罗普洛斯第一次看电影是8岁的时候，看的是迈克尔・柯蒂兹（Michael Curtiz）的犯罪题材影片《一世之雄》（Angels with Dirty Faces，1938）。影片中，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y）被带上电椅的那一幕异常震撼。那墙上的人影，那声“我不想死”的嘶叫长久地在他的脑海中萦回。高中毕业后，安哲罗普洛斯意识到自己对电影的兴趣。他常常整天泡在电影院里看全日场电影，看的大多是当时风靡一时的侦探影片，其中自然以好莱坞电影居多。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波洛斯基（Polonski）、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拉乌尔・沃尔什（Raoul Walsh）…… 这些类型片大导演的作品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激发了他对侦探电影和小说的热爱。他的第一部长片《重建》，正是以调查乡村犯罪为主题的。除了侦探电影，当时也有一些精彩的音乐片。

……

      “我想拍电影，对于我来讲这再清楚不过了。”安哲罗普洛斯刚一退伍，就告诉同伴们他打算去法国求学的念头。当时的主要问题是缺少留学资金。朋友们慷慨地捐出了一些钱，可那也只够买一张火车票。最后他毅然身无分文地出发了，就像多年以后拍摄的《雾中风景》里的那两个孩子一样。幸运的是，他在火车上碰到了一个热心人，那人为他解决了抵达巴黎第一晚的住宿问题。到达法国的第二天，安哲罗普洛斯就自己按照他在雅典大学就读时认识的一位法国老师给的空房地址去寻找暂时的居所，安顿下来。很快，他就进入法语培训学校学习法文，并像其他留学生一样勤工俭学。他当过旅馆的夜间搬运工，卖过地毯，甚至在一所希腊人夜总会里唱过歌。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他马上就适应了留学生活。后来，一个希腊外交官偶然读到了安哲罗普洛斯发表的诗作，十分喜欢，就把他找来，不仅为他找了一份正式的工作，而且还为他在法国巴黎大学城（Cité Universitaire） 申请了寄宿学制资格。安哲罗普洛斯在索邦（Sorbonne）大学读了一年文学研究，还跟随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学习人类学。但他真正的愿望是要学习电影。很快，因为被批评缺乏纪律性，当年年底他就被学校踢出了大门。

      其后，安哲罗普洛斯报考了法国高等电影学院（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inématographiques，IDHEC），尽管他物理和化学的考分不是很高，但是在历史、文学和艺术等学科上的高分还是让IDHEC 接受了他。经过多年的努力，学习电影拍摄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很快，他就在同辈学生中崭露头角。在一次短片作业竞赛中，他的电影被评为全班最好的作品，他也因此甚至被称赞为“新的雷乃”。当那么多的赞誉扑面而来时，安哲罗普洛斯倍感自信。在老师中，乔治・萨杜尔教授非常赏识他，大方地让他住进自己家里。当然，也有几位教授并不喜欢他这种略显狂妄的学习态度。当时的教学是循序渐进的，安哲罗普洛斯对老师反复布置一些基本练习有些反感，他认为很多作业都是多余的。终于，一场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争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有一天，教导演课的老师让大家制作一个镜头脚本，偏偏这节课安哲罗普洛斯迟到了，这位老师有点不高兴，他要这个年轻人在黑板上完成作业。这时，安哲罗普洛斯竟然有点放肆地问班里同学谁有香烟，所有人都屏息不语，教室里鸦雀无声，因为学校严格禁止在教室内吸烟。有一个学生犹豫地递给他一支烟，他点着了，然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教授看着他说：“这是什么？”安哲罗普洛斯回答：“这是我的拍摄脚本。”“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360°的全景镜头。”教授有些按捺不住了：“先生，你不是来这里做这个的。先试着做正/ 反拍镜头吧。”安哲罗普洛斯答道：“我并不想做正/ 反拍镜头，我在这儿的目的也是为了试验。如果在学校里都不能这样做，还有哪儿能做？”教授终于发怒了：“那么就滚回希腊去兜售你的才华吧。”自此事件发生后，两人的关系一度势不两立，后来甚至到了“他不走我走”的地步。这期间，安哲罗普洛斯完成了第二个小型电影，放映时，全班同学都站起来鼓掌祝贺。但那位教授却十分不以为然。后来，教学主管对安哲罗普洛斯说：“对于学校来讲，你太成熟了。”意思是他已经太有自己的思想，早就超过了同届的学生，不适合再在学校学习。教学主管又说：“我知道你想很快就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你当然不能再和我们在一起，但我还是要给你一些免费的忠告。不要一开始就拍长片，先试着拍个短片吧。”当安哲罗普洛斯被开除的时候，许多人进行了抗议，其中包括乔治・萨杜尔教授。多年以后，当安哲罗普洛斯回忆起这段经历，仍有点激动，也有一些愧疚：“现在我觉得我错了。学校本该有纪律，即使基础课程亦然。但这次退学的经历对我很有帮助。……当《尤利西斯的凝视》在巴黎上演时，许多老同学都回来看我。我们走过拉丁区，寻觅往日勾留的踪迹，刚好看到一些当年的电影在戏院重映，一切都像从前一般。我们带了许多酒，喝了一整晚，最后跑到卢森堡公园，坐在长凳上，直到天亮。我想我当时可能错了。然而，不幸的是，那么多同学当中，我是唯一至今仍在拍电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