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法院为何不敢做无罪判决

　　 也就在那年夏天，昆明警察杜培武走出了监狱大门，他此前因为涉嫌杀妻被判处死缓，服刑期间真凶出现，他无罪释放重获自由。随着杜培武的获释，一个骇人听闻的“警察对警察的刑讯逼供”冤案成为舆论焦点，如何防止、纠正冤假错案也成了社会热点话题。

　　 十五年来，继杜培武案之后，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等诸多刑事冤案不断曝光，每一次都引发诸多讨论，官方也不断制定相关政策、规定，修改法律出台司法解释，希望有所改进。

　　 十五年间，陈瑞华作为一个资深学者，就冤假错案问题曾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或撰写相关评论文章，也多次被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相关部门邀请提供专家意见。

　　 15年后，当记者就这一话题提出采访请求时，陈瑞华一开始却是出奇地沉默，然后反问：“你觉得这个话题还有什么可谈的？”

　　 多年来，关于冤假错案的问题，无论是“司法独立”“权大于法”等制度性问题，还是“禁止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等技术性问题，其实学界无一没有探讨过。

　　 “但问题解决了吗？”陈瑞华指出，中国大陆多年的刑事司法体制，公检法已经形成固定的流水作业式的实践模式，这个总体格局不改变，解决刑事司法的公正性问题仍然任重道远。“冤假错案就个案而言，看起来都有一定偶然性，但其本质上是结构性问题，是中国刑事司法病症的总爆发。根子问题不解决，冤案发生就是必然的。”

　　 法院为什么不敢做无罪判决？

　　 记者：最近几年，中国最高法院等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诸多司法解释以及相关规定，避免错误判决造就冤案，为什么实践中看起来收效甚微？

　　 陈瑞华：我先反问一个细节，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在一些冤案被平反之后，相关法院的负责人对案件总结时，居然称“法院是有功的”，因为之前法院办案是“奉命行事”，但法院最后“刀下留人”，才使得当事人还能活着等到冤案昭雪。这种说法不觉得可笑吗？

　　 法院要想防止冤假错案，他得有一个能力，能够说“不！”敢于宣布无罪。但大陆的法院能做到吗？你们看看近年来大陆法院宣判无罪人数的数字，无罪率到什么程度了？十几年前，全国各级法院全年几十万刑事案件，判无罪的数千人；到了最近几年，刑事案件数量一年超过百万了，但判无罪的人才多少？不到九百个。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20年后，中国大陆还有无罪的判决吗？我把这称为“惊心动魄的数字”。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表明了什么？大陆的法院，从基层到最高，已经越来越不敢做出无罪判决了。但问题在于，刑事案件的质量在提高吗？犯罪嫌疑人真的都有罪吗？恰恰相反，那么多冤假错案表明，公诉案件只要一进入司法程序，结果几乎注定。

　　 从这个角度而言，大陆的法院在面对公权力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纠错能力，这是难辞其咎的。警察刑讯逼供，检察院滥用国家公诉权，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存在的，但如果法院能够坚持原则、保持底线的话，照样可以防止冤假错案，这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现在已经几乎完全失守。

　　 记者：中国刑诉法1996年就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强调“禁止刑讯逼供”，而且正因为诸多冤假错案发生，比如河南赵作海案，在中央政法委主持下，最高法院以及最高检、公安部等联合发布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按理这些年法院“敢于说不”的依仗应该是越来越多吧？

　　 陈瑞华：用“非法证据”排除的方式来治理冤假错案，在实践中其实效果是相当差的。我举个例子，2012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曾组织在北京某法院观摩刑事案件开庭，庭审中公诉方出示八份口供，当庭排除了两份，获得现场旁听的一片喝彩。但问题是，还有六份呢？实践中，只要有一份口供就可以定罪。所以指望非法证据排除来解决冤假错案能走多远？我一直觉得，利用非法证据排除来制止刑讯逼供，继而解决冤假错案问题，其实很悲壮，像堂吉诃德和风车的作战。各国法制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非法证据排除来解决刑讯逼供，因为成功率很低。在美国那样的国家，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成功率也是连10％都不到。

　　 记者：那你觉得要怎样才能解决问题呢？

　　 陈瑞华：要从源头上找治理的方式，就像大禹治水，不是等着出了问题被动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出台一些应景的规定，除了平息民愤、公众舆论，实践中几乎没什么作用。

　　 在具体案件中，法院之所以不敢坚持法律和事实宣判当事人无罪，核心原因在于：第一，不独立；第二，无权威；第三，跟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倾向于追究犯罪，放弃了公正审判的基本能力。

　　 先说独立性问题。当前大陆的司法改革，也想解决法院的独立审判问题，保证法院依法独立使用审判权，这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点。这一点从中央到地方到社会各界都有共识了。但实践中能不能真正做到呢？很多重大案件，尤其是命案，一旦发生必然引起党委、政府的重视，舆论也高度关注。法院很容易迁就当地的党委、政府，迁就当地的民众、公共舆论，以及被害人家属情绪。所以即便发现是冤假错案，肯定也不敢宣告无罪，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代价。

　　 其次是权威性。面对公安，面对检察院，大陆的法院一点权威都没有。强大的公安机关，政治地位比较高。现在地方上很多公安局局长不一定是政法委书记，但肯定是政法委副书记，地位照样高；检察机关地位也高啊，宪法上是法律监督机关，他可以监督法院，甚至同级检察院可以对同级法院立案，追究责任的。在极个别地方发生过，法院宣告无罪，检察院便直接抓法官。这种体制下，法院宣告无罪，要得罪公安、得罪检察院，它敢吗？面对可能的冤假错案，哪有纠正的勇气。

　　 最后，完全倾向于打击犯罪。实践中，大陆的很多刑事法官，有时比检察官追诉犯罪的倾向性还强，一点公正性也没有。这是因为多年实践传统，法院已经变成打击犯罪的第三道工序，法官是打击犯罪接力棒的第三棒，第一棒公安，第二棒检察官。

　　 记者：这些问题过去也说过很多次，但改变起来很难？

　　 陈瑞华：一方面要从制度上去改变。比如中国刑诉制度中，法官审案开庭前就全部阅卷，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立案、侦查、起诉的材料全都交给法院后，一个法官，把这些案卷看完，会先入为主，“被告人是有罪的”。导致后面的法庭审判完全流于形式，什么法庭调查、辩论都没用的，而且中国的刑事审判是有审限的，法官办案时间又很短，除非特别大、复杂的案件，大多就开庭半天审完。请问半天时间里，能给律师充分辩护的时间吗？完全通过阅卷产生的内心预断，证人不出庭，鉴定人不出庭，法庭审判必然出现一边倒——控方强大无比，受不到任何有效的挑战；辩方极为弱小，引不起法官的注意，整个法庭审判流于形式。

　　 很多冤假错案的例子还说明，即便是先入为主的阅卷和流于形式的审判，也能发现问题，证据不足，有可能无罪。但法院的考核体制使得法官要判一个无罪，比登天还难。如果法官判无罪，首先要汇报给庭长、分管的院长，要报告审判委员会开会，全法院里面看这个法官的眼神都是怀疑的，“是不是进行权钱交易了？”公安、检察机关不同意，法官还得去跟他们解释，还得跟政法委汇报去。反过来，判有罪有多容易？法官一个人就说了算，没人管他。可以这么说：一个法官判有罪，是一马平川，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职业风险；一个法官要去判无罪，会经历体制上的多重困难。从人性的角度，你说他本能地会宣告有罪还是无罪？

　　 还有一个问题是功利主义的风险转移。很多冤案都能看出，上级法院不敢承担责任，把大量的风险转移给下级法院，明知道案件有问题，上级法院不直接宣判无罪，退回给下级法院重审，但下级法院很多时候是没法承担风险的，面临政法委的压力，面临公安、检察院的压力，面临被害人的上访，最后就出现了一个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留有余地的判决”，基本规律是上级法院不敢坚持独立审判的精神，把风险转移给下级法院。一方面希望下级法院不要动辄宣告有罪、判处重刑；另一方面，也不希望下级法院直接宣告无罪。然后就出现了最奇特的一种法律现象，明明证据不足，可以宣告无罪，却对被告人定罪，但又量刑从轻，留有余地。我过去写过文章指出，很多中国冤假错案的发生根源都在这儿。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法院不敢坚持独立审判精神。

　　 以上这些，都要从制度上去解决。

　　 但另一方面，也要从法官自身找原因去改变。我是国家法官学院的兼职教授，我给法官们讲课时，经常举一个例子，当年某一冤假错案发生后，舆论压力极大，当年办这个案件的所有人员都被调查甚至“双规”，后来其中一个当年的办案人员就跑到一个墓地上，咬破手指用血写了“我冤枉”，然后自杀了。我在讲课中提出，维护司法公正、纠正冤假错案，跟每个法官的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不能做到，你自身难保！”我讲到这里时，全场鸦雀无声，法官们不再交头接耳议论，听得十分认真。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也提出倒查问责制、责任终身制。这对司法官员影响很大，影响他们今后的前途命运。

　　 公安、检察院的公权力必须有所约束

　　 记者：你刚才说过，中国刑事司法是一个流水作业式操作。如果追究源头，防止冤假错案恐怕不能只指望法院这最后一道防线，应该往上寻找原因？

　　 陈瑞华：我个人觉得，检察机关造成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现在总的研究不够，缺少认真反思的精神。在中国大陆，根据《宪法》，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还是一个法律监督机关，可以监督公安机关、法院、监狱，等等，防止他们违法办案。

　　 正是这种检察机关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强势的地位，导致法院很多时候不敢宣告无罪，这是一些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检察机关可以对同级法院法官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这不就是让所有法官生活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中吗？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你如果没事，你怕他干吗？我的回答是：中国目前体制下，谁不怕查呢？而且抓的不一定是宣判无罪的法官，法院里随便抓一个法官，整个法院工作都会受到冲击，产生负面影响，法院院长出于受到的压力就会阻止无罪判决。

　　 我曾在最高检察院的会议上，毫不隐讳地说过，检察机关强大的监督权，可以对同级法院立案侦查，是中国冤假错案难以禁止的重要原因。我认为，应该禁止同级检察机关对同级法院立案，以后对法官的立案，一律交给省一级检察院甚至是最高检察院。

　　 除了检察院的法律地位外，中国法律给公诉方的权力也过大，造成控辩双方严重不平等。

　　 比如法律明文规定，一审判决出来后，检察院一旦抗诉，二审必须开庭；但如果被告人不服上诉的话，并不必须开庭，连开庭都不开庭，还纠正什么冤假错案？如果一个生效判决，检察院认为有错，提出抗诉，法院必须再审，这是启动再审的法定理由；但被告人及其律师的申诉要想提起再审，非常难。申诉和抗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此外，中国检察机关拥有批捕权和公诉权，这两个权力合二为一导致检察院侦办的案件只要一批捕，就是定罪的前奏，量刑的预演。批捕这个权力在西方国家，几乎都是交给法院的。因为批准逮捕权很严重，一旦逮捕，就会让人感觉这个人是有罪的。这个权力不能交给警方和检察院的。捕诉合一的体制，权力高度集中，逮捕错了，公诉就要错了，一错到底。有些冤假错案的发生，检察机关是始作俑者。当初捕错，为了证明自己捕对了，必须公诉出去，并给法院施加强大压力。这么多年来，法学界一直在呼吁，把批捕权交给法院，但一直没有实现。

　　 我举这几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大陆强大的检察机关拥有强大的公诉权，法律赋予其在追究犯罪角度上无穷无尽的资源，带有垄断似的很多诉讼权力，给被告人、辩护人的权利却极其弱小。一旦发生了冤假错案，推动程序纠正起来非常困难。

　　 记者：说完检察院，下一步应该是公安机关了吧？

　　 陈瑞华：公安机关承担着90%以上的刑事案件侦查，是大多数刑事案件的第一道关，但体制决定了其侦查权几乎不受限制，甚至可以说在有些情况下是肆无忌惮行使侦查权，中国大陆的公安机关权力之大，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尽管这几年有一些改革变化，但变化还是太慢。